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选择支教，并非出于别人所认为的高尚。我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农村生活中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一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已然干枯。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几经碰壁。我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最后一次面试，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然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前排面试官盯着我，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诸多荣誉，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早上起床，我便感到万分沮丧，盼望着一天早点结束。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老师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说实话，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当时我并没有多关心，只是因为我在书上读到过“公益疗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二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一起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6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只有6名老师。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起入住学校。后来，我才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多少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烦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个月，学校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提出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地打扫。
　　
　　因为缺乏书籍，图书馆里4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因为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然而，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钟毅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沒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很多孩子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孩子们去看看。”顺子说。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商定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孩子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症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但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所以，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地，学校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身，去思考一些被我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的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这所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关于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的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的描述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一样陌生。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经常磕碰，我们只能备好碘伏用于伤口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大家搜集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再没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记忆中，失眠始于我16岁。其实，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言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习惯性地掩藏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交往中主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