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方剂』补益汤>补阴>从一贯煎管窥魏之琇学术思想

一贯煎，为清代名医魏之琇所创，见于《续名医类案·心胃痛门》高鼓峰、吕东庄胃痛治验的按语中。魏氏曰：“此病外间多用四磨、五香、六郁、逍遥，新病亦效，久服则杀人矣”；“高吕二案，持论略同，而俱用滋水生肝饮，余早年亦尝用此，却不甚应，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杞子、川楝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

概括地看，一贯煎方中多为甘寒之品，重用生地黄为君，滋阴壮水以涵肝木，配伍枸杞子补肝血、养肝体以和肝用，使肝得所养，肝气条达，则无横逆之虞；又辅以沙参、麦冬滋补肺胃之阴，既助脾胃生化之源，又滋水之上源，肺胃津旺，金气清肃下行，自能制木，令其疏泄条达而无横逆之害，共奏培土养金，以制肝木之功；当归养血活血以调肝，借其辛温之性，使诸药补而不滞；更入少量川楝子，性寒不燥，疏肝理气，顺其条达之性，平其横逆，又能引诸药直达肝经。如此配伍，寓疏散于滋补之中，滋补不壅滞，疏散不伤正，可使阴血复、肝气疏，诸证乃平。全方仅六味药，组方严谨，功效卓著，为历来诸多医家所推崇。张山雷云：“此方虽从固本丸、集灵膏二方脱化而来，独加一味川楝子，以调肝木之横逆，能顺其条达之性，是为涵养肝阴无上良药，其余皆柔润以驯其刚悍之气，苟无停痰积饮，此方最有奇功。”“若果阴液虚甚者，如萸肉、白芍、菟丝、沙苑、二至等，肝肾阴分之药，均可酌加；口苦而燥者，是上焦郁火，故以川连泄火。连本苦燥，而入于大补养液队中，反为润燥之用，非神而明之，何能辨此？”著名医家秦伯未指出了本方的加减之法：“大便秘结加蒌仁；虚热多汗加地骨皮；痰多加贝母；舌红而干加石斛；腹痛加白芍、甘草；胁痛作胀，按之坚硬加鳖甲等。”

一贯煎为何以“一贯”立名，后世医家鲜有论及者。考诸语源，一贯乃《论语·里仁》中“吾道一以贯之”的缩语，意指以一种道理贯穿于万事万物。细读《续名医类案》，笔者以为魏氏用“一贯”来命其验方，不仅突出其擅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枸杞、川楝等药配伍处方的临证特色，更由此折射出其学术思想的光辉。

内伤杂病，多因肝病所致

魏氏云：“肝木为龙，龙之变化莫测，其于病也亦然。明者遇内伤证，但求得其本，则其标可按籍而稽矣。此天地古今未泄之秘，《内经》微露一言，曰肝为万病之贼六字而止，似圣人亦不欲竟其端委，殆以生杀之柄不可操之人耳。余临证数十年，乃始获之，实千虑之一得也。世之君子，其毋忽诸。”王孟英评魏氏这一番告诫之言时云：“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此余夙论如此。魏氏长于内伤，斯言先获我心。盖龙性难驯，变化莫测，独窥经旨，理自不诬。”

魏氏擅长治疗内伤杂病，以“肝为万病之贼”立论，确与肝之生理特性和病理特点有关。肝藏血而主疏泄，体阴而用阳，其性主升主动，肝之经络上至巅顶，下络阴器，旁与脾胃相邻，又与心包同属厥阴；故其疏泄失常则气机乖舛，或上逆，或下迫，或横犯脾胃，或窜入心包。在《续名医类案》中，属于气机上逆者分别见于呕吐、吐血、衄血、喘、呃逆及目、耳、鼻、喑等门；下迫者分别见于痢、疟痢、下血、疝、悬痈、痃癖及妇科病的经水、崩漏、产难等门；横犯者分别见于胁痛、腹痛等门；窜入心包者分别见于厥、癫痫等门。

重视肝体，主张养阴生肝

肝为刚脏，喜条达而恶抑郁。疏泄失调，气机郁结，则为肝气；郁而化火，则为肝火；气盛阳亢，则为肝阳，阳亢化风或热极生风，则为肝风。肝气、肝火、肝阳、肝风四者同源而异流，在病变过程中，每多兼夹或相互转化。一般医家治肝，因昧于“肝无补法”之说，大都重视其用，多以疏肝、泻肝为正治，辛散、苦寒往往伤阴致燥；即使肝阴不足，需地黄、枸杞以滋阴，然又有二地腻膈之说，而使人畏之如虎。魏氏直陈流弊：“古来方书于此症殊无肯綮，无怪乎世之梦梦也，原其误人之始，只肝无补法四字，遂使千万生灵含冤泉壤。”

魏氏治肝，着眼于肝体，尤重视养阴生肝一法，以为肝虚之由，或因禀赋不足，或因房劳过度，更多是因医者误治所致；而众多疏泄失调之证，乃由肝体失养，从而影响肝用所致。故不宜仅知疏泄，不知培本；培本之治，又须着重养阴，即使症似阳虚，其实亦由阴虚为主，由肝阴不足，不能涵养肝阳，遂失疏泄之用。故治宜补养肝阴入手，寓疏于补，使肝体得养，则肝用自如。即使虚实夹杂，标本兼治，仍宜补养肝阴为主，稍予疏泄。

魏之琇生活的年代，直主苦寒或恣用温补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温补学派，自李东垣补中益气汤盛行后，经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乃至汪机、李中梓等人的推衍发挥，几乎到了“举国若狂，谁为唤醒”的地步。魏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目睹温补的流弊，每每痛心疾首，在总结分析前贤经验的基础上，力主肝肾阴虚为百病之本的病机论，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养阴风格，而一贯煎的创立和广泛应用正是其养阴思想的体现。(马东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