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斯蒂芬·茨威格的困惑
很早便开始读斯蒂芬·茨威格，对他在华语世界里的巨大声望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某一天，当我对这位伟大作家产生了某种困惑和怀疑时，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我还是感到怀疑和困惑。
令我疑惑的，不止是他对纳粹针对自己犹太同胞的疯狂杀戮少有（甚至没有）激烈反弹，而是一直到他被迫流亡的前一天，都没有放弃与纳粹政权妥协乃至于形成某种“默契”的努力。尽管在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他表现出了对时局、对他所看到的事实相当的惊惧与惶恐。即使单纯从文学创作来讲，曾经有很多论者都谈到，茨威格并不是那种能够写出“宏大题材”的作家，他的创作面实际上比较狭窄。的确，茨威格是个完全沉浸在自我精神世界里的人，他的视野并不是很宽阔，他对社会尤其是对底层社会的认知比较欠缺。事实上，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写出传记《玛丽·安东内特》之后，茨威格就开始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和对往昔的浪漫回忆之中。他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说道：“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作家，我所缺少的正是无瑕的淳朴和从事重大构思的能力。”
1933年5月10日的晚上，德国柏林的歌剧广场中央，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年轻的德国大学生正在歇斯底里地将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搜集来的大量书籍进行焚烧，周围有数千人在观看并叫好。被焚烧的包括近百位德语作家的书籍和部分被翻译成德文的外国作家的书籍。德语作家包括亨利希·曼、布莱希特和茨威格，外国作家则包括高尔基、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等。
这一事件令居住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惊讶得合不拢嘴。事实上，就在同一天晚上，德国多个城市都有群情激奋的学生在焚烧书籍，被焚烧的书籍中皆有茨威格的著作。茨威格一下子蒙了，他不明白，自己的书到底触碰了第三帝国的哪项法条？而事情的发展却已经不以他是否明白为转移了。这无疑是一次郑重的提醒，比他最好的哥们儿、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对他的提醒更为有用。
在此之前，已有奥地利本土纳粹从维也纳赶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家进行盘查。茨威格认为，自己被盘查，可能是因为纳粹将他误认为是阿诺尔德·茨威格了，一定是纳粹认错人了。在斯蒂芬·茨威格看来，阿诺尔德·茨威格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犹太人里的“异数”，受到盘查是“应该的”。约瑟夫·罗特告诫他说：你被盘查，不是因为你姓茨威格，而是因为你是犹太人，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是文明的文人、自由主义者。
茨威格最初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不愿意相信罗特说的是真的，并认为自己或许能够成为“例外”。他始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与纳粹政权相安无事。他甚至认为焚书事件并非出于希特勒、戈培尔以及任何纳粹政府官员的授意，而是不懂事的大学生自发干的，他们不过是一群激进又不听话的毛孩子而已。他在与约瑟夫·罗特的争辩中，相信会有某种“理智”能够慢慢战胜当前局势的“莽撞”。茨威格相信，纳粹瞄准的是政敌、左翼人士、共产党人以及那些争强斗狠的人，而他——斯蒂芬·茨威格，不仅是成功作家，还是本分人士，从不与任何政治派别发生联系，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说任何让纳粹不高兴的话。他相信这样应该能从纳粹政权那里得到某种妥协，可以让他继续留在他位于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气势恢宏的古堡式的家里。
彼时的茨威格甚至认为，同为奥地利出生的说德语的人，同为喜欢艺术的人，阿道夫·希特勒会对他这个驰名世界文坛的“老乡”有所眷顾，即使不会引为座上宾，也会网开一面。许多资料都表明，茨威格对在纳粹统治下闭嘴苟安尚存不少幻想。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攀附德国的权贵、出版商，极尽低调妥协之姿态。他这样做，也是存有这场灾难会很快结束的希望。一直到1933年末，他还在为自己和纳粹政权之间的妥协做着最后的努力。他甚至写信给德国的出版机构，声言自己与德国著名的反纳粹作家克劳斯·曼（大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划清界限”。
对那位与他同姓的犹太人——阿诺尔德·茨威格，斯蒂芬·茨威格从一开始就无好感。这种恶感并不仅仅来自于“文人相轻”，更源于二人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不同频。阿诺尔德不仅是德国共产党人、左派作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斯蒂芬·茨威格看来，还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人。阿诺尔德是德国最有钱的作家之一，为人十分高调，公开与法定妻子和情人共同生活；这让“正统”的斯蒂芬·茨威格完全无法接受。所以，茨威格认为，像阿诺尔德这样的人，被纳粹“关注”或许是应该的，而像自己这样安分守己的作家，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无害甚至有益的。最终，还是约瑟夫·罗特将他从幻想拉回了现实，救了他的命。罗特警告茨威格：“犹太人被迫害，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罗特再三请求他赶紧离开萨尔茨堡，去英美或者南美，越快越好！
约瑟夫·罗特（1894—1939）
茨威格是带着深深的困惑与不情愿离开纳粹统治区的。他既不像他所反感的阿诺尔德·茨威格那样，选择逃往犹太人的出身地巴勒斯坦去寻根，也没有像反纳粹的克劳斯·曼那样，加入盟国军队参与对纳粹法西斯军队的反攻。他内心的复杂与纠结，部分反映在了流亡之后所创作的作品里。他的困惑实际上至死都没能消除。
茨威格的困惑，事实上也是当时生活在欧洲德语区所有与他有类似身份的犹太人的一致困惑：我喜欢艺术，不偷不抢，安分守己，谨言慎行，不参与、不关心政治；如果一定要做出选择，我会选择支持纳粹政权，甚至可以捐出大部分金钱，并自觉远离一切左翼组织和个人，明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人接触……可是纳粹为什么还要把我关进集中营，最后还要杀掉我？
茨威格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不得不流亡。他一定想起了他喜欢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卡夫卡的过早离世，让他没来得及看到自己的担忧和预言成真；茨威格多活了十几年，无奈地看到了“昨日的世界”支离破碎，让他的“三观”彻底崩塌。在这种心态下，他没有选择拿起枪杆或笔杆，去和纳粹政权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做遗民也不可能，剩下的，恐怕就是避免不了的一条路了。
斯蒂芬·茨威格的困惑，事实上也是很多同时代作家的困惑。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母亲是鲁宾斯坦的学生；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俄罗斯和苏联著名画家，给托尔斯泰的作品画过插图，曾坚决否认自己的犹太背景，并接受洗礼。帕斯捷尔纳克从小到大极少提及自己的犹太背景。当他被苏联作家协会“清洗”，尤其是当他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被批判，人们普遍称他是“犹太佬”；这令他感到无比困惑。他不知道，哪怕从父辈那里就从没自认为纯粹的犹太人，却依然要承受那些人对这个民族的排挤与蔑视。
好在，困惑的茨威格与困惑的帕斯捷尔纳克都遇到了前来拯救他们的女人。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与比他小二十八岁的女人（也是最懂他的女人）伊丽莎白·绿蒂，相互拥抱着死在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公寓的床上。
1949年10月9日，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因苏联作协的诬告被逮捕。审讯者把她关进存有几十具尸体的太平间，逼她交待帕斯捷尔纳克的种种反苏言行。伊文斯卡娅毫不惧怕，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一口咬定《日瓦戈医生》手稿是由她交到国外的，同帕斯捷尔纳克无关。在被排挤的孤独中，帕斯捷尔纳克绝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娅在一起。伊文斯卡娅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他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所接受，并劝他原谅现在反对他的那些人。帕斯捷尔纳克曾多次试图自杀，都被伊文斯卡娅阻止。伊文斯卡娅的鼓励是帕斯捷尔纳克能够活下去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个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二十二岁的女人，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既没有获得妻子的名分，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金钱和名声的补偿，反倒为他坐了五年牢狱，几乎付出了自己和家人的一切。
两个女人，挽救抑或说慰藉了两个伟大却并不坚强、甚至充满困惑的作家心灵。这至少令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美好的爱情。她们或许是上天赐予茨威格与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天才的礼物，不是谁都能够碰到，更不是谁都能够有幸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