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谈名角“跟包的”：以后还不知有什么新花样

　“跟包的”这个名词，早就有。不过据戏界老辈人云，现在与从前的情形，大不一样，明清两朝戏班，都是穿公众的行头，用不着跟包人。咸丰以前，还是如此。因为彼时没有自制行头的人，有的人自己带一个网子，因为公众的网子，有时与自己头形不合，用着不合式，所以往往有人自制。再者，就是武脚自己带一双靴子。

　同治年间，名青衣胡喜禄，才自己特制行头。从前戏界人都说，他是有私行头的头一个人。武生戴的花罗帽，则是由名武生李春来，私自创制出来的。他戴出之后，人人说好看，遂风行起来，至今未改。以后私制行头之风，就渐渐地盛行起来了。于是好脚都要有一个跟包的人，最初不过是把私有行头送到戏馆应用，并不代为扮戏，一切穿蟒扎靠等等，都由班中管箱人伺候，不过也帮着招呼招呼。后来好脚自己又带管穿衣服之人，旦脚自带梳头化装之人，则跟包人，完全变成跟人了。

《洗浮山》余叔岩饰贺天保

　再者，从前也没有自己带茶水的。后来好脚，恐怕班中水不干净，或怕人下毒药害自己，于是多自己带茶叶，而仍用班中之水，几十年来，有了暖壶，遂又都由家中带水，水壶便归跟包的管理。然脚色在台上喝水（行话叫做饮场），则由跟包人，把水倾到杯中，在下场台帘内，递与检场人，再交脚色饮用，而跟包人绝对不许到台上去。在光绪初年，尚是如此，后来慢慢地，就立在台上来了。是台上又多了这么一行人，乱哄他下去，他还是不听，自己也想出出风头，意思是：我是某好脚的跟包的。这与周朝齐国宰相晏平仲的车夫，同一性质，这种心理，自古皆然，无所谓可笑。

　以上这种情形，最显亮的，是谭鑫培的跟包的。他不只带跟包人，连检场人，都是自带。所以每逢谭一上场，上下场门，总是立着三四个人，都有得意之色，这已够可笑的了。而叔岩则专羡慕这种情形，俟谭去世之后，他手下这群人，当然闲着无事，而叔岩把他们都约了来，有不愿来的且多方求人说合约来。他这样作法，不为别的，只是为他们立在台上，以壮门面，意思是：这些伺候谭老板的人，来伺候我来了。言外是我的技术，就等于谭老板。所以这些人，若不立在台上，叔岩还是有点不高兴。戏界人，都是这样的议论。

龚云甫之便装照

　然而谭、余他们，都还守旧，总不肯使跟人背着暖壶，在台上立着。而刘鸿昇则维新了。跟包用两个人，一人背暖壶，一人拿茶杯，用时，一人倾于杯内，一人持到面前供饮，特另还带手巾，一面饮茶，一面揩脸，这已经够讨厌的了。而龚云甫，又添花样，永远用一人，背两个暖壶，上面都标着签，写着字，一个写一个“茶”字，一个写“人参汤”三个字。所以戏界有人讥笑他，说他应该把宫中的御茶房搬来，岂不更阔呢？李顺亭是最爱说损话的，他说： “御茶房是搬不了来，但下一次演戏，一定把张一元茶庄，及同仁堂药铺，两家的老板带来。”说得大家大乐。这真可以说是世风不古，世上好事不容易加添，而坏的情形，是容易风行的，以后还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呢。

（《京剧谈往录》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