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杨振宁先生塑像
2001年，吴为山首次为杨振宁先生塑像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人物。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我向杨振宁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创作的鲁迅、费孝通、吴作人塑像。杨振宁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问题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杨振宁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感到好奇和有兴趣的是他所谈的美。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他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到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之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既直接又十分复杂。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Dirac,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使人感悟到他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振宁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振宁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了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振宁先生对我的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中指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3000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振宁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充满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为他塑像，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面对面地塑像。在场的熊秉明先生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振宁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泥塑稿出来后，他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在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再次面对面地为他塑像。翁帆女士和我的夫人在场，杨振宁先生泰然自若。两小时后，面对一尊塑就的胸像，杨振宁先生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有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振宁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振宁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塑像中那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饱满的天庭、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伫立于图书馆大厅，或坐落于大学草坪，或端坐于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塑像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着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含了儒家关注的现世之道，也包含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他的气象里，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
杨振宁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曾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可见，中华文明之魂已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杨振宁先生的精神深处。在他的塑像落成于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振宁先生心中的分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振宁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做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回顾与杨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一生成就时，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
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他的家中，聆听他真切、睿智的话语。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可以将真性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振宁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