《新诗典时代》：李岩《十年新诗典就是千秋伟业》

十年新诗典就是千秋伟业

李岩

2011年7月14日下午四五点的样子，隔壁办公室的刘斌敲开我的门，在门口把头探进来说“伊沙《新世纪诗典》推荐你的诗了。”我知道伊沙在网易开了荐诗栏目，也见过自动弹出的“网易头条”，但并未点开看过，可见我有怎样愚钝，而不是敏感。随后我看到了网易头条那个不无夸张的标题“××成大诗人了”，还有伊沙的推荐语。刘斌不是我同事，只是与我早已辞去主编（官拜副乡级）的那家地方小刊干过活，刘斌不是抢了我而是抢了其他几人的饭碗，我对刘斌心存戒备；直到后来我主编纯文学美术民刊《沙漠之花》那几年，我和刘天雨、袁旦、刘斌共同发起了“沙漠之花诗歌节”（几年后改为“沙漠之花读诗会”），我仍未放松对刘斌的戒备之心，刚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年轻人不管你怎样对他好，他们就是抢——没有任何原则。我对刘斌的戒备来自另一个捷足先登的典人，那货反复权衡，大概觉得新诗典会影响他成为一个官方作家的远大前程，在两次被推荐后，主动疏离了新诗典。因为缩头缩脑，鬼眉怪眼，这货，飞起一脚自己把自己从现代诗歌的大本营踹出去了。有一次步行上文联单位斜坡，我算了一下，我比刘斌整整大了三十岁，这叫我吃惊，我们是截然两代人，还远远不止，我多少有点释然。刘斌是我与新诗典的彩虹桥——他是一个使者，我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是因为农历七月十四是我生日，这绝对是撞上的，而不是有意为之。新诗典这样撞上的美事数不胜数，可见它与诗人间怎样心有灵犀，它几乎先天性地种进诗人心里——它就是我们的缪斯。

这首诗就是《人民，在腊月的傍晚拥挤在公交车上》，新世纪诗典前面三个多月我是倒回去看的，震了我的一是沈浩波的《玛丽的爱情》，一是唐突的《中国戏曲》，可以说这两首诗我是推崇备至，写得极为传神。之后，新诗典又推荐了我的诗，最初那几年，我还是满额，直至《夕阳西下》日薄西山，当然这不是结局，我还在挣扎在拼老命——不是纳老命，因为我深信，新诗典随时随地都可能激活你的生命。

转眼，伊沙编了十年，我和许多人一样跟读了十年，屁颠屁颠地，这块磁铁牢牢吸住了我们，天天如此。不要说主持人伊沙十年付出了怎样的劳动和毅力，就说我们自己，跟读十年，又是怎样的情景。这十年，不光把我从世俗沉沦中重新变回了一个诗人，也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严格的读者，谁说新诗典不是一种训练呢？——而这正是我跟读新诗典的双重收获，这样说，我想也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怎样评价新世纪诗典都不过分，但我们更需要准确地说出。

我有三个看法：新世纪诗典是中国所有文学艺术界最重要的事，没有之二（它唤醒了那么多人，唤醒了时代梦魇，使之趋于真实和美，让我们在语言的真实和美中安身立命）；口语诗是中国所有文学艺术领域最大的一件事，没有之二；伊沙新世纪诗典每日点评这些闪光的碎片合计百万余言，是五四新文化白话新诗诞生之后最重要的诗论，当然没有之二。

1990年，诗人严力在纽约创办的《一行》发了我两首诗《生命诗章》《一张桌子、一杯水》，还是头条，对一个刚开始发表作品的作者刺激可想而知。从陕北去西安时，我到外语学院行政楼二楼找在党委宣传部编校刊的伊沙要本《一行》——刚毕业不久的伊沙是《一行》国内代理人之一，这是我们初识。然后一起下楼，到一楼角上学生会见到还在日语系上学的俊逸青年蒋涛，蒋涛戴顶很“扎势”十分好看的黑帽子，这时我并不知道蒋涛是个“日本鬼子”，当然，他给“李大叔”说起他的风流韵事和骡马市（西安东大街当时最繁华的服装街）当街“吊傍”也是以后的事。三年后的1993年，我们三人又在西安《创世纪》杂志聚首，风风雨雨待了一年，伊沙以《创世纪》这段经历，写了他第二部长篇小说《迷乱》（第一部长篇是《江山美人》）。从初识伊沙至今整整三十一年，我才从一个诗友到伊沙的铁粉，它再次说明，我有怎样愚钝。我与属马的伊沙有一种天生的机缘（我认识不少属马的，大都如此），也可见认识转变的艰辛与漫长——你们就把我当洗心革面的反面教材吧。这也是认识一个巨匠的过程，在这儿，大师有点欺负人。

套用新诗典主持人伊沙在2021年4月4日“新世纪诗典十周年云诗会”上发表的即兴演说《小长城》中的词，这是一个人的长城——我们都是石块和砖瓦，因不会弄没有参加十周年纪念云诗会的我是如饥似渴读完这篇即兴演讲的——我庆幸参与了这个现时代的《河岳英灵集》的全程，因为诗，我们在这个慌慌张张、乱云飞渡的时代定神。

新诗典，为我们定神。

2021.6改定于陕北石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