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梦》女子为何尽是悲剧
以《红楼梦》所处实际论，在个人主义时代而维持宗法时代之组织，无疑要生冲突。大家庭制度到此己成强弩之末，这是事实，因而欧风一侵，此种制度随即解体。
红楼梦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封建宗族观念日渐淡薄，个人主义观念逐渐增强，传统父家长制家庭危机四现，但又缺乏新的法律制度模式来填补真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曹雪芹在阅尽贫富贵贱的人生变幻之后，背负身、家之痛，以文学家、哲学家的敏感与才情，于盛世之中更早地聆听到了衰音。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他强烈地控诉与质疑封建社会的一切陈腐俗套，试图探究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他对现实社会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创造出一个个崭新的形象，寄托他自身的新的社会理想。
他笔下的宝玉，厌弃仕途经济、经世致用的道路，否定“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最高价值，追求一种真性世界和人格理想，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
然在当时，并没有新的道路可走，宝玉在封建礼教的樊笼中欲出不得，欲抗不能。随着内外矛盾的加剧，随着家世衰败、黛玉弃世，身边一个个鲜活的青春生命被损害被毁灭，爱情理想破灭，万事成空，百念俱灰，终于悬崖撒手，走向庄禅式的寂灭。
他笔下的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第五十五回)然而她出不去，她的才干未能拯救贾府于危败之际，最后不得不以女儿之身远嫁外番，作了封建时代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他笔下的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超逸灵性，诗才横溢，与宝玉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心灵的交汇，“木石前盟”，神仙伴侣，然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们的爱情，世所不容，最终“泪尽而逝”。
他笔下的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温厚贤淑，博识豁达，安份随时，几乎集中国传统女性之一切美德于一身。按封建道德的标准，金玉良姻，其美非常。
然而宝玉的理想主义与宝钗的现世主义始终存在冲突，“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良人一去，绝无眷顾，以至于“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其悲剧命运，其实更甚于黛玉。
他笔下的元春，一朝得宠，贵为皇妃，使贾家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终究只是瞬间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作为一个深宫女子，她的命运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向和皇帝个人的好恶，而自己丝毫不能主宰，真乃“悲险之至”。
他笔下的凤姐，是脂粉队里的英雄，泼辣美丽，恃强能干，言谈爽利，心思精细，“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在贾府行将衰败之时，是她在运筹谋画，独支大厦。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贾府势败之时，她竟“诸罪所归”，落得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逃脱了不作为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压制、损害的悲剧命运。
还有尤二姐、尤三姐，她们不甘沦为男人掌中的玩物，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试图追求正常的婚姻与人生之幸福。尤二姐以“柔”的方式试图改过自新，尤三姐以“烈”的方式觉醒抗争。
然而无论是柔弱的尤二姐还是刚烈的尤三姐，封建礼教却注定她们不可能拥有圆满幸福的婚姻人生，美丽的生命、亮烈的才情最终都被戕害扼杀于无声。
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自西周以来并无任何值得一书的创新发展。婚姻从来不顾及男女个人的情感，而是家庭与宗族的大事。封建纲常被不断地强化加固，女性始终处于被束缚、被禁锢、被压制的地位。
九十年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借用鲁迅先生的方法，翻开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婚姻法律制度史一查，这制度没有爱情，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三纲五常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女子的眼泪来，满本都写着八个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至此，似乎应该理解，为何曹雪芹笔下的众多女子，个个各秉才情，各具风流，然她们的最终命运竟都是无一例外的悲剧？
究其根本原因，她们的命运并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而是那个时代女子的普遍命运；贾宝玉的悲剧，也并不仅仅只是他自身个体命运之悲剧，而是封建婚姻制度所必然缔造的群体大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楼梦》，正如第七十六回中所描写的最后一次贾府中秋盛宴，夜静月明，天空地净，吹笛人远远地从桂花树下送来笛声，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吹响了一曲封建家国制度的挽歌。听笛人由苦闷而醒觉，新的社会理想虽然朦胧渺远，然而必将动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