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坤 | 再辨陈寿“索米”说

杨耀坤先生

关于陈寿“索米”一说，是由《晋书·陈寿传》的记载所引起的。《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云：‘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议者以此少之。”唐宋以来的学者，对这一记载有相信的，有怀疑的，也有否定的。如唐代的刘允济、刘知几，宋代的陈振孙都相信其说。刘知几《史通·曲笔》云：“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三国志》也说：“乞米作佳传，……难乎免物议矣。”而王应麟在《困学纪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却提出了怀疑。清代学者朱彝尊首先提出否定意见，他在《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中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朱氏的辨驳是精当的。其后杭世骏、王鸣盛、赵翼、潘眉、尚鎔、俞正燮等都对朱氏之论有所阐发和补充，其中固不乏精辟之论，但也有偏颇之处。如杭世骏说丁仪、丁廙是曹植的羽翼，极力助曹植争夺太子地位，“是夺嫡之罪仪、廙为大，与吴之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皆在不赦。而仪与鹰又特宠而害贤，毛玠、徐奕、何變、桓阶之流，当世所谓鲠臣硕辅，耻为阿屈仪等，化青蝇而成锦贝，莫不交构其恶，疏斥之而后快。然则之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孔壬之尤者也。史安得立传？”又说王沈、鱼豢、张骘无求于丁氏，而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张骘《文士传》皆揭二丁之短，陈寿却有为二丁讳短之处，如“毛玠，仪所谗也，玠出见黔面，其妻子没为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寿不属之仪，而第曰‘后有白玠者’，白者谁也？非仪则廙也。寿盖为之讳也”。王鸣盛也说丁仪、丁廙有意陷害毛玠、徐奕、何變、桓阶等“鲠臣硕辅”，因而二丁“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潘眉也说丁仪、丁廙“党于陈思王（曹植），冀摇冢嗣，启衅骨肉，……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本世纪20年代，四川学者刘咸炘曾著《三国志知意》，对此问题评论比较公允。他说：“按诸家说甚明，惟传（《晋书·陈寿传》）云或曰，本是疑词。而二丁之不当立传，又非以其奸。史不以立传为褒，唐以前人犹知之。史之所书，本非限于忠正，杭（世骏）、潘（眉）之说欲极其论反成支谬，乃刘知几所谓画蛇添足者。且二丁善（曹）植，见恶于（曹）丕，王沈、鱼豢之所书，乃是丕党之言，何足为信。善植本非不义，夺嫡岂可为罪？……承祚（陈寿）止言为植羽翼，本非贬词。毛玠之事不书二丁，殆本非由二丁，未必承祚为之讳。……二丁本可不立传，朱氏（彝尊）之言已足矣，无取多为支词也。”

60年代初，缪钺先生编的《三国志选》以及前几年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均在“前言”中对上述问题作了阐述，并在后书“前言”注释中转录了陶懋炳《陈寿曲笔说辨诬》的补充论述：“《陈思王植传》明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如据此记载，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这条论据对否定陈寿索米说是很有力的。

今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的方诗铭先生《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一文（以下简称《争夺》），重新肯定了陈寿索米之说，这对深入研究陈寿的修史态度是有裨益的，只是《争夺》所提出的论据还值得商榷。为了问题的深人讨论，笔者不揣浅陋，略抒管见，以就教于方先生及读者。

《争夺》关于陈寿索米说的前提，是肯定丁仪、丁廙之子还存在于西晋，这就与上引《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的记载相矛盾。笔者认为，既然丁氏之男口都被诛杀了，哪能还有二丁之子存于西晋呢？故《晋书·陈寿传》也只能笼统模糊地说丁氏之子，指不出具体人名。但为了讨论《争夺》所提出的论据，仍姑且假设二丁之子尚存于西晋。

《争夺》谓王沈站在曹丕方面，他所编撰的《魏书》对丁仪、丁廙兄弟“当然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陈寿所说的‘为尊公作佳传’，应该即是针对王沈《魏书》而发的”。按“佳传”的反面应是“丑传”。按照《争夺》的说法，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的条件是将王沈《魏书》中丁仪、丁廙的“丑传”改为“佳传”。那么，二丁之子拒绝付米，陈寿就应该在《三国志》中保留丁仪、丁廙的“丑传”，为什么竟不为之立传呢？又为什么陈寿还在《王粲传》中夸奖丁仪，丁廙“亦有文采”、在《刘廙传》中称赞刘廙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呢？

《争夺》又谓：“由于索米不遂，陈寿《三国志》的《魏志》不但不为丁氏兄弟作‘佳传’，而且对其父丁冲的功绩也一笔抹杀”。《争夺》此论的证据有以下两条：

（一）袁宏《后汉纪》卷二八载：“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承鲁充、尚书郎韩斌与（李）傕将杨奉、军吏杨帛谋杀傕。会傕以他事诛帛，奉将所领归汜。”《争夺》又引陈寿《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李）傕将杨奉与傕军吏宋果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傕众叛，稍衰弱。”《争夺》谓这两条史料所述的是同一件事，这是正确的。但《董卓传》中未提及丁冲，《争夺》便谓陈寿“为了回避丁冲，将‘侍中丁冲’等人与杨奉谋杀李傕的行动完全删除”。这一推论就不大恰当了。陈寿《三国志》撰于西晋初，袁宏《后汉纪》成于东晋，范晔《后汉书》著于刘宋。但在范晔《后汉书·董卓传》中，竟连杨奉与军吏谋杀李傕事都未记载。在《后汉书·杨震附奇传》中虽记载了上述事件，但也未提丁冲之名。《杨震附奇传》云：“（杨）奇，灵帝时为侍中，……帝崩后，复入为侍中、卫尉，从献帝西迁，有功勤。及李傕胁帝归其营，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晔、杨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这里所说的杨奇，就是《后汉纪》里的杨琦，所述也是同一件事，而却未提到丁冲。要说范晔有意抹杀丁冲的事迹，比说陈寿抹杀还要符合逻辑。

（二）袁宏《后汉纪》卷二九载：“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左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争夺》在引完此条材料后，说这条材料“全不见于《三国志》，由于丁冲被封为列侯，是‘赏有功’，即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建立的功绩，也同样被抹杀”。这一论断也很值得商榷。在范晔《后汉书·献帝纪》中也有这条记载：“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同样未点出丁冲之名，也不能因此就说范晔有意抹杀丁冲的功绩。固然《三国志》完全未载13人封侯事，但《三国志》的《武帝纪》是假汉年而记载曹操之大事，怎么能将汉献帝的封侯事载于曹操名下呢？又《争夺》所说的‘赏有功’即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建立的功绩”。事实也未必如此。《后汉书·献帝纪》与袁宏《后汉纪》都将董承等13人的封侯事置于建安元年八月辛亥（十八日）后庚申（二十七日）前。八月辛亥是曹操至洛阳之日，庚申是汉献帝从洛阳迁许都之时，也就是说，董承、丁冲等被封为列侯，是汉献帝还在洛阳之时。这时曹操刚到洛阳，还不可能完全控制汉朝廷。《后汉纪》谓曹操至洛阳后，“陈韩暹、张阳之罪。暹怖，单骑奔走。上以暹、阳有翼驾还洛之功，一切勿罪”。这说明汉献帝还未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接着，汉献帝就封董承等13人为列侯，大概也是封赏他们“翼驾还洛之功”，而不是曹操有意封赏他们“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建立的功绩”。因为封侯的第一人是董承，董承自始至终都是反对曹操控制汉献帝的。当建安元年初汉献帝从长安东迁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时，曹操就派遣曹洪带兵前往迎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曹）洪不得进。”对这样一个阻挡曹操特使接近汉献帝的董承，曹操决不会对他封赏。在被封侯的13人中，还有种辑也是反对曹操的。当汉献帝迁许都后，董承遂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联合刘备谋诛曹操，而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可见董承、种辑至死也是反对曹操的，曹操怎么会封赏他们呢？

至于丁冲是否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事业立了功绩，功绩有多大，是否就应封为列侯等问题，也都值得研讨。《争夺》引《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所载丁冲与曹操的书信云：“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认为这就是使曹操“萌发”“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图的言论，并把此信的时间判断得很早，说“可能是在曹操逃离洛阳，前赴陈留参加关东牧守讨伐董卓的战争之时”，亦即中平六年（189年）之时。这一判断与《魏略》所述不符，《魏略》云：丁冲“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既然说“时随乘舆，国家未定”，就应为汉献帝迁出洛阳之后。洛阳本东汉故都，如汉献帝米出洛阳，不应说“未定”；又《魏略》明言“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按《三国志·魏书·张杨传》云：“天子之在河东，杨将兵至安邑，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野王即河内郡地，则丁冲与曹操的书信，应在汉献帝还在安邑之时，即兴平二年（195年）末至建安元年（196年）六月前的这段时间内。而早在初平四年（193年）毛玠就正式建议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此言较丁冲与曹操的信要早两年，当然就不能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念头是由丁冲的信所“萌发”的。并且丁冲的信也只建议曹操“匡佐”朝廷，并无“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在曹操至洛阳后，董昭向曹操说：“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董昭这里所说的“匡弼”，亦即丁冲所说的“匡佐”。但董昭却认为“今留匡弼，事势不便”，只有把汉献帝迁到许县，才能“行非常之事”，也就是毛玠所说的“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之事。又荀彧劝曹操迎汉献都许时也说：“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这里也是毛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之意。然而在汉献帝迁许都后，毛玠、董昭、荀彧并不因为有上述建议就得曹操的封赏。甚至毛玠一生都未得到封爵。荀彧与董昭还是在曹操击败政治大敌袁绍后，曹操加上他们的前后功绩，才于建安八年与十二年分别封他们为万岁亭侯与千秋亭侯。即使丁冲与曹操的信确有启发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曹操也不可能单凭一封信就封丁冲为列侯。更何况丁冲被封侯时汉献帝尚在洛阳，曹操还控制不了汉朝廷。因此，丁冲之被封，实与曹操无关系。

又据上引《魏略》所载，丁冲在随汉献帝迁许都后，曾为司隶校尉，“后数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则丁冲之醉死在建安初年，如严格按断代史的体例，丁冲即使应载人史策，也只应载入《后汉书》，而范晔《后汉书》中却无丁冲之名，这就可旁证陈寿《三国志》之未载丁冲，并非出于有意。本来西晋时并不存在丁氏之子，《晋书·陈寿传》之记载只是无根据的传闻。各种证明陈寿索米之说，都是经不住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