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超稳定结构下的两种调节机制（金观涛）

中国传统稳定的一体化结构并不能自动的达到某种理想状态，一体化结构的确立，还必须包括利用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组织进行塑造、调节，尽可能保持它处于理想平衡状态。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组织方式，可以概括为一体化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它是由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互相维系、互相调节的体系。

金观涛先生认为，正是这种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模式。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如何保持三个子系统处于良好的耦合状态。社会结构所表现的行为模式可以用两重调节机制来概括。

第一重调节机制是在社会结构稳定时期的行为，其目的是通过一体化有意识的调节来保持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如为了保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不仅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也成为广泛渗透基层对百姓实行教化的理论依据。在政治上是强化大一统官僚机构，防止官员腐败。经济上则实行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尽可能的抑制土地兼并，既保证中央财政有稳定收入，又使地主乡绅有经济能力充当地方领袖。一体化结构在社会稳定期的行为模式通常被称为仁政。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出于对社会组织方式的理解，自觉的强化一体化结构、以保持整合社会之行动。清朝前期在这方面保持的极为出色。国家的农业税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地主经济高度繁荣。

但是以第一重调节机制的行为模式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一体化结构的各种调节会慢慢的失效。失效的原因是一体化结构自身的异化。一体化结构的各种调节功能对自身的腐败和由调节制造出来的社会弊端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将调节机制的异化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最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官僚机构的膨胀，另一种是日益上升的土地兼并。各个王朝中后期，无组织力量由于积累而加速增长，最后如同癌症一般吞没一体化结构，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瓦解，社会宏观行为模式转化为全社会崩溃性大动乱。由于社会整合是被无组织力量增长破坏，而社会解体的大动乱恰好存在有效清除无组织力量之效果，大动乱成为一种调节机制。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使土地兼并得到缓和，贪官污吏得以清除。城市是在动乱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儒生绅士在动乱中纷纷离开城市返回乡村。而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法家族是在大动乱中不能破坏的，于是在动乱消除无组织力量后，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再次成为社会三层次重建之基础。我们看到的社会结构的修复，一个新王朝迅速重建。这种由乱而治的过程，金观涛先生称之为第二重调节机制。

总之，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它具备能有效克服内部危机的双重调节机制。只要社会危机来自内部，这种双重调节机制交替起作用，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典型模式也就呈现出周期性王朝更替与儒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的长期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