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根据相关的法规，只有1949年之前明确来源或者出版著录的才能在内陆上拍。因此，存世的青铜器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符合上拍要求的，往往级别并不高，而有一些级别不错的，却又没有如此早的来源记录，两者兼顾的，几乎极难见到，下面是保利呈现的堪称是级别最高的商代重器，和传世实物比对，其出土年份可能追溯到明代，而且有着极为权威的早期出版著录！
1.吴式芬，《攗古录金文》，卷一之二，第五十七页，1850年3.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卷下，第三十八页，1854年4.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卷八，第八页，1896年5.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十七，第二十三页，1899年7.罗振玉，《殷文存》，卷一，第十六页，1917年8.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七，第二十页，1935年9.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二十二页，1936年10.林巳奈夫，《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二百六十四页，1967年11.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页，1981年12.严一萍，《金文总集》，编号2008，1983年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编号10537，1984年14.季旭升，《金文总集》与《殷周金文集成》铭文器号对照表，第五十二页，2000年15.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第四百四十六页，2007年16.刘雨等编，《商周金文总著录表》，编号11541，2008年1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编号04005，2012年18. 严志斌《商金文编》二百六十六页、四百一十一页，编号10537，2016年；19.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五百八十五页，编号5009，2017年；20. 容庚编著《金文编》一一一五页、一三四二页，1985年 张振林、马国权摹补；21. 张懋镕《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五百七十页，序号175，2016年；2015年纽约佳士得藤田美术馆专场拍出了一个方尊，一个方罍，都是高级别的方器，两件都拍出了约合2亿多人民币。而方彝这一器形的级别，要比方尊或是方罍都高半级。而且，方彝又是所有的器形中存世最少的一种，我们盘点公私所藏，如今存世的方彝大概只有100多件，其中，1949年之前著录的只有十几件，这个数字要远远少于其他的重要器形！该方彝高13.14、口横14、口緃12厘米。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出土时未见其盖，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鼓腹增添了器体在造型上的曲线变化，使器物在庄重中不失优雅，肃穆中平添生气。周身八条厚重的扉稜更强调了器形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得器物显得更加稳重大方。传世曲壁鼓腹方彝皆为重器，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作册夨令方彝，日本根津美术馆的荣子方彝，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折方彝等。目前已知世界范围著录的这类方彝仅有17件，绝大多数为博物馆收藏。康丁方彝是目前可合法流通的唯一曲壁鼓腹方彝。
商 妇好方彝 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高36.6c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在商周青铜器里，方彝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存在！因为这是商周青铜器里面，唯一的一种做成房子形状的器形。《周礼·考工记》载：“商人四阿重屋。”妇好偶方彝盖部之下有排列的椽子，便是对房屋模仿的铁证。商人用自己建筑结构的造型设计一件青铜礼器，彰显方彝是器中之王的顶级地位。方盖的形状，就是当时四阿形的屋顶，长方形的器身，便是房屋的四面墙，商周青铜工匠用建筑的理念去做了一种高级的青铜礼器，同时，还配以精美神秘的纹饰，十分别致。
事实上，在同时期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这种特殊器形的具体名称，存世实物铭文中也未见器名。“方彝”一词则是后来才有的。“彝”本是青铜礼器的通称，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便写道“皆盛酒尊，彝其总名。”所以在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宝彝”、“尊彝”这样的字眼。到了宋代，宋代的《博古图录》称侈口无盖之簋为彝、《宣和博古图》将一种器腹侧面与横截面皆为长方形，四隅及中间有扉棱，底下有方圈足的无盖器，称之为彝。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指出，此种方形彝无所系属，故别为一类，乃名之曰“方彝”，容庚先生的叫法被约定俗成的沿用至今。
前文说到，如今存世的方彝大概只有100多件，其中，1949年之前著录的只有十几件。其中大约是两个原因，其一，历史上方彝制作的时间很短，方彝最早大约出现在商代的晚期，后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后则基本绝迹，因此，方彝只见于历史上青铜器的最巅峰时期！其二，方彝基本只见于诸如妇好墓这样的高等级的墓葬中，绝非一般贵族可享用，所以，如今所能见到的每一件方彝，几乎每一件都十分精美。根据统计，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商代方彝总共只有17件，其中15件出自安阳殷墟，2件分别出自陕西和山东。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方彝的确是商代王室专用之器，而山东、陕西所出的商代方彝，极有可能是商代灭亡后部分遗民带离所致，或作为战利品赏赐与周人贵族。所以，方彝器形的级别之高，可见一斑了。
此器内底铸铭文四字，为典型商晚期的字体和文风。关于铭文的解释，历来有“康丁女皿”，“康女丁皿”，“女康丁皿”等多种意见。“康”是是祭祀对象的名号，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研究》指出：“康字训安乐，训和静，训广大，训空虚。......康字必以和乐为其本义，故殷周帝王即以其字为名号。“有趣的是，商朝第二十六位帝王的庙号也是康丁。吴镇烽先生解释，“上古时期，王侯可以称”孔甲“、”康丁“，一般贵族也可以用其命名，”母康丁，皿“就是皿族首领过世的母亲，名叫康丁。这件方彝就是皿族首领为祭祀母亲康丁而铸造的礼器。唯传世铜器人名中冠以康得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方彝受祭人的地位。
图注：本器铭文拓片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本器铭文拓片对照典型的传世皮壳，见证了明清两代青铜鉴赏学蓬勃发展的盛况。
整器皮壳色泽均匀莹润如玉，在淡枣皮红的底张上间有斑驳的红斑绿锈。其绿锈纯青如翠，红锈如丹，正契合了曹昭《格古要论》中对古铜色的鉴赏标准，是历来鉴藏家所宝爱的传世皮色。
本器与戉箙卣应为传世年代早于清中期的罕见早期传世铜器例子，其出土年代可能上推至明代。上海博物馆所藏，清宫旧藏的戉箙卣皮色与本器接近，而不同于一般清宫旧藏铜器磨光敷蜡的黑皮壳。本器与戉箙卣应为传世年代早于清中期的罕见早期传世铜器例子，其出土年代可能上推至明代。
其主体花纹是阔口獠牙、鼓目曲角的兽面纹（过去称为饕餮纹）布置在四壁角隅，以扉稜为兽面鼻梁，同时与方彝的鼓腹相配合，突显了兽面的立体感，做到了器形和纹饰的和谐统一，每组兽面后下方又增饰由七个小乳丁构成的圆涡纹，布局精当，疏密有度。颈部和器足的夔龙纹也是以四角的扉稜为中心，两两相对布置，从四壁正面观看则为相背而行的夔龙，从四角观看又是四组兽面纹，与腹部的兽面纹主从相配，相得益彰，呈现了方彝装饰的狞厉之美。地纹采用细如发丝的云雷纹，回旋盘绕，一丝不苟，做工非常精到。该方彝造型与妇好偶方彝、耒方彝有相似之处，但更接近西周早期的万甫方彝，纹饰和铭文字体具有商代晚期的时代，所以它的时代应断定在商代晚期后段，约在帝乙、帝辛（纣）时期。
其兽面纹层次分明，凹凸有致，突出了眉、眼、鼻等各处的刻画，给人以庄严凝重之感。其鼻梁处以扉稜的形式表现，扉稜的雕铸亦笔直厚重，其丰富的层次与雄强的气势可谓商周青铜礼器中最高级别的纹饰工艺，与皿方罍器身所使用的的兽面纹搭配云雷纹，结合扉稜的雕铸工艺可相互参照，二者均给人以雄浑庄重，富丽堂皇之感，是为商周青铜礼器狞厉与雄强之典范。
此外，这件方彝的样式，堪称为后世仿古提供了典范，可见其器型之经典！中国的仿古之风自始有之，其实这本身亦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一种见证。而宋代则是开明清仿古热潮之始，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五百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并真心地热爱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劲吹制造了条件。而时人所能见到的商周青铜礼器就成为当时仿古器物的重要灵感来源，此件方彝，无论其纹饰与造型各个方面均在明清商周青铜礼器的收藏体系中独树一帜，历来被视为仿古两周方彝的标准样式，可参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白玉长方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