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聖松|《左傳》“郭”“郛”考

編案：前拙文《〈左傳〉“郛”義考辨》推送後，接到台灣成功大學黃聖松教授大作《〈左傳〉“郭”“郛考”》，該文所論甚深，考證精當，經黃教授慨允，特推出該文，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黃聖松，1975年生，台灣高雄人。2002年取獲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2006年獲台灣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同年至樹德科技大學服務，2009年升等副教授。2014年轉任成功大學中文系，2016年升等教授。研究方向以《左傳》為主軸，涉及春秋史、經學等層面。曾獲台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10次，發表學術專書3本，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約80篇。

01

前言

“郭”字《說文》云：“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从邑、

聲。”段玉裁《注》云：“謂此篆乃齊郭氏虛之字也。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大暭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郭，今以為城

字，又以為恢郭字。”可知《說文》解釋“郭”字，是為春秋時代之郭國，後其地併入齊國境內。

《說文》又有“郛”字，其文云：“

也，从邑、孚聲。”《公羊傳》文公十五年曰：“郛者何？恢郭也。”何休《注》云：“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左傳》中有稱“郭”者、有稱“郛”者，但在語言習慣上似乎兩者又稍有差異。例如《傳》文見“城郭”並稱，如僖公二十一年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又成公九年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又襄公八年曰：“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又襄公三十年曰：“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但未見稱“城郛”者。《傳》文見“郭門”一詞，如昭公二十年曰：“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又定公十年曰：“及郭門，止之”；又哀公十四年曰：“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但未見稱“郛門”者。《左傳》見“入其郛”，如隱公五年《傳》曰：“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又文公十五年《經》曰：“遂伐曹，入其郛”、《傳》曰：“遂伐曹，入其郛”；又成公十四年《傳》曰：“庚子，入其郛”；又襄公元年《傳》曰：“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又哀公十七年《傳》曰：“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但未見“入其郭”者。雖然“郭”“郛”二字在語言使用上稍有不同，不過杜預《集解》於上引隱公五年、文公十五年、成公十四年《傳》文之下皆注云：“郛，郭也”，似乎“郭”與“郛”之意相同，亦有部分學者作此主張然則若“郭”與“郛”意思相同，應當擇用其一即可，何以《春秋》經、傳又二者並存？若以聲類求之，“郭”字上古音為見母鐸部，“郛”字上古音為滂母幽部，兩字聲韻較遠，似乎較少通假狀況。筆者認為既然《春秋》經、傳將“郭”與“郛”二字同存並用，似乎當有所差別。今筆者不惴疏陋，以〈《左傳》“郭”“郛”考〉為題，將個人的淺見與讀書心得形諸文字，並就教於方家學者。

02

“郭”臨近於“城”

“郭”與“郛”是否有別？單就第一節所引文獻可知，前賢諸儒將兩者互訓，皆是將二字視為一義理解。但若細究《左傳》與相關文獻二字的用法，確實有混同之處，但實則“郭”與“郛”當有所差異。本節將針對“郭”“郛”二字的意義加以釐清，並說明兩者之別。

（一）《左傳》“城郭”、“郭”之意義皆指“城”

依據《孟子·公孫丑下》曰：“三里之城，七里之廓”；以及《戰國策·齊策六》：“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軍亡卒”的記載，不難見出“城”與“郭”“存在著一種比例關係”，也不難見出兩者的距離關係《左傳》四見“郭”與“城”並稱“城郭”，讀者可參看第一節徵引內容。其中須注意襄公八年《傳》文記載，其文曰：“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預《集解》云：“郭外曰郊。保，守也。馮，迫也。”本段文字記載鄭國派遣大夫王子伯駢前往晉國，向晉國說明鄭國為何與楚國締盟。實因鄭國先前侵伐楚國的同盟國蔡國，因此本年興兵來討。但盟主晉國卻在鄭國被楚國攻擊時未予以援助，鄭國不得已而“乃及楚平”。清人王引之《經義述聞》云：

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郊保”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注竝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蹠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據此可知“郊保”者，是國都“郊”內建築的小城堡，用以庇護居住於“郊”的百姓。《傳》文謂楚國來討鄭國，先是“焚我郊保”，後再“馮陵我城郭”。杜預《集解》已謂“郭外曰郊”，則從楚軍征伐過程而言，先經鄭國之“郊”，再逐步進逼至國都新鄭之“城郭”。此處“城郭”二字連用時意義無別，皆指鄭都新鄭。河南省博物館新鄭工作站、新鄭縣文化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的鑽探與試掘〉繪製“新鄭鄭韓故城平面圖”，今摘引該圖並編號為“圖一”，敬請讀者參看：

圖一、新鄭鄭韓故城平面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兩周卷》，謂鄭韓故城“中部有一道南北向的隔牆，把故城分為西城和東城兩大部分”；又云：“宮殿區在鄭韓故城西城內的中北部一帶，分部有比較密集的夯土建築基址。”據此，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認為鄭韓故城“分成西‘城’和東‘郭’兩部分”。因此就上引《傳》文而言，所謂“馮陵我城郭”，係指包含“西城東郭”兩部分的新鄭“城”與“郭”。此外，襄公十八年《傳》文曰：

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

依據《傳》文可知，楚軍兵分三部，一部次於魚陵，另一部次於旃然，第三部則是至於蟲牢而返者。楚國令尹子庚親帥楚軍進攻新鄭純門，最後因鄭軍固守不出，楚軍僅能“信于城下而還”。純門見於莊公二十八年《傳》，其文曰：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強、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

杜預《集解》云：“純門，鄭外郭門也。”若比對“圖一”所示，則純門當在圖中所謂“東郭”的南側。杜預《集解》云：“信，再宿也。”楚軍於純門之外駐紮二宿，而《傳》文又謂楚軍“信于城下”而不云“信于郭下”，顯然時人有視“郭”為“城”的習慣。又，哀公八年《傳》文曰：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杜預《集解》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吳王夫差率軍攻擊魯國，雖已進逼至魯都曲阜，將與魯國締結盟約，迫使魯國訂定“城下之盟”。魯國大夫子服景伯攜載書至萊門，與吳國訂定盟約。至於萊門者，依據杜預《左傳》哀公六年《集解》，是為“魯郭門也。”吳軍駐紮於曲阜郭門萊門之外，子服景伯於此與吳國訂定“城下之盟”，亦是視“郭”為“城”的狀況。

（二）《左傳》“郭”為臨近“城”之城牆

《左傳》襄公十八年曰：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閶，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

杜預《集解》云：“雍門，齊城門”；又於“揚門”之下注云：“齊西門”；又於“東閭”之下注云：“齊東門。”《戰國策·齊策一》云：“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云：“雍門，齊西門名也。”《淮南子·覽冥》云：“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高誘《注》云：“雍門，齊西門名也。”據此可知《傳》文的雍門為齊都臨淄的西門。至於揚門的位置，杜預認為是臨淄西門，但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都邑表》謂齊都臨淄“西北有揚門”；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云：“據元人于欽《齊乘》，揚門為齊城西北門。”然則筆者翻檢元人于欽《齊乘》，卻不見關於揚門的記載，楊伯峻之說不知何據。雖未能肯定揚門究竟是齊都臨淄西門或西北門，但可以確定當時晉軍幾乎包圍臨淄東面、北面與西面，並焚毀西郭、南郭、東郭及北郭。群立〈臨淄齊國故城勘探紀要〉一文繪製“臨淄齊國故城鑽探實測圖”，今摘引該圖並編號為“圖二”，敬請讀者參看：

圖二、臨淄齊國故城鑽探實測圖

群立於文中稱臨淄故城有“小城”及“大城”兩部分，前者在西南隅而後者在前者東北方。至於“小城”及“大城”建築時間，杜正勝先生〈關於齊國建都與齊魯故城的討論〉認為前者較後者晚，可能是戰國時代所修建的宮城。馬良民〈試論戰國都城的變化〉則認為前者較後者早，是齊國國都的內城。曲英杰《先秦都城復原研究》則認為，春秋時的宮城在“大城”之內，位於“大城”的中心地帶。曲英杰云：

通過解剖大城西垣與小城北垣銜接處發現，大城西垣原夾在小城北垣中，表明大城的修築年代早於小城。……根據小城城垣夯土打破周代文化層，夯土中雜有灰土與戰國時期陶片等推測，其修築時間當在戰國時期以後……，則大城修築的時間當在春秋時期以前。

據此可知，臨淄故城的“大城”應當早於“小城”，是春秋前已修築完成。既然“大城”於春秋時代已修築完成，則“大城”究竟是“城”抑或是“郭”？曲英杰認為，“大城為臨淄城之外郭城，原姜氏國君的宮城當在其內。”上引襄公十八年《傳》文記載，晉軍於己亥日焚臨淄的西門雍門及西郭、北郭，於壬寅日時又焚東郭及北郭，可見臨淄的“郭”已幾乎被攻破。相同事件記載於《史記．齊太公世家》則云：“晉兵遂圍臨淄，臨淄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齊軍固守臨淄“城”，任由晉軍焚“郭”而不出戰，可證“圖二”中的“大城”，當為《傳》文所載之“郭”；而“郭”內則如曲英杰所言，當另有“城”在“郭”之內。齊都臨淄的“郭”包圍“城”，據此可知《左傳》所載雍門、揚門及東閭等諸門，實為“郭”門而非“城”門。杜預《集解》謂“雍門，齊城門”，實是混同“城”、“郭”不分。但由於臨淄“城”在“郭”內，以上文第一節申論，《左傳》有將“城郭”、“郭”皆指“城”的狀況，杜預作此解釋亦無可厚非。而由此可以證明，《左傳》中的“郭”其實皆臨近“城”，是“城”外圍的另一道城牆。

由上文所討論可知，《左傳》記載春秋時代的“郭”與“城”相臨，“郭”位於“城”外圍保護“城”。有時“郭”牆完全包圍“城”牆，如齊都臨淄；有時“郭”偏於“城”一側，有部分“城”牆與“郭”牆相連，如鄭都新鄭。但無論何種形式的“郭”與“城”，“周代分封所建的各國都城，多半是由兩層以上的城垣所環繞封閉的城堡。”因兩者臨近而互為依附，因此《左傳》將二者合稱為“城郭”，有時單稱“郭”時亦包括“城”，形成“城郭”不分的情況。

03

“郛”於“城郭”之外

第二節說明“郭”與“城”的關係，兩者不僅距離緊臨且常常“郭”牆與“城”牆相接連，因此《左傳》常將二者合稱為“城郭”。至於“郛”者，與“城”、“郭”的距離較遠，是“城郭”更外圍的憑障。筆者在第一節引用《公羊傳》文公十五年何休《注》說法，其謂“恢郭”為“郭城外大郭”；意即“恢郭”較“郭”更為宏大，是“郭城”更外圍的“大郭”。筆者認為這裡所謂的“恢郭”，其實即是《左傳》中的“郛”。何以證實筆者的觀點？可由《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鄭都新鄭“三重城門”談起。

莊公二十八年《傳》文記載楚國令尹子元率軍進伐鄭都新鄭，其文曰：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強、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杜預《集解》云：“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孔穎達《正義》於“入于桔柣之門”一句下云：

此已入一門矣，又云“入次純門”，又是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若依據杜預、孔穎達的解釋，則新鄭有三重城門，由外而內分別為“遠郊之門”桔柣之門、“外郭門”純門、“內城門”縣門。竹添光鴻《左傳會箋》承杜、孔之說，又補充云：“哀二十七年，晉知伯伐鄭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則此兩重門皆當在南，而內城門當即皇門矣。”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都邑表》謂新鄭“其南門曰皇門。宣十二年楚克鄭，入自皇門。”可知新鄭南向的“內城門”為皇門，竹添光鴻之說可從。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承杜、孔之說，又補充云：“縣同懸。懸門猶今之閘門。此閘門施於內城門上，由楚軍已入桔柣之門及純門知之。”總合上述諸家之見，則遠郊南門為桔柣之門，外郭南門為純門，內城南門為皇門。

清人焦循《群經宮室圖》則反駁杜、孔之說，認為所謂三重城門之說，實是杜預對於《傳》文的誤解。今不嫌詞費，將焦循之見擇其重點摘錄於下：

杜預註云：“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外郭門也。”此蓋以近郊門為郭門也。竊謂郊之名分遠近，而郛處其中，謂之郊門，郊非另有門也。《管子．八觀篇》云：“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蓋郭周必依山川為之，使其不可踰越，別無遠郊門也。然則入桔柣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郭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于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突載其尸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柣至此不聞經純門。襄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柣。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則南里在桔柣外也。襄二十六年《傳》云：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襄元年“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筆者按：此事當為魯襄公九年之事，於此訛為“襄元年”)，三十年“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即至城下，不由純門竝不由桔柣之門矣。蓋純門、桔柣之門皆鄭南郭門，於楚為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柣之門。子元欲蠱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旆入桔柣之門，眾車入純門，竝入二門，以示師眾。《傳》文甚明，杜預自不審也。

焦循認為，桔柣之門與純門皆是外郭門，莊公二十八年《傳》文所記，是楚國令尹子元要求楚軍分由桔柣之門與純門二外郭門進入新鄭，以壯大楚軍威勢，藉以恫嚇鄭國。焦循亦試圖從相關記載證明己說，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楚國進伐鄭國時，楚軍攻擊桔柣之門而進入新鄭，《傳》文未再記載經過純門。又，魯襄公十八年（B.C.555）楚國進伐鄭國時，《傳》文僅記楚軍攻擊純門，未見楚軍先通過桔柣之門的記錄。又，魯哀公二十七年（B.C.468）楚國攻伐鄭國時，攻擊桔柣之門而未見再進擊純門的記載。因此焦循認為，二門實為鄭都新鄭南向外郭門，楚軍自南來伐時，可由桔柣之門或純門進入新鄭。

焦循的意見乍見之下頗具道理，但仍有問題尚待釐清。第一、《左傳》記事或詳或略，未必事事鉅細靡遺，因此焦循所舉三例實未能作為主要證據以質疑杜、孔。第二、焦循所舉僖公三十三年《傳》有“周氏之汪”，該地又見於《左傳》桓公十五年，其文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杜預《集解》云：“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僖三十三年公子瑕覆于周氏之汪，彼《傳》與桔柣之門連文，知地在南郊近桔柣之門。”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云：“僖三十三年《傳》敘楚伐鄭，門于桔柣之門，公子瑕覆于周氏之汪，則周氏之汪與桔柣之門相近。”雖然周氏之汪與桔柣之門相近，然周氏之汪究竟位在桔柣之門之內，抑或桔柣之門之外？從僖公三十三年《傳》文記載推測，當時楚軍仍“門于桔柣之門”，並未記載楚軍已奪下桔柣之門而進入該門，因此周氏之汪當是臨近桔柣之門外。然焦循謂周氏之汪“蓋城內之地”，實不合《傳》文敘述。第三、焦循依據《左傳》哀公二十七年記載，謂南里位在桔柣之門外，其說信然。焦循再舉襄公二十六年《傳》，謂楚軍先墮毀南里之城而涉樂氏，然後逕攻鄭都新鄭內城西門師之梁，可知楚軍“不由純門竝不由桔柣之門。”不過焦循自言“南里在桔柣外”，又言“純門、桔柣之門皆鄭南郭門”，則楚軍攻擊新鄭內城西門師之梁，無論如何皆須通過純門或桔柣之門。但此處又云楚軍“不由純門竝不由桔柣之門”，如此豈非前後矛盾？實則此處《傳》文記載誠如筆者第一條所言，《左傳》記事有詳有略，不可能事事詳備。襄公二十六年《傳》文當有所省略，因此並未記錄楚軍通過桔柣之門、純門而逕擊內城西門師之梁，故不可過於拘泥文字。第四、莊公二十八年《傳》文謂楚軍先“入于桔柣之門”，再將部隊分整為“子元、鬬御強、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最後再“入自純門，及逵市”。前後井然有序，並未如焦循所言，楚軍分屬二部而分從桔柣之門及純門進入新鄭。總上所述，焦循為反駁杜、孔新鄭有三重城門之說，試圖以《傳》釋《傳》釐清問題，但自己意見又矛盾不一，實屬可惜。不過筆者借焦循所列舉相關《傳》文，反而可證成杜、孔之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曰：“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杜預《集解》云：“南里，鄭邑。樂氏，津名。”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今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樂氏，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云：“南里，今新鄭縣南五里蓋其故址。……樂氏亦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口之名。從南渡向北。”楚軍由南進伐鄭都，先經南里而於樂氏渡過洧水，再攻新鄭內城西門師之梁。襄公元年《傳》文記載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杜預《集解》云：“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洧水出河南開封府密縣馬嶺山，又東過新鄭縣南，即晉敗鄭徒兵處，蓋近鄭都之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云：“洧水源出河南登封縣東陽城山，東流經密縣會溱水，東流為雙洎河。……疑鄭國都在今新鄭縣西北，洧水經其西南。”依據上文“圖一”所示，並與《左傳》相關記載參看，可推知上引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於洧上”之“洧上”，當在今雙洎河南岸臨近之地。至於襄公二十六年《傳》的津渡樂氏，依據《傳》文記載，楚軍渡過樂氏後直取內城西門師之梁，推測樂氏當在“圖一”所示雙洎河西段未築城牆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兩周卷》謂鄭韓故城“中部有一道南北向的隔牆，把故城分為西城和東城兩大部分”；又云：“宮殿區在鄭韓故城西城內的中北部一帶，分布有比較密集的夯土建築基址。”據此，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認為鄭韓故城“分成西‘城’和東‘郭’兩部分。”再配合上引莊公二十八年《傳》文，則楚軍將部隊分整為“子元、鬬御強、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後所進入的純門，應當位在“圖一”右側楊寬所謂“東郭”南面，即上文所稱外郭南門；“郭門以內有大道叫做‘逵’或‘大逵’，大道上設有‘市’叫做‘逵市’。”若以上說明無誤，則《傳》文的桔柣之門應當在“圖一”所示範圍之外，或應在更南面的遠郊。筆者認為，這最外圍的桔柣之門，推測即是《左傳》所稱“郛”之門，應當是魯襄公元年（B.C.572）時晉軍“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所經之“郛”。

鄭國不僅有遠郊南門桔柣之門，另有遠郊東門。《左傳》桓公十四年記載曰：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杜預《集解》云：“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東郊，鄭郊。牛首，鄭邑。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鄭遠郊有渠門，據《傳》文亦當為遠郊之門，其城東門即鄟門矣，見襄九年。”竹添氏之說應本自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都邑表》，其文云：

遠郊東又有渠門。桓十四年宋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杜註：“渠門，鄭城門。”據《傳》文言之，亦當遠郊之門。其城東門，當即鄟門矣。

顧棟高又云：

城內城外俱有九軌之道曰大逵。隱十一年“鄭授兵大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拔棘以逐潁考叔，及大逵，弗及。”《正義》曰：“涂方九軌，天子之制，侯國不得有。惟鄭獨有之，故《傳》於鄭國每言逵。此大逵近祖廟，當在城門之內。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下云伐東郊；莊二十八年入自純門及逵市，下云縣門不發，則當在城門之外郭門之內也。杜以純門為外郭門，逵市為郭內道上市，是城內城外俱有逵路。”

若依據顧棟高之見，則“大逵”距離甚長，從城內大宮延伸至外郭之內。然則筆者認為“大逵”長度當不僅如此，或可再向東延伸至遠郊東門渠門。杜預釋渠門為鄭都城門，但顧棟高及竹添光鴻二氏已駁之，謂鄭都東門實為鄟門，則渠門應為遠郊之門。依據《傳》文記載，宋國及諸侯聯軍先焚渠門而入及大逵，再進伐東郊之地而奪取牛首。至於牛首的位置，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今河南省廢陳留縣治（今陳留鎮）西南十一里牛首鄉有牛首城，亦即在今通許縣稍東北。”今將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鄭、宋、衛”地圖，截取部分並編號為“圖三、鄭國部分疆域示意圖”，以了解牛首與鄭都新鄭的相關位置與距離：

圖三、鄭國部分疆域示意圖

若依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鄭、宋、衛”地圖的比例尺換算，鄭都新鄭至東郊牛首的直線距離約為55公里，與國都相距甚遠。若依據《傳》文記述，宋國及諸侯聯軍先焚渠門而及大逵，可能沿大逵進伐東郊牛首；之後又走大逵向西直取新鄭，攻入外郭門及內城門後到達鄭國祖廟大宮，宋國再取大宮之椽而歸。如此可知宋國及諸侯聯軍在通過渠門後，便沿大逵一路西向直抵鄭都新鄭，前後連貫、次序井然。宋國及諸侯聯軍先焚渠門，再進入鄭國東郊取牛首，可知渠門在牛首之東，其位置更接近宋國。既然渠門為鄭國遠郊東門，推測鄭國遠郊亦有“郛”，渠門極可能是“郛”上之門。

許倬雲先生在《求古編》一書〈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專文中云：

鄭國都城，由散見的地名綜合，其規模似乎頗為可觀。……外面一層，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然後入自純門，則南門至少有三重。……宋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則東門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寬廣的大路。

許先生認同新鄭南向有三重城門的看法，當是依據杜、孔諸說，筆者看法與其一致。至於另一座東向城門渠門，經筆者上文論述，當依從顧棟高之見，將其解釋為遠郊東門為確。依據上文討論，鄭都新鄭總計有三重城門，除“城”門及“郭”門外，在“城郭”更外圍尚有桔柣之門及渠門。考慮這最外圍的二座門若欲與文獻記載相發明，桔柣之門及渠門推測應是“郛”之門，否則便無法解釋桔柣之門及渠門何以存於鄭國的最外圍。三重城牆的設置是否僅見於鄭國？依據典籍及考古發現，似乎鄭國並非特例。酈道元《水經注．沭水》云：

《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后。《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二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死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吊。’公旋車吊諸室，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墮。即是城也。其城三重，并悉祟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

酈道元謂莒國“其城三重，并悉祟峻”，足證莒國有三重城牆。其實依據《左傳》記載，莒國城牆原本為人所詬病。《左傳》莊公八年即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此《傳》記載晉景公派遣申公巫臣至吳國，途經莒國時見其城牆已傾圮太甚。為了國家安危，申公巫臣勸諫莒國渠丘公應修繕城牆。然渠丘公認為莒國位置偏僻，應該“無人覬覦此偏僻夷蠻之地。”渠料一年後魯成公九年（B.C.582），“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楚軍連下莒國渠丘、莒、鄆三邑，原因即如《左傳》引“君子曰”所云：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莒國雖遭此兵劫，但並未因此亡國，此年之後《左傳》仍見莒君參與盟會的記錄。《水經注》所引《列女傳》杞梁妻之事，《左傳》載於襄公二十三年，其文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齊莊公於魯襄公二十三年（B.C.550）時先率軍攻伐晉國，自晉國還軍時又侵襲莒國，齊國大夫杞梁遭莒國“獲”。這裡的“獲”，楊伯峻認為是“死獲，即杞梁戰死”，其說可從。待齊莊公回軍齊國後，於臨淄之郊遇杞梁之妻，齊莊公向杞梁之妻弔慰杞梁為國捐軀。若依據《列女傳》記載，杞梁之妻後來至莒城之下弔唁杞梁。杞梁之妻在城下痛哭七日後，城牆竟為之崩塌。《列女傳》情節敘述誇大，可不必盡信。至於莒國的“其城三重”究竟建築於何時？杜正勝先生認為“當是戰國時代興建”，但筆者以為或許可另作解釋。從魯襄公二十三年（B.C.550）齊莊公伐莒之役未能成功，可以推測莒國在魯莊公九年（B.C.582）遭楚軍攻陷後，其城牆的修築及相關防禦設施應有長足進步，故能順利抵禦魯襄公二十三年（B.C.550）齊軍的攻勢。筆者推測，《水經注》所載莒國“其城三重”，應當於春秋時即有此備，未必晚至戰國時代。酈道元謂莒城“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如此僅謂二城而已，則第三重城牆所指為何？酈道元雖未明言，但筆者推測當是在“城”、“郭”更外圍的“郛”。否則“其城三重”若僅指“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則第三重城牆當無以指涉。

此外，位於今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政府西處有淹城，依據考古挖掘成果，淹城總計有四道城牆：子城城牆周長約500公尺，內城城牆周長約1,500公尺，外城城牆周長約2,500公尺，三道城牆之外各有一條護城河。而在外城護城河之外尚有一道城牆，周長約3,500公尺。今將淹城示意圖編號為“圖四”引錄於下，敬請讀者參看。

圖四、淹城示意圖

關於淹城由來，或說此地原為西周時奄族所居，春秋時為吳國公子季札封邑，吳王闔閭伐楚返國後，將淹城作為軍事防禦設施之用；但持反對意見者亦有之。本文目的非討論淹城歷史，但可以確知，彭適凡、李本明指出淹城三道城牆及三條護城河為同時建造，面積達到65萬平方公尺，頗具規模。因此彭、李二氏認為，淹城是春秋時代吳國重要軍事據點。學者此時或許會提出疑問：為何淹城有四道城牆？《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云：“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十二里。”明確記載春秋時代吳國國都由內至外有“小城”、“大城”及“郭”，可知其有三道城牆的規模。葛志毅在《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中云：

城則又可分為大城、小城，如春秋時吳、越之都皆如此。大城當為卿大夫宅署及國人居里所在，小城乃宮城。大城環繞小城之外，故又有保衛宮城的性質。……大約除諸侯國都有外郭及大城、小城三層城垣環套之外，如《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載吳、越之都於大城、小城外皆有郭，其他城邑殆只有外郭與內城。

葛氏謂吳國及越國國都皆有三道城牆，但筆者查閱《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僅見吳國國都如上所引，明確記載三道城牆的規模。至於越國部分，《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二書皆未能明確指出，因此本文對葛志毅認為越國國都亦有三道城牆的說法持保留態度。三道城牆的建築亦見於1983年發現的偃師商城，今將其示意圖編號為“圖五”引錄於下。

圖五、偃師商城示意圖

偃師商城最外圍所謂“大城”周長約5,460公尺，“小城”周長約1,840公尺。在“小城”內有三組建築群，主要建築群為“圖五”所標示“宮殿區”者，學者又稱為“宮城”，其城牆長寬各約200公尺。偃師商城格局與上引《越絕書》吳國國都相同，皆有三道城牆。回歸至淹城遺址四道城牆的討論。若依學者意見，淹城遺址在春秋時亦屬吳國，而且是吳國重要軍事戰略據點。若依據上引《越絕書》之見，則淹城遺址內部三道城牆，亦可視為“小城”、“大城”及“郭”；或以偃師商城為例，亦可稱為“宮城”、“小城”、“大城”，三道城牆外側皆有護城河環繞。然則淹城遺址最外圍尚有第四道城牆，內部三道城牆於典籍皆可證核，則最外圍第四道城牆又該如何解釋？關於此問題，一般學者皆未予說明。但若以本文意見，則淹城遺址最外圍城牆，當不宜稱之為“郭”，而應稱之為“郛”才是，否則將無法通釋此道城牆與典籍相關的記載。

04

“郛”為“國”與“野”之分界

從上文第三節可以得知，“郛”位於“城郭”外圍，至於其確切位置與意義，仍須更進一步說明。首先說明的是《左傳》隱公五年的一條記載，其文曰：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杜預《集解》於“入其郛”一句下注云：“郛，郭也”；又於“未及國”一句下注云：“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之見與杜預相同，其文云：“國即郛內。……使者之答詞如此，杜預以為忿魯隱公知而故意問之，顧炎武則云‘諱之不以實告’。”然則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另有解釋，其文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若告之以實，安知不將以既已入郛，出師無及而止乎？故以未及國對之。其意言未及國，猶可救也，即《國策》所謂『未急也，且急矣』之意。”竹添光鴻認為，宋國使者回答魯隱公“未及國”，其目的是要求魯國儘速派兵馳援。若宋使確實回答鄭師已“入郛”，或許魯隱公將認為為時已晚，因而不願出兵相救。但若宋使以“未及國”回覆魯隱公，魯隱公將認為有機會挽回頹勢，願意派兵援助宋國。當然，本文目的不在解釋此段《傳》文之意，重點是“入其郛”與“及國”的關聯。《傳》文已明言鄭師已進入宋國國都之“郛”，但無論宋使回答“未及國”是杜預“忿公知而故問”，抑或如竹添光鴻所云“其意言未及國，猶可救也”，顯然“入其郛”即是“及國”之意。易言之，進入國都之“郛”，即是進入“國”的範圍。

至於“國”的範圍為何？清人焦循《群經宮室圖》解釋云：

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野。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

若依據焦循之說，則“國”可分為廣狹三層：最狹義者是國都“城”之內為國，次者指國都“郊”之內為國，最廣義者指整個封國。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云：“焦循所說的國的三種意思，是國家發展中的三步曲。他說的第一種國家是領土國家，是國家的發展階段；第三種國家，是城邑的初起，是城邦國家的初期階段；第二種國家是城邦國家向領土國家的過渡，仍應屬於城邦國家範疇。”何茲全所謂由“城邦國家”過渡到“領土國家”，實際上是指一國發展的過程。由原本一個“點”的國都，逐步擴及至國都的周邊地區，乃至於發展其他都邑，最後是以“面”的概念指稱疆域內的所有領土。而焦循所指“城內為國”，筆者認為極可能是“城郭”並舉，當包括“郭”在內。如此則隱公五年《傳》文的“郛”，是否正如杜預所注，是“城郭”之“郭”呢？筆者認為這裡的“郛”並非“城郭”之“郭”，或當依據本文第三節所論，應是指“城郭”更外圍的“郛”。筆者於第三節中已說明，新鄭東“郊”之外有“渠門”，而“渠門”應是“郛”之門。“渠門”之內的牛首，《傳》文明確記載為“東郊”，可知“郛”應為“郊”的邊界。據此，若以焦循看法論之，“郛”之內為“郊”、為“國”，而“郛”之外則為“野”。“野”在典籍亦稱“鄙”，如《國語．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之外也。”《周禮・地官・遂人》曰：“遂人：掌邦之野。”鄭玄《注》云：“郊外曰野。”又〈秋官司寇・掌士〉曰：“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鄭玄《注》云：“去國百里為郊，郊外謂之野。”又清人王引之《經義述聞》云：“‘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為鄙，鄙以待之，謂還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鄙在鄭地氾。’杜彼注訓鄙為野，是也。此注以為邊鄙，失之。《呂氏春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竝作‘耕於野’。”據此可知文獻中“鄙”與“野”意義相同。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亦有類似意見，其謂“封疆之內者叫做‘國’，那在封疆之外的部分叫做‘野’，國又叫做都，野的範圍便叫作‘四鄙’。”文獻常見“國”、“野”對舉，又常見“都”、“鄙”對舉，胡新生〈西周春秋時期的國野制與部族國家形態〉謂“『國野』稱『都鄙』應是從春秋中後期才開始的”，其說確有見的。若依此與上文相證合，則“郛”之內為“郊”、為“國”，“郛”之外為“鄙”、為“野”；易言之，“郛”即是“國”與“野”的分界。李鑫《商周城市形態的演變》亦提及，“郛”“既然是一種地域的特指稱謂，則必然已經有了界限。”至於這道“界限”為何，李鑫未具體陳述。

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亦對“郛”的含義提出說明，認為《春秋》經傳中的“郛”所指為“封疆”。杜先生舉《春秋經》文公十五年及《左傳》成公十四年為例，其文分別為“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以及“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先生認為兩條例證中，“郛”與“鄙”、“封”二字連用，因此“釋作封疆也許較通。”杜先生又云：

窺測當時情勢，齊侯侵魯西鄙而及曹郛，軍旅所至當今曲阜與定陶之間，可能是由魯的西界到曹的東疆。尤其鄭許戰役更明顯，杜預注曰：成公『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亡，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鄭所爭的是疆界。戰爭不擇手段，爭疆界同樣可以侵入城內，迫使敵人屈服；不過城邦時代入人之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城下之盟已是國家的奇恥大辱了，何況入城！

杜先生的意見筆者部分認同，但有部分內容尚待釐清。首先，杜先生上引兩條例證，謂“郛”與“鄙”、“封”連用，因此認為“郛”當釋為“封疆”。然則《經》文之“鄙”為魯國“西鄙”，“郛”為曹都定陶之“郛”，二者分屬兩國，何以可謂“連用”？再者，《傳》文記載許國以“叔申之封”和鄭國媾和，是兩國談判籌碼或條件，未可因此認為“郛”與“叔申之封”有何關聯才是。第三，劉文強先生〈封與封人〉一文舉《左傳》哀公十一年“居封疆之間”的記載為例，認為“封”與“疆”當有所差異；並作出“封是較接近都城的界限，疆是邊境的界限”的結論。若依劉先生之見，則“封”、“疆”仍有所不同。杜先生若將“郛”解釋為“封疆”，則須進一步證明“郛”究竟是“封”抑或為“疆”。

筆者承杜先生之見，認為“郛”當與“封”相應，具體說明如下。《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齊軍進犯魯國，其文曰：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杜預《集解》云：“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封疆，竟內近郊地。”《傳》文記載冉求提出三項防禦方案，首先是“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一子、二子，謂季、孟、叔三孫也。三人之中，一人留兵維持國內，二人從哀公至國境抗敵。”此方案首先遭季孫氏反對，因此冉求提出第二方案，將兵力“居封疆之間”，在此與齊軍決戰。杜預謂“封疆”是“竟內近郊地”，劉文強先生謂即是“在國境與封之間作戰。”但第二方案仍遭孟孫、叔孫二氏反對，因此冉求再提出第三方案，即“一子帥師，背城而戰。”第三方案已是最後辦法，因為這裡的“城”是魯都曲阜，到此已讓敵軍兵臨城下，是退無可退的境地。從此段記載可以得知，一國疆域最外圍為“竟”，再者是“封疆之間”，最後即是國都。劉文強先生云：“境應該就是疆，而近郊之地與城之間還有一道界線，那就是封。……疆是邊境界線，封則是在城與疆之間的界線。”《左傳》宣公二年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而《史記・晉世家》則記云：“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前者記為“越竟”，後者載為“出疆”，可知“竟”與“疆”皆指一國邊境，兩者意義實同。此外，《國語・周語中》記載周定王派遣單襄公聘於宋，後單襄公又假道於陳聘於楚，文中記載陳國當時國政衰頹的景象，其文云：

候不在疆，司空不視途，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筑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

此段文字記載單襄公自陳國之“疆”至“及陳”所見狀況。韋昭《注》云：“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候人”是於一國之“疆”掌管迎送賓客之事者。《周禮．夏官》亦記載“候人”之職，其文曰：“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鄭玄《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賈公彥《疏》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於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可知“候人”駐守一國邊境，導引賓客往返邊境至國都，以及向國都報備邊疆事務的職官。依據上引《國語》，單襄公進入陳國之“疆”，不僅不見理應在“疆”駐守的“候人”引領，進入陳國之“野”時，又見“庾露積穀、治場未畢”的景象。再進入陳國之“國”時，單襄公竟然無寄寓之處休息整頓。最後單襄公抵達“陳”時，陳靈公竟不接見單襄公，逕與孔寧、儀行父二位卿大夫前往夏徵舒家淫穢夏姬。筆者認為，文中“國”與“陳”對舉，後者應是專指陳國國都，即上引焦循所謂最狹義的“國”。至於文中的“國”，則是焦循所指第二層意義的“國”——“郊內曰國”之“國”。單襄公由“疆”而進入陳國之“野”，再由“野”進入“郊內曰國”的“國”，最後抵達陳國國都“陳”。由此可知，“疆”位於一國最外圍，典籍亦稱為“竟”或“境”。若將上引《國語》與《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相參看，則《傳》文所謂“封疆之間”，即是“疆”之內與“封”之外的地區，亦即《國語》中“野有庾積”的“野”。

至於“封”者為何？《說文解字》云：“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段玉裁《注》云：“引申為凡畛域之偁。〈大司徒・注〉曰：‘封，起土畍也。’〈封人・注〉曰：‘聚土曰封。’”易言之，“封”即是冊封諸侯的疆域，爵等不同而封域亦有所等差。《左傳》中“封”字亦作動詞使用，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謂“與以土地使創立國家”；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則細分為“帝王以土地、爵位賜予別人”及“霸主國或大國給予對方以土地使建立或恢復國家”。例如閔公二年《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又僖公二十八年《傳》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又襄公二十五年《傳》曰：“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前二則記載為陳克炯所謂霸主國恢復國家之例；第三則記載則是楊伯峻、陳克炯所云，帝王賜予土地以創立國家之例。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提及甲骨文“封”字，謂早期“封”字象“田上植樹木之形”，中期“封”字象“土上植樹木之形”。王貴民又云：

封土植樹，本是某族某國建造境界林，劃定領土範圍，早在部落時代就如此。……所以就稱為封疆，作為國土的概念，引申為授予國土的行為。“封”用作動詞就是封建，用作名詞就“邦”，即指有封疆的國家。

杜正勝先生《周代城邦》亦提及“封”的含義，其文云：“‘封’原有壘土之意，引申為界。……所以凡一定地面上的周圍建設界域，以與外區有別的，也就是封。”既然“封”有冊封國家之意，又有具體疆域大小，依據上引哀公十一年《傳》文記載及劉文強先生的解釋，則“封”又是一道具體界線。而“封”這道界線究竟何在？《左傳》成公二年的記載給予我們答案，其文曰：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杜預《集解》云：“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封，竟。”齊軍包圍魯國龍邑，齊頃公嬖人盧蒲就魁在攻擊龍邑城門時遭龍邑之人擒獲。齊頃公要求龍邑之人勿殺盧蒲就魁，若能答應條件便不入“而封”。但龍邑之人最後仍殺害盧蒲就魁，齊頃公一怒之下發動攻勢，三日而奪取龍邑，並南侵至巢丘。“吾與而盟”及“無入而封”之“而”，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謂“兩『而』字均同『爾』”，亦即你或你們之意。至於這裡的“而”是單指龍邑或是指魯國？兩者有極大差異。考諸《左傳》，除上文所引“封”字作為動詞的三則例子外，“封”字作為名詞使用，意指“封界，已定之疆域界限”、“疆域，界域”。趙世超《周代國野關係研究》認為，“魯之龍邑既有城又有‘封’，說明都或公邑均為統治中心，除卻城郭以外，還負責管理一定的區域。”但要注意的是，若依據《傳》文記載，齊頃公要求龍邑之人勿殺盧蒲就魁的交換條件是“無入而封”。若這裡的“封”指龍邑的疆域，顯然與事實衝突。因為齊軍早已進入龍邑的疆域而“門焉”，否則盧蒲就魁如何被龍邑之人擒獲？因此筆者認為這裡的“封”不是龍邑的疆域，應指魯國的疆域才是。依據《傳》文記載，龍邑位於魯國“北鄙”；而依據上文說明，這裡的“鄙”即是“野”，可知龍邑位置在魯國的“野”。齊軍攻擊龍邑，而龍邑的位置在魯國“北鄙”，意即龍邑位處魯國北方的“野”。齊頃公要求若能釋放盧蒲就魁，便不再進入魯國的“封”，意即不進入魯國的“國”之內。

《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所謂“封疆之間”，而依據《國語．周語中》可知“疆”之內為“野”、“野”之內為“國”；再依據《左傳》成公二年，可知“封”之內為“國”而“封”之外為“野”、為“鄙”。綜合上述，即可推知“封”為“國”與“野”的分界，而“疆”則遠在“野”之外，“封”與“疆”的確不可混同視之。學者或提出疑問：《周禮．地官．封人》記載曰：“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封人”職責是“封其四疆”，如此“封”與“疆”豈非一事？鄭玄《注》云：“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賈公彥《疏》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封人〉記載封人之職，即是為王製作“壇”及“堳埒”，又在王畿之界線“封而樹之”，封建諸侯時亦“封其四疆”。整體而言，“封人”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堆壘土石，或作為祭祀用的“壇”、“堳埒”，或作為標示疆界之用。《左傳》宣公十一年記載楚國令尹蒍艾獵城沂之事，記載“封人”有“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等事務。依據杜預《集解》及孔穎達《疏》，上述內容皆與壘土及建築有關，可與《周禮》記載證合。筆者認為，若細究《經》文之意，“封其四疆”的“封”實作動詞使用。“封”作為動詞使用的情況已於上文說明，審度此處《經》文之意，這裡的“封”乃是指壘土為界，並於土堆之上植樹，用以標示封國“疆”界。關於“封”作為動詞使用的內容，將於下文第五節另作說明。隱公元年《傳》曰：“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杜預《集解》云：“封人，典封疆者。”孔穎達《正義》云：“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就此記載來看，似乎“封人”是“職典封疆，居在邊邑”，如此“封”與“疆”又似不甚分別。但筆者認為，若依據《周禮》對“封人”職務內容的說明，正如上文筆者所云，其主要工作即是“封”——壘土並於土堆之上植樹，此正是“封人”之所以被稱為“封人”的原因。至於其所工作地點，或在國之邊境的“疆”，或在“國”與“野”的交界處，應不受空間限制。劉文強先生〈封與封人〉討論“封人”工作內容，認為“封人”職責是：“欲闢未開發之邊境，必築道以通之，此其職責之一；開荒成田，此其職責之二；土田既裒，必樹標識以明歸屬，此其職責之三；凡此，皆與土功有關。”因此“封人”之“封”，實與其工作內容有關，應與作為空間意義的“封”或“疆”無甚關係。

學者或又再問：若謂“封”為“國”、“野”界線，則以第三節討論鄭國為例，鄭國牛首位於鄭國“封”之內的“國”，則牛首之外當為鄭國之“野”。若真如筆者所言，鄭國“封”之外真有“野”乎？另有“疆”乎？上文“圖三”在牛首東南方有“圉”，昭公五年《傳》曰：“韓起反，鄭伯勞諸圉。”杜預《集解》云：“圉，鄭地名。”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都邑表》云：“《陳留風俗傳》曰：‘圉，故陳地。鄭取之，苦楚之難，修干戈以虞患，故曰圉。’在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依據譚其驤地圖所附比例尺計算，圉至牛首直線距離約為20公里。若牛首位於鄭國之“國”，而遠在牛首之東南20公里的圉，推測應當已在鄭國之“野”。“圖三”牛首東方有“滑”，莊公三年《經》曰：“冬，公次于滑”；莊公三年《傳》曰：“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杜預《集解》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可知滑確為鄭國領地。依據譚其驤地圖所附比例尺計算，滑至牛首直線距離約為35公里，推測滑應當已在鄭國之“野”。“圖三”牛首東北有“鳴雁”，成公十六年《傳》曰：“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杜預《集解》云：“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都邑表》將“鳴雁”列為鄭國屬地。依據譚其驤地圖所附比例尺計算，鳴雁至牛首直線距離約為32公里，推測鳴雁應當亦在鄭國之“野”。“圖三”牛首東北有“武父”，桓公十二年《經》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桓公十二年《傳》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杜預《集解》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依據譚其驤地圖所附比例尺計算，武父至牛首直線距離約為48公里，推測武父應當已在鄭國之“野”。上述圉、滑、鳴雁及武父，分別位在牛首東南方、東方及東北方，距離牛首直線距離為20公里至48公里，距離鄭都新鄭更加遙遠。若謂牛首位於鄭國之“國”東郊邊緣，則上述四地或當已至“野”的範圍。此外，《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鄭簡公享晉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鄭國七位大夫賦詩。其中一位大夫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聞後則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據《詩序》，此詩為刺衛宣姜淫亂而作，故趙孟以為‘牀笫之言’。”至於趙孟謂“況在野乎”，實指此次宴享之地垂隴位於鄭國之“野”。又《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鄭國大火，《傳》文記曰：“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預《集解》云：“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孔穎達《正義》云：“《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知野司寇是縣士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各保其徵，使所徵發之徒役不散。”此亦可證鄭國的確有“野”之制度，並設有“野司寇”一職以徵發“野”之役徒。

至於鄭國是否另有“疆”乎？《左傳》襄公十一年曰：“鄭人患晉、楚之故，……使疆埸之司惡於宋。”杜預《集解》云：“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據此可知所謂“疆埸之司”，即駐守鄭國“疆”的官吏，亦管轄武裝部隊作為警戒之用，由此可證鄭國確有“疆”之設置。此外，《左傳》成公四年曰：“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杜預《集解》云：“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魯成公三年（B.C.588）時鄭國曾侵略許國，隔年派遣公孫申率部隊“疆許田”。這裡的“疆”作為動詞使用，楊伯峻解釋為“劃定界線”，陳克炯釋為“確定疆界”。可知魯成公四年（B.C.587）公孫申“疆許田”的目的，正是界定兩國界線，可知鄭國與許國有“疆”之存在。《左傳》中“疆”字相同用法之例另有七則，如文公元年《傳》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預《集解》云：“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宣公八年《傳》曰：“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杜預《集解》云：“正其界也。”襄公八年《傳》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杜預《集解》云：“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襄公十九年《傳》曰：“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杜預《集解》云：“正邾、魯之界也。”襄公二十六年《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杜預《集解》云：“正戚之封疆。”昭公元年《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杜預《集解》云：“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哀公元年《傳》曰：“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杜預《集解》云：“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由以上諸例皆可得知，“疆”字作為動詞皆是確定國界之意，可證“疆”在一國最外圍，是國與國間的邊界。上文已說明《左傳》“封”字作為動詞之意，卻無類似“疆”字用法，足證“封”與“疆”當有所區隔，不可混為一談才是。

若筆者以上說明無誤，則《左傳》“封”與“疆”當各有所指。“疆”是國與國之界線，是一國領地的最邊緣。“疆”之內地區為“野”，文獻亦稱為“鄙”。“封”則是“野”、“鄙”與焦循所謂第二層意義“郊內曰國”之“國”的界線，“封”之內為“國”，文獻亦稱為“郊”。以下將上述內容繪製為“圖六、封疆關係示意圖”，敬請讀者參看。

圖六、封疆示意圖

若與上文筆者申論相發明，可知“封”這條界線正與“郛”相應；進入“封”即是進入一國之“郛”，意即進入一國之“國”，與上文所引《左傳》隱公五年記載相符。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稱“郛”為“封疆”，實有其見的。但更具體而言，筆者認為“郛”應是“封”而非“疆”，如此方能更精確說明“郛”的界線位置。

05

“郛”以“封”及山川為建築結構

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說明“郛”字的意義，認為“郛”字从“孚”聲；而考諸《說文》从“孚”聲之字，皆有“外圍”、“表層”之意。例如从水之“浮”有漂汎之意，从火之“烰”有蒸氣升騰之意，从木之“桴”是指漂浮在水面上的小木船。至於“孚”字本身之意，清人王筠《說文釋例》云：“古包、孚一聲，而古文又從

作

，聲義皆同也”；又云：“

當為指事兼會意字，從子、從八，八乃抱子形也。從子是意，而義主於抱之，故曰指事。”杜先生認為：

無論是“包”或是“抱”，皆有外圍護覆之意。孚、包之聲義既同，故桴亦作枹。《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枹罕，枹，顏注讀曰膚。《說文斠詮》曰：“《左傳》援桴而鼓，《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官書》云：桴枹同體，故《經》枹皆為桴。”枹為鼓槌，木柄一端包紮碎布之類的軟物，篆書“包”字即取其形似。《說文繫傳》曰：“郛、猶柎也，草木華房為柎，在外苞裹之也。”抱子謂之孚，鼓槌謂之桴，苞裹的花房謂之柎，而國之外圍則稱謂之郛，皆取義於外圍保護之意，同諧孚聲。

杜先生以諧聲偏旁為“孚”的諸字之意，歸納从“孚”聲之字皆有“外圍”、“表層”之意，說明“郛”字亦取其意，而有“外圍保護”的義含，其說精當可從。若依杜先生之見，則“郛”當是指位於“國”的外圍，用以保護“國”的屏障。

“郛”既然設置在“國”之外圍，是用以保護“國”的屏障，是否如“城”、“郭”一般築有城牆？李鑫《商周城市形態的演變》云：“郛最初可能沒有城垣，後來才修建起城牆。”但可惜其書並未繼續論述此觀點。在探究此問題前，筆者認為必須再回顧第四節所作結論。筆者認為“郛”與“封”所指為一，皆是作為“郊內曰國”之“國”的外圍界線。至於“封”的意義，除第四節已說明，作為動詞時解釋為冊封國家，作名詞時解釋為疆域、界線之外，“封”字在《左傳》中另有“堆土為死者作表識”、“堆土為墳”之意。如文公三年《傳》曰：“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預《集解》云：“封，埋藏之。”“封”字於此謂埋葬喪命於殽山的將士屍骨。又宣公十二年《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集解》云：“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李索《左傳正宗》將此句譯為“把首惡之人殺死並埋一個大的土丘”，這裡的“封”字亦是埋葬屍首之意。又襄公二十三年《傳》曰：“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杜預《集解》云：“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封即封尸，又收晉軍之尸合埋于一坑，而築高堆也。”由此可知“封”作為動詞時，有堆累土石之意，《左傳》中則解釋為埋葬屍首。然而考諸《周禮．地官．封人》，“封”字意義不僅是高築土堆以埋葬屍首，另有更重要意義。〈封人〉曰：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鄭玄《注》云：“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賈公彥《疏》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封人〉記載封人之職，即是在王畿之界線“封而樹之”。依據賈公彥解釋，即在界線之處挖掘溝塹，並將挖掘出的土石“封”在溝塹之側；意即將土石堆累為土堆，並在土堆之上種植樹木，作為防止翻越土堆的阻礙。古代城牆的產生亦與此類似，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云：

人類一有定居聚落大概就有防禦設備以“保民”，包括早期的挖土為溝和後來的夯土為牆，這兩極之間必含有一些過渡的階段，例如圍築欄柵、布置荊棘，而其溝深或牆高的程度亦不一致。最後把壕溝和城牆這兩種防禦工事結合起來，《易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泰卦〉上六），城池便兼備了。

而依據《經》文記載，不僅王畿須“封而樹之”，諸侯國都、城邑皆有“封”。據此可知，作為堆累土石的“封”，不僅用以埋葬屍骨，更重要的是作為疆域界線的屏障。既然“郛”與“封”皆是指“郊內曰國”之“國”與“野”的界線，則“郛”的結構或當即堆累土石並在上方種植樹木的“封”，兩者在此意義上可謂互為表裡。

《管子・度地》有一段記載，亦可作為筆者論述的證明，其文云：

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黎翔鳳云：“閬，謂隍。”《說文》云：“閬，門高也”；又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閬”字若依《說文》，當作形容詞使用，用以形容門之高大。若以此解釋“土閬”，其意可指“土之高大”，亦即高大的土堆或土牆，即是上文所解釋堆累土石的“封”。至於“隍”字，《說文》解釋為無水壕溝，亦即是上文解釋建築“封”時所挖掘的溝塹。然則“隍”字从阜、皇聲，“阜”字《說文》解釋云：“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段玉裁《注》云：“〈釋地〉、毛《傳》皆曰：‘大陸曰阜。’李巡曰：高平曰陸，謂土地豐正名為陸。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阜冣大名為陵，引申之為凡厚、凡大、凡多之稱。〈秦風〉《傳》曰：‘阜，大也。’〈鄭風〉《傳》曰：‘阜，盛也。’《國語》注曰：‘阜，厚也。’皆由土山高厚演之。”是《說文》中从“阜”之字皆與土丘、高陸相關，亦引申為高大厚實之意。“隍”字所从皇聲，亦有高大之意。如“皇”字，《說文》云：“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又从皇聲之“瑝”字，《說文》云：“玉聲。”段玉裁《注》云：“謂玉之大聲也。”又如“喤”字，《說文》云：“小兒聲。”段玉裁《注》云：“啾謂小兒小聲，喤謂小兒大聲也。”又如“煌”字，《說文》云：“煌煌煇也”，意指火光盛大。又如“鍠”字，《說文》云：“鐘聲也。”段玉裁《注》云：“按：皇，大也，故聲之大字多从皇。《詩》曰：‘其泣喤喤’；喤，厥聲。〈玉部〉曰：‘瑝，玉聲也。’執競以鼓，統於鐘，總言鍠鍠。”從以上所引从“皇”聲之字，可證“皇”亦有高大之意。若從字形及字音結構觀察，則“隍”字之意亦當指高大的土堆才是。然則何以《說文》將“隍”字解釋為無水壕溝？上文解釋“封”的結構時已說明，“封”必須先挖掘土石以成溝塹，再將所挖掘土石堆累為土堆。而作為“壕溝”的“隍”亦當如此，只是後來較偏重說明所挖掘的壕溝，而所挖掘土石亦當堆累於壕溝一側，或直接用作夯土城牆的土方。總上所述，可知無論是“土閬”或是“隍”，其所指應皆是“封”，可與上文相互補充。〈度地〉又云：“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意指在地高之處挖掘溝塹，在地低之處則建築堤防，同樣指挖掘溝塹與堆累土石兩道工事，所指內容亦與上文說明“封”的建築一致。此外，〈度地〉尚提及在這道建築工事之上，必須“樹以荊棘”，亦即種植荊棘等樹木以為鞏固，與“封”有相同措施。據此可知，〈度地〉所記載“土閬”，應當是本文所指的“封”，亦應是《左傳》中的“郛”，三者意義應是相同。〈度地〉又稱這道由“土閬”所構築的工事為“金城”。“金城”一詞又見於《韓非子．用人》，其文云：“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韓非謂“金城”築於“遠境”，則與筆者本文所論“郛”、“封”為“郊內曰國”之“國”與“野”、“鄙”之界線的看法相符，亦可作為一則旁證。

“郛”是否皆以“封”作為結構？筆者認為並非如此。若“郛”即是“封”，文獻大可直接以“封”代替“郛”作為記載，如此則無需以“郛”字另表意義。筆者認為，雖然“郛”以“封”作為結構，但“郛”亦可依據山川地勢作為天然屏障，如此可省去人工挖掘溝塹、堆累土石，又在土堆上種植樹木以築成“封”的繁複工作。何以知之？上文所引《管子・度地》記載已云：“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所謂“地高”者，係指地勢較高處。於“地高”之處重點在挖掘溝塹，所挖掘土石可能無須特意再堆累成土堆，因為此處地勢較高，可以取代堆累的土石。而所謂“下”者，除指地勢較低的地區外，更有可能是指水道河川。水道河川可以取代溝塹，因此只要在水道河川之側堆累土石作為堤防即可，如此便可省去挖掘溝塹的工事。又《逸周書．作雒》記載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凑。

前賢皆謂“郛方七百里”文字有誤，當為“郛方二十七里”為確。清人陳逢衡《逸周書補注》云：“南繫於洛水者，據〈度邑解〉云：自洛汭延及伊汭。水北曰汭，故曰南繫，猶所謂衣帶水也。郟山，北芒山也，在今河南府北十里，王孫滿所謂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邑名。’蓋郟山在洛邑之北境而依以為城，故曰北因。”〈作雒〉記載周公所城東都雒邑，有“城”有“郛”，謂雒邑“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恐怕並非指“城”而應當指“郛”才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繪有“洛陽東周王城平面圖”，今引為“圖七”提供讀者參考：

圖七、洛陽東周王城平面圖

張長壽、殷瑋璋主編，中國科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云：

東周王城遺址西有澗河，南有洛河，澗河穿越城西部。北垣全長2890米，其北有一條與之平行的護城壕。西垣曲折多彎，北端與北垣西端相接，向南至東干溝處中斷，再往南，在澗河西岸有一段，南北兩端相距約3,200米。南垣從西南城角向東，由興隆寨跨澗水經瞿家屯東，再往東不見城垣。東垣自北垣東端向南，殘存約1,000米，城牆殘存寬度5~15米。此城牆曾經過多次修補。據推測，城牆大約建於春秋中葉以前，從戰國時代至秦漢之際曾加修補。

目前考古挖掘的東周王城，推測是春秋中葉以前建築。雖未必如西周初年周公營建雒邑之規模，但相信應當相去不遠才是。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有西周時代“宗周、成周附近”地圖，筆者截取部分內容編號為“圖八、成周、郟示意圖”，敬請讀者參看：

圖八、成周、郟示意圖

“圖八”黑框“成周”者即東都雒邑、亦即王城，其位置的確在洛水與澗水交匯處，正如考古挖掘位置所示。“圖八”黑框“郟”者，即上引《逸周書．作雒》文字中的“郟山”。若以“圖八”所附比例尺計算，“郟山”與“成周”直線距離約為16.37公里，與考古挖掘城垣的長寬有顯著落差。據此可知，《逸周書．作雒》所謂“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並非指“城”的範圍，應當是“郛”的位置才是。〈作雒〉記載周公營建雒邑，其“郛”是“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正如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所云，“郛”“係因襲天然地勢以為界”，除了“利用自然形勢”之外，“或人工植樹、壘土以補不足。”此外，西周重器散氏盤銘文記載散國兩邑的疆域形勢，其銘文內容云（微刊編案：銘文茲略）

散氏盤銘記載夨國侵略散國田邑，議和後夨國割讓田地賠償散國，上引銘文內容係夨國派員踏勘割讓土地的範圍。由銘文內容可知，當時土地範圍除以河流如“

”、“大沽”，或以山陵如“剛（崗）”、“陵”作為天然界線外，另亦以“

”——即本文所討論的“封”，作為土地分界標識。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針對散氏盤銘文內容云：“沿線非山阜河流即樹林，無天險則‘封’，曰封於芻道，封於原道，封於周道，封於同道等等，大凡臨道平易無險，故須封之，而低山淺谷也要封。”其說甚確，當可信從。

總上所述，筆者認為“封”作為動詞時有冊封土地之意，亦有堆累土石之意：作為名詞時則有界線、疆域之意。依據上節所討論，“封”與“郛”皆是“國”與“野”界線，而“封”作為挖掘溝塹並堆累土石以為界線，在此意義上可視為“郛”的一部分結構。易言之，筆者認為“郛”的製作有部分以“封”的方式建構，此外再配合原有自然山川形勢，以減省製作“封”的工事，亦可作為“郛”的天然憑障。“郛”若無自然山川形勢可作憑藉時，則以人工建築“封”的方式作為結構。

06

“郭”與“郛”的混同

上文第四節及第五節已說明“郛”與“封”關係極其密切，是“國”與“野”的界線。“封”作為動詞時既然有冊封之意，“封”作為名詞釋為界線、疆域時，則是指被冊封者土地的範圍。在“封”之內者為冊封的領地，在“封”之外則是莽莽原野，對受封者而言是尚未開闢的一片草萊。既然“封”作為受封者土地的界線，為了鞏固領地安全，將“封”予以牢固與脩繕，再輔以原有自然山川地貌作為天然憑障，即成為受封者領地的第一道防線，亦即文獻中的“郛”。杜正勝先生於《古代社會與國家》中認為，“郛”“表示城邦的最外界線，也有環繞國都的作用”，與本文觀點一致。杜先生認為，“郭”的產生晚於“郛”，“大概是因應國防的需要，封建城邦逐漸在城外一段距離的地方營建另一重夯土城牆，這就是郭。郭是外城，本質是軍事性的。”楊寬《古代都城與陵寢制度》亦云：“春秋戰國時代戰爭十分頻繁，建築城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加強軍事上的防守設施。利用城郭作防禦工事，是當時很重要的一種戰術。春秋時代各國紛紛修築城郭，都是為了防禦。”至於“郛”是否因為諸國建築“郭”而廢棄不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可從第三節說明鄭都新鄭擁有三重城門的情況得到答案。新鄭最外圍的第三道城門桔柣之門及渠門，筆者認為即是“郛”之門，表明“郛”在當時仍舊發揮防禦作用。此外，《左傳》亦數見修築“郛”的記錄，如僖公十二年《傳》曰：“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杜預《集解》云：“楚丘，衛國都。郛，郭也。”又襄公十六年《經》曰：“城西郛。”杜預《集解》云：“魯西郭。”《傳》文曰：“城西郛，懼齊也。”又哀公四年《經》曰：“城西郛。”杜預《集解》云：“魯西郭，備晉也。”依據《傳》文及杜預《注》可知，“城郛”的目的主要是加強防禦工事以備敵軍攻擊，可證實“郭”的產生並不影響“郛”的功能。

《左傳》亦見非國都的都邑設有“郛”，如襄公十五年《經》曰：“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杜預《集解》云：“備齊，故夏城。”《傳》文曰：“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齊兵或已毀其外城，故魯二卿帥師城之。郛，外城也。”又定公八年《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杜預《集解》云：“郛，郭也。”又哀公三年《傳》曰：“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杜預《集解》云：“伐其北郭圍。”上節曾引用《周禮・地官・封人》之文，其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指除了王畿、國都皆有“封”外，其他都邑亦有“封”。上文已申論“封”與“郛”的關聯，因此非國都的其他都邑亦有“封”、有“郛”，當是情理中事。

學者或許另有疑問：既然本文認為新鄭最外圍的第三道城門桔柣之門及渠門是“郛”之門，則“關”是否為“郛”之門？筆者認為“關”並非“郛”之門，而是位處“郛”之外的“竟”，亦即一國邊境之上。何以知之？《左傳》成公二年曰：“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又哀公十四年《傳》文曰：“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杜預《集解》云：“齊關名。”可知齊國有徐關及郭關。又文公二年《傳》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可知魯國有六關，但未能詳知六關之名。又襄公十四年《傳》記載衛國大夫蘧伯玉為避免捲入國內政治禍端，於是“遂行，從近關出。”杜預《集解》云：“懼難作，欲速出竟。”孔穎達《正義》云：“〈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國界有關，衛四面皆鄰他國，蘧伯玉欲速出國境，以免禍亂，於是擇最近之國門出國。”可知這裡的近關是指接近國都之“關”，並非關隘之名。誠如孔穎達《正義》所引，《周禮・地官司徒》敘錄“司關”之處，鄭玄《注》云：“關，界上之門。”又《儀禮・聘禮》曰：“及竟，張旃誓。乃謁關人。”鄭玄《注》云：“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識異言。”又《禮記・王制》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玄《注》云：“關，竟上門。”以上皆謂“關”為“竟”上之門。依據上文第四節所引《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竟”係指一國邊境，其意義與“疆”相同。《左傳》宣公二年記載“趙盾弒其君”之事，大史對趙盾云：“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亦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清人沈欽韓《春秋左傳補注》對此解釋云：“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返，乃可逃弒君之名。”意指趙盾若能出晉國之“竟”，表示已越晉國之疆域而出奔他國，如此即便身為正卿，亦可免去弒君罪責。由此可知，“竟”與“疆”為一國邊境，出入“竟”、“疆”即是出入一國國境。“竟”、“疆”之內則有“郛”，入“郛”即是進入“國”、“郊”的範圍，最後則到達國都的“郭”與“城”。既然文獻皆謂“關”是“竟”上之門，可知“關”並非“郛”之門。

至於設於“竟”上的“關”是否具有防禦用途？《周禮・地官・司關》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鄭玄《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又《孟子・公孫丑上》亦云：“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趙岐《注》云：“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顯然“關”的作用與稽徵貨物稅收有密切關聯。又從上引《儀禮・聘禮》及《禮記・王制》可以得知，“關”的另一項功能是稽察來往人員，似乎並未確切記載“關”具備防禦功能。關於此點，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附〈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其文梗概云：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鬬爭，天下騷然。然其時禁防疎闊，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遺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于《左傳》者斑斑可攷也。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註》云以備子朝。闕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冊，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

顧氏舉桃林之塞及闕塞二處天險為例，二處即後世所謂潼關及伊闕，是古今戰略要地。晉國卻待戰事緊急時才派遣重兵駐守二地，可知平日並無守軍防備。因此顧氏感慨云：“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故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云：“關的設置，起源甚早。……都是城市附近徵收商稅的機構，還說不上有防守的作用。不過後來關隘終於在防守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至遲在戰國時已經有了為防守而設置的關隘。”總而言之，春秋時代的“關”雖是一國邊境的出入孔道，但似乎平時未有重軍守護，其功能大概僅限稽徵貨稅及盤查人員。由於設置在一國“竟”、“疆”的“關”不具防禦功能，因此抵禦敵國入侵的第一道防線便是“郛”。若“郛”無法抵擋敵軍攻擊，則敵軍進入“郛”便是進入一國的“國”、“郊”，最後便可長趨至國都的“郭”與“城”。

在上引諸例《經》、《傳》中不難發現，杜預《集解》一概將“郛”解釋為“郭”，實已造成“郭”與“郛”混同不分。杜正勝先生云：“中國城市自春秋以下紛紛具備兩重城牆，傳統文獻與現代考古發掘或調查皆可得到證實。”杜先生亦從古文字學角度解釋“郭”的出現，其文云：

《說文》曰：“从邑、

聲。”

，即庸，卜辭、金文數見，象一圈城牆與兩個或四個城門樓，但作二圈城墻者甚少見。就字形遞演痕迹而言，二重城圈較晚出，與從社會史角度觀察到的城邑發展正相吻合。“郭”之別於“城”在於兩重城牆，表示它的特點的是“回”而非“囗”，有人把卜辭和銘文的“庸”一概釋作郭，嚴格說，從囗者當以作“墉”為是（墉，城也），從回者才是郭。郭是象形會意字，從邑會意，“回”可能模擬雙城城垣之形，同時也有包含在外的意思。故劍削謂之郭（《廣雅．釋器》），劍衣亦謂之郭（《方言》九）。後來衍生“廓”字，《釋名》所謂郭，廓也，廓落在城外；《白虎通》云，郭之言廓，大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兩重牆的城逐漸普遍，郭字逐漸流通，於是取代表示外圍的“郛”字。《春秋經》據魯史刪削，猶守古典的詞句；《左傳》則新舊並陳，表示外城的字有時用“郛”，有時用“郭”，甚至“城郭”連言。

杜先生這裡所謂的兩重城牆，即是本文所指的“城”與“郭”，非指最外圍的“郛”。杜先生申論“郭”與“郛”的混同，乃是因為“郭”的產生遠較“郛”為晚，由於“郭”是臨近“城”所修築的第二道城牆，防禦功能遠較最外圍的“郛”重要，世人也較熟悉其作用。因此當“郭”廣為世人使用後，最外圍的“郛”反而被“郭”字混同或取代，因而其意義逐漸被湮沒而模糊。此外，由於“城”與“郭”皆是夯土建築城牆，其堅固性與保存性遠較以“封”作為建築結構的“郛”久遠，也較能完整保存。因此現代考古發掘時，常見“城”與“郭”經探勘、挖掘而呈現於世人眼前。至於利用“封”或自然山川形勢為建築結構的“郛”，由於“封”的結構強度遠不及夯土城牆，再加上部分的“郛”是利用原本山川地貌，因此“郛”大多未能經考古發掘而重現於世，未被學者充分了解與重視。雖然大多數古代都邑遺址的“郛”未能重現，但仍有少數例子可以了解“郛”之梗概，例如上文第三節所引“淹城遺址”及“偃州商城”，二者仍可得見“郛”的遺跡。

07

結語

本文主要探究《左傳》中“郭”與“郛”的差異與混同。依據《左傳》記載，“郭”與“城”位置相臨，“郭”位於“城”之外圍以保護“城”。有時“郭”牆完全包圍“城”牆，有時“郭”偏於“城”之一側，有部分“城”牆與“郭”牆相連。但無論何種形式的“郭”與“城”，因為兩者相臨而互為依附，因此《左傳》常將二者合稱為“城郭”；有時單稱“郭”亦包括“城”，因此形成“城郭”不分的情況。至於“郛”的位置，本文透過說明鄭都新鄭總計有三重城門，證明除了“城”門及“郭”門外，在“城郭”更外圍尚有桔柣之門及渠門，筆者認為此二門即是“郛”之門。此外，《水經注》所載春秋莒國國都，以及考古發現春秋時代吳國“淹城”與殷商“偃州商城”，皆設有“郛”。杜正勝先生《古代社會與國家》已說明“郛”與“郭”的差異，但其謂“郛”為一國之“封疆”則有待商榷。據筆者考證，“郛”的位置在“國”與“野”之間，是“國”與“野”的界線。文獻亦記載，“國”與“野”的分界亦稱為“封”，可知在空間上“郛”與“封”位置重疊。依據《左傳》相關記載，可證實“郛”與“封”之內稱為“國”、“郊”，“郛”與“封”之外則稱為“野”、“鄙”。筆者認為“封”作為動詞時有冊封土地之意，亦有堆累土石之意；作為名詞時則有界線、疆域之意。若“封”與“郛”皆是“國”與“野”的界線，而“封”作為挖掘溝塹並堆累土石以為界線，在此意義上，“封”可視為“郛”建築結構的一部分。易言之，“郛”的建築有部分是以“封”的方式建構，此外再配合原有自然山川形勢，以減省製作“封”的工事，亦可作為“郛”的天然憑障。依據杜正勝先生之見，“郛”出現早於“郭”。但自春秋時代開始，許多城邑在原本的“城”外再建築“郭”以加強防禦。由於“郭”是夯土城牆結構，又較“郛”更具防禦功能，因此世人在較熟悉“郭”的情況下，逐漸將“郭”與“郛”混同使用，導致“郛”的意義逐漸模糊而被學者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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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訖案：該文原有詳細頁下註，或註明引文出處，或補充史料，或間闡己意，由於排版問題，茲從略。我們編輯過程中或存在錯訛，詳情請讀者核對原文，感謝黃聖松教授惠賜大作，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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