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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毛泽东晚年曾反复推荐马克思的著作，特别要求全党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如今知道这件事情的年轻人恐怕并不多。实际上，这也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毛泽东晚年，在自己的思想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还号召全党学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内战》是两篇在内容上紧密联系着的著作，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续篇。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何造成了这样的局势—使得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集团得以掌握法国。而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则分析了法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如何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使得巴黎无产阶级可以独立地掌握政权，并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804年，法国经公民投票成立帝国，拿破仑被选举为法兰西帝国皇帝。随后，欧洲的封建势力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反法战争的实质是：由于拿破仑要摧毁金融家集团对于欧洲的统治，所以欧洲的金融家集团不得不坚定地联合起来打倒拿破仑。如果说拿破仑领导的是一支由获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组成的军队，那么，在反法联军背后、全力为他们提供战争经费的，则是以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银行家集团，银行家才是滑铁卢战役的总指挥。而最终是资本武装起来的军队，打败了翻身农民组成的军队。1814年拿破仑被放逐后，波旁家族“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再次复辟，而此时，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在欧洲各地流浪。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的次子，他的母亲是约瑟芬皇后与其前夫所生之女奥坦丝，“小拿破仑”在幼年时代曾经在拿破仑皇帝身边短暂生活过，拿破仑被推翻后，这个“小拿破仑”就一直打着伯父的旗号在欧洲各地招摇撞骗。这个人具有异想天开的冒险家性格，例如，1840年，他找了几个伦敦仆役穿上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装，在布伦登陆，宣布起义，但随即就被抓进了监狱，而在监狱里，他写下了《拿破仑思想》这本著作。1848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五位总统候选人之一，并奇迹般地得到崇拜拿破仑的广大法国农民的支持，继而当选总统。在担任总统期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充分利用议会与内阁之间、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法国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对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击破、“互相削弱的政策”，最终成功地把大权揽在了自己手中，并在1852年复辟帝制，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己当上了皇帝，成为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完全依靠金融投机家执政，他希望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法国经济，并把国债的基础建立在法国小农的小块土地的抵押之上，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一个金融帝国，是金融家执政的王朝。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金融泡沫破灭了，法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他与英国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开始了对普鲁士的战争。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小拿破仑”只是拿破仑拙劣的仿制品、是个冒牌货，这个人丝毫不具备他伯父的军事才能。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临前线指挥，随即在色当被俘，法国全面战败，“小拿破仑”自己也被囚禁在威廉堡，最后在囚禁中死去。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小拿破仑”执政期间已给法国带来了沉重的内债，而战败的法国又面临着巨额的战争赔款。为了让法国履行赔款，在战胜国普鲁士的支持下，法国成立了以梯也尔为首的临时政府，不过这个政府的构成非常奇特，因为它的主要成员是那些在法国的历届政府中因贪污腐败或者其他丑闻被迫下台的、声名狼藉的旧官僚，因此，临时政府几乎是一个由罪犯构成的组织，而这个政府的唯一功能就是代表法国履行割地赔款的“义务”。法国战败后，唯一一个没有倒下的城市就是巴黎，这主要是因为巴黎这个城市延续了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武装自卫”传统，它有一支叫“国民自卫军”的城市民兵队伍。在巨大的赔款压力下，巴黎拒绝承认临时政府，更拒绝承担赔款“义务”，而是选举产生了一个自治政府，与临时政府和普鲁士军队对抗，这个选举出来的自治政府就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由法国劳动者组成的政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劳动者的政权。巴黎劳动者能够登上历史舞台，首先就是因为自1789年以来，法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如同一幕幕高潮迭出的大戏，而最终却是把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折腾得精疲力竭。于是，到了1871年，竟然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再有力量负起领导责任了，而在法国各阶级中，如果说还有一个阶级没有获得过领导权，没有尝试过执政的滋味的话，那么这个“最后的阶级”也就是劳动者阶级了。所以，欧仁·鲍迪埃在《国际歌》中把这个“最后的阶级”的斗争称为“最后的斗争”。列宁曾说，劳动者阶级只是在连统治阶级自己也不愿统治下去时方才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无论是在1871年的法国还是在1917年的俄国，情况都是如此，因为那时两国出现了统治的真空，没有任何统治阶级有能力实行统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并紧紧抓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之前，知识一直是以“密谋”的方式存在的，知识和知识界的潜规则向来就是：有些话是能说的，有些话则是不能说的；有些话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而对另一部分人就不能讲或者不能这样讲。马克思以“批判”这种方式，或者以“批判”这个武器，破除了知识的密谋、破除了作为“密谋”的知识，他把一切都公开了。马克思把这种公开演说的方式称为“宣言”。《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人世间最威武的“宣言”，自马克思之后，人类知识才具有了公共性质。马克思最好的一篇文章无疑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地位在于：这篇文章开创了“年鉴史学派”的传统，开创了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融为一炉的综合视野—布罗代尔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马克思；同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开创了从“释梦”的角度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疾病加以诊断、分析的方法—弗洛伊德则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马克思；此外，它通过破译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支离破碎的语言，从中寻找真正的主语，重建了语言的秩序、思想的秩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都是从这个向度继承了马克思。法国社会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每次动手作文之前，都要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大声朗读一遍，以重温在破碎的词语中重建语言秩序的方法。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标杆—每一个学科几乎都从这里出发，为的是最终再回到这里。我们先从这篇文章中找出两段来朗读一下，借以体会什么是马克思式的摧枯拉朽的文风、什么叫马克思式的才华横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标榜的“议会民主”与资本家的“实际利益”相冲突，而他又是怎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做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3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一定会堕落为群氓专制？资产阶级为什么注定要成为“人间喜剧”的主角？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的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一切社会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4上述两段嬉笑怒骂的文字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不但开创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他还发明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把思想与激情、知识与才华、庄严与诙谐、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高度融为一炉。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不一定有才华，而把知识、思想、才华如此高度地凝练起来，这就是马克思的风格。《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对1848～1852年法国状况的全面分析，它是一部小型百科全书、是一部编年史，开创了“年鉴史学派”的传统。而总体来说，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讲述了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1848～1852年，法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从议会民主、宪政制度，向国家官僚制度，最终是流氓无产者政治的滑落，它回答了资产阶级议会立宪制度以及国家官僚制度为什么必定会破产的问题。第二，它讲述了政治制度变迁背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章中指出，议会、立宪制的后台是大地主—大工业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制的后台是广大的法国小农，而以波拿巴为代表的流氓无产者政客的后台则是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必将支配着大地主—大工业资产阶级，而支配金融的则是一个靠诈骗为生的买空卖空的流氓无产阶级集团。所谓“读经典”，也就是原原本本、一字一句地读原文，现在，就让我们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以大声朗读的方式赏析马克思这篇千古名文吧。在文章中，马克思这样说，市民社会里的个人之所以不能联合起来，而不得不诉诸幻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互相之间不了解，因为大家讲不同的语言。马克思这个简要而深刻的回答足以令我们大吃一惊。他这是说：市民社会里孤立的个人，因为互相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语言，所以就不能联合起来。而且马克思还说，这样一来，这种孤立的个人要想行动，也就必须借助“别人的语言”，甚至必须借助前人和死人的语言、名字、口号、服装和旗帜，借助与幻象和亡灵之间建立起一种虚幻的联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易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5市民社会里的孤立的个人的真正困境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因此，他们就不能实现现实的联合与团结；正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只能用“借来”的语言。然而，借用别人的语言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目的、两种效果。一种目的是为了借此表达现实的要求、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种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借以掩盖现实的要求、掩盖自己的诉求。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克伦威尔、丹东和拿破仑属于前者，他们借用罗马英雄的语言、旗帜和口号，乃是为了在现实中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为了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改造世界。但是，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借用革命前辈的语言、打着革命前辈和共和国的旗号，却仅仅服务于个人及其家族“发财致富”这唯一的庸俗目的：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慕兰、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吉普利克拉斯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瓦鲁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治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然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的战斗的。在罗马帝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6正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为了把战斗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以掩盖其狭隘的、自私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革命家方才借助了罗马的语言。于是，在这里，是人支配着语言、是现实的内容支配着罗马的辞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支配着对罗马议会制度的想象。为了现实的、革命的需要，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并不迷信议会这种形式、这种辞藻。所以马克思说：“克伦威尔在解散国会时独自一个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但是，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在他们那里一切全都倒过来了：语言支配着人、历史的华丽辞藻支配着现实的内容，对议会民主这个形式的迷信支配着实质的政治统治—死人支配着活人：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7于是，在这里是辞藻掩盖了内容、形式掩盖了实质、语言支配了人、死人支配了活人，是议会民主的辞藻和形式掩盖了资产阶级政治能力的下降，掩盖了它既不敢统治也不敢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统治者的这个事实，以下的话直指托克维尔代表的“立宪法”：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效劳；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8“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人们借用前人的语言是为了进行斗争，而不是为了扯皮和扯淡，但是在1848年的法国，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面，“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当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借用罗马的语言是为了直面现实、迈向现实，而现在，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借用革命前辈的语言则是为了逃避现实、逃向梦幻。而法国资产阶级的梦就是“议会梦”，即对“议会制”的迷信：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9而正如资产阶级沦为“议会迷”一样，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同样也陷入了另一种梦境之中不能自拔。法国小农的梦就是对国家官僚制、对“青天大老爷”的迷信，这就是“皇帝梦”或“青天梦”。小农不能为自己做主，他幻想着“青天大老爷”骑在自己头上为自己做主，这种对权威的迷信，也就是对国家官僚制的迷信，乃至对于皇帝的迷信。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自然交换，而不是靠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有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人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10在这里，马克思说：小农“是一个阶级”，但“又不是一个阶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阶级”？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构成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是相应的经济交换方式，在经济交换方式之上，方才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就体现为“阶级”。城市里的、市民社会的经济交换方式是依托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市场，其政治组织形式是行会、商会和企业主的联合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小资产者形成了一个阶级。而大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方式是票据，替大资本家经营票据的是银行、股票交易所等金融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金融资本家也形成了一个阶级。但是，在小块土地上谋生的小农的生活方式却是自给自足的，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即他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经济交换方式，因此也就没有组织这种经济交换方式的政治制度形式。于是，所谓小农“是一个阶级”，但“又不是一个阶级”的意思就是：小农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阶级，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小农是一个自发的势力，并不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这样一种依赖自然交换且尚处于自然、自发状态的阶级，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没有力量代表自己。中小资产阶级看不起他们，而大资产阶级更不可能代表他们，所以小农只能希望“青天大老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即只能让官僚制国家、请皇帝来代表自己。可见，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与“后革命时代”或者伪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区别是什么呢？前者是人支配着语言，后者是语言支配着人；前者是内容胜于辞藻，后者是辞藻胜于内容；前者是实质支配着形式，后者是形式支配着实质；前者是现实鼓舞着梦想，后者是梦幻支配了现实—这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有一个梦幻式的开头，或者说，它的第一部分是从“说梦”、“释梦”开始的。因此，与其说这篇文章的开头是“弗洛伊德式的”，还不如说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人不能控制语言，反而被语言所控制；人不能控制幻象，反而被幻象所控制，这就是典型的精神病人的状态。而这种时代的症候使法国的资产阶级与小农都陷入了与现实隔绝的“梦游”中。于是结果只能是：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借用罗马英雄的语言是为了演出历史壮举；而到了1488年，拿破仑的不肖子孙们借用革命前辈的语言，却是为了扮演历史喜剧。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是这样说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11更富戏剧性的是，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不仅战战兢兢地拜倒在法国大革命的语言、形式、辞藻和幻象面前，反而丢掉了大革命的内容、实质和英雄气魄，而且他们还要为这“借来的语言”的空壳和虚假的面具付费、支付租金，这个语言的空壳和虚假的面具就是一个碰巧也叫波拿巴的无赖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无赖汉是拿破仑的侄子，但他却不像他的伯父那样代表革命的资产阶级，而是代表着专门从事诈骗的金融集团，而他的上台就意味着金融骗子对于法国的统治：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不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那么究竟什么是“借来的语言”？进一步说，所谓“债务”的想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根深蒂固的债务的思想实际上也恰恰植根于这种意识：我们自己没有语言，我们的语言是从祖先那里借来的。语言是祖先的馈赠，我们借用了他们的语言，因此，在社会形成的一刹那，在我们学会交流的一刹那，我们就对“语言的创造者”欠下了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务。债务其实就起源于一种想法：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们的东西都是“借来”的，而这个东西起初不是别的什么，而首先就是“原本不属于我们的语言”。正是我们与祖先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我们先天就是负债者，因此债务对于我们而言是自然的和天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现代法国的历次社会危机都是由“国债”的发行、由国债的压迫引起的，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自然也不例外。于是，要使得危机平息、革命终结，就必须唤醒一种意识：国债是天然的而不是一种强加的压迫和掠夺。而要唤醒这种意识，就必须从人们意识的深处唤醒更为古老的“债务感”，而这种债务感的产生当然就植根于我们对祖宗所负的债务乃是天然的这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归根到底起源于“语言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债务”这种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国债发行者的金融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流氓无产者在1848年的革命中最终胜出的原因，也就在于债务是天然的、负债是人的自然状态，人们的这种“负债感”被唤醒；因此，只有国债稳定，社会才能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债务关系的明确，而债务关系的明确就是市民社会成立的基础。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国债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及其在行政权每次获胜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在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13于是，要摆脱债务是天然的这种想法，就必须粉碎语言是借来的那种定见，就必须使人们支配和创造自己的语言，必须让内容战胜辞藻、实质战胜形式、活人战胜死人，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14通过操纵股票的涨跌便能操纵政局，左右选举，这是“小拿破仑”的一项发明。所谓“辞藻胜于内容”，就是股票市场的行情掩盖了实际的经济情况，而议会里的“杯水风波”，则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