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丈 | 觀念、制度與文本編纂——论魏晋南北朝的“州記”（一）

作者簡介

林昌丈，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爲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史和區域歷史地理。

如所周知，現今所能見到的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基本上以佚文的形式存留於六朝至唐宋的載籍中。圍繞這些散佚的文本，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關注其性質、興盛原因及其編纂的資料來源[1]。不過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我們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往往籠統地稱之爲州郡地志、六朝地記或地理書。然而由此也衍生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這些州郡地記是同一種性質的文本嗎？即，“州記”和“郡記”可以混为一同来處理嗎？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郡記”和“州記”進行分開討論。這樣的做法，主要從以下幾點加以考慮：從形成的時間來看，“郡記”文本早在兩漢就已有之。然而，相對於東漢時期就已確立的州級政區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和州級政區相匹配的“州記”，要遲至東晋時期纔得以出現。較爲特殊的是應劭《十三州記》，但據下文考證，可知此書佚文類似於應劭對《漢書》的集解和音義，而非東漢時期全國性的總志撰述。因此可以推測，“州記”的出現，一開始和州級政區及其行政系統的運作没有直接的關係；和州級政區相關的文本雖有兩漢三國時期的“州箴”“州論”，但其性質和“州記”不同；西晋時期，“州記”文本開始以全國性總志的方式出現。

那麼，“州記”的最初編纂，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呢？西晋時期開始出現的全國性總志中的“州記”是怎樣的？東晋南北朝时期，以運行的州級政區爲單元而編纂的“州記”，是如何編纂的？它們的内容和性質又是什麼？爲了對“州記”有一個長時段的觀察，本文首先梳理和“州記”相關的文本“州箴”“州論”，然後從佚文内容出發，盡可能地考證西晋至南北朝時期諸種“州記”的成書年代、文本框架和編纂者。在其基礎上，試圖從觀念和制度兩方面因素入手觀察魏晋南北朝“州記”的編纂過程。

一

“州箴”“州論”小史

至遲於東漢時期，作爲地方行政區劃層級中的州級政區得以確立。西漢晚期至三國時期，圍繞“州”而形成的相關文本，是史料中可見的“州箴”和“州論”。《後漢書·胡廣傳》提到西漢揚雄撰寫的《十二州箴》：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2]

從現存揚雄所撰的箴文來看，《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分爲《十二州箴》和《二十五官箴》兩部分内容[3]。胡廣續補的應是和“二十五官箴”有關的部分。關於《州箴》，《漢書·揚雄傳》云：“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4]學者已指出，揚雄的《十二州箴》，反映的是平帝元始四年（4）更改十二州名之後的情况[5]。箴文仿照《虞箴》的行文體例，借用《禹貢》的一些描述，用文學化的語言叙述十二州的地理範圍、物産土貢和歷史變遷等内容。這種帶有勸誡意味的文本，和州牧監察理民的性質相符合。比如“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和《十二州箴》可以結合起來考察的是漢末三國時期出現的“州論”。與衆大臣、儒士進行講論問對成爲曹魏各帝王的時興方式[6]。《三國志·魏書》謂文帝曹丕“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7]。到了曹芳正始八年（247），這種方式仍舊盛行。當時的尚書何晏專門上奏“講論經義”等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8]從《魏氏春秋》載高貴鄉公曹髦與群臣的講論過程來看，講論包括講業和議論兩部分[9]，所涉主題當非常廣泛。除了政事、經義、禮典和帝王人物優劣之外，講論的内容還涉及到州郡人物、地方土産。尤爲幸運的是，盧毓《冀州論》中恰好存留了有關州郡人物、地方土産的講論問對。先來看其中的一則佚文：

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尚書何平叔、鄧玄茂謂其土産無珍，人生質樸。上古以來，無應仁賢之例，冀、徐、雍、豫諸州也。盧釋曰：“除黄帝已前，未可備聞，略言唐虞已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來，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10]

從《冀州論》所存的佚文來看，此段應是盧毓回答尚書何晏（字平叔）、鄧颺（字玄茂）謂冀州土産無珍、人生質僕和無應仁賢之例的序文。據《魏書·盧毓傳》，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左右，盧毓爲吏部尚書。齊王曹芳即位，曹爽“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11]。因此，盧毓與尚書何晏的問對，應該發生於曹爽專政之時。當時盧毓的官職很有可能即爲尚書僕射。盧毓所舉常山郡的梨、魏郡的杏、安平郡的棗、中山國的栗等物産時，皆以“地産不爲無珍”的語句結尾。茲試舉幾例如次：

中山好栗，地産不爲無珍。

安平好棗，地産不爲無珍。

魏郡好杏，地産不爲無珍。

常山好梨，地産不爲無珍。[12]

據現存佚文，盧毓所舉的郡國囊括中山國、安平郡、魏郡、常山郡、趙國和河内郡等，已溢出曹魏立國後冀州的轄域。據《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併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河間、清河、河内、上黨、涿郡等三十二郡[13]。因此，當時尚書何晏、鄧颺與盧毓等人是以東漢末年九州制下的“大冀州”爲地域範圍進行問對辯論的。

《冀州論》是盧毓與尚書何晏、鄧颺問對的一次結集，内容涉及冀州的物産與先賢。令人頗爲生疑的是，現存佚文却没有一則涉及人物。這不能説是偶然。綫索來自於另外一篇署名爲何晏的《冀州論》[14]。此篇《冀州論》的内容，通過華美、工整的詞藻，勾勒冀州自春秋以來的聖賢仁人，如謂“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衰；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韓起。决危定國，莫賢乎狐偃”。這樣的語句與盧毓《冀州論》中對物産的描述具有驚人相似的一面。幾乎可以認定，此篇《冀州論》原先當是盧毓《冀州論》中的組成部分。這也恰好補充盧毓《冀州論》現存佚文中缺少先賢人物的内容。此兩篇《冀州論》當合而爲一，組成完整的《冀州論》。

值得一提的是，署名爲盧毓父盧植編纂的《冀州風土記》，現存的一則佚文曰：“黄帝以前，未可備聞，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15]《太平寰宇記》與《太平御覽》雖是節引此書，但可看出其内容與盧毓《冀州論》的序文基本一致。翻檢《後漢書·盧植傳》，盧植編纂《冀州風土記》，或在他晚年出任冀州牧袁紹軍師之時。无论如何，盧毓《冀州論》中不少内容應當來自《冀州風土記》。

那麼，署名爲何晏的《冀州論》又是怎麼回事？從《初學記》《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所引何晏《冀州論》或《九州論》來看，其内容應當都出自盧毓的《冀州論》。由上述可知，何晏先是從“土産無珍、人生質樸”的問題對冀、徐等四州進行問對。毫無疑問的是，現存佚文當非出自何晏之手。何晏或其幕僚很有可能把這次有關禹貢九州的問對進行結集，題爲《九州論》，而盧毓《冀州論》當是《九州論》中的一篇。因而，後世類書在轉引時，或署“盧毓”、或署“何晏”，遂造成一些謬誤。

可以説，《十二州箴》仿照《禹箴》的體例，爲西漢晚期的“十二州”監察區而撰寫，屬於爲官理民的箴文；《冀州論》有着問對講論的性質，現存佚文顯示其涉及的區域爲東漢末年九州制下的“大冀州”。同時，它的内容和《冀州風土記》間有密切的關係；下文將會展開考察的“州記”，基於“州”級單元而進行撰述，内容包含地理、物産、歷史變遷和先賢人物等。“州論”雖涵蓋地理、物産和人物等信息，但顯然並非“州記”。

二

“州記”叢考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於《豫章舊志後撰》一書下説道：

漢魏六朝地理之書大抵略如《華陽國志》之體，有建置、有人物、有傳、有贊，而注意於人物者爲多。自來著録之家務欲各充其類，以人物爲重者則入之傳記，以土地爲重者，則入之地理。亦或一書而兩類互見，不避復重。或裁篇而分類録存，不嫌割裂，各隨其意，各存其是。初無一定之例也。[16]

就内容而言，通過現存“州記”的佚文可知，舉凡山川、建置、物産、人物和傳説，都囊括於“州記”中。相較於“州論”，“州記”的内容更爲龐雜。綜合來看，現存的“州記”存在两種類型：全國總志式“州記”和州級政区“州記”[17]。茲先列表如次：

表1  魏晋南北朝的“州記”類型

“州記”類型	書名
全國總志式“州記”	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雍州記》、《冀州記》）、荀綽《九州記》（《冀州記》、《兖州記》）、樂資《九州志》、《九州郡縣名》 闞駰《十三州志》、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司州記》、《豫州記》、《揚州記》、《江州記》、《荆州記》、《交州記》、《梁州記》）、《大魏諸州記》、黄恭《十三州記》（《交廣記》）、吴均《十二州記》
州級政區“州記”	劉芳《徐州人地録》（《徐地録》）、范汪《荆州記》、盛弘之《荆州記》、庾仲雍《荆州記》、郭仲産《荆州記》、《荆州土地記》、蕭繹《荆南志》（《荆南地志》）、《南荆州記》、《荆州圖記》（《荆州圖》）、《荆州圖副記》（《荆州圖副》）、《荆南圖副》、庾仲雍《湘州記》、郭仲産《湘州記》、甄烈《湘州記》、《湘州圖副記》、蕭繹《江州記》、王隱《交廣記》、王範《交廣二州記》、劉欣期《交州記》、姚文感《交州記》、裴淵《廣州記》、顧微《廣州記》、劉欣期《益州記》、任預《益州記》、李膺《益州記》、郭仲産《秦州記》、山謙之《南徐州記》、阮叙之《南兖州記》、郭仲産《南雍州記》、鮑至《南雍州記》、虞孝敬《廣、梁、南徐州記》

（一）全國總志式“州記”

以“州”級單元作爲基本框架而編纂的全國性總志，很有可能晚至西晋纔得以出現。《續漢書·郡國一》開篇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録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爲《郡國志》。”[18]《漢書地理志》以郡縣侯國爲基本結構自不待言，觀察《續漢書·郡國志》可知，郡縣層級亦是此書的主題框架，而關於州一级政区，衹不過簡略地出現在對郡縣歸屬的“右某州”的表達上。由此可見，兩漢時期尚未形成以州級政區作爲基本結構而編纂的全國性總志。這裏需要辨明的是應劭的《十三州記》和《地理風俗記》。姚振宗《後漢藝文志》云：“應仲遠此兩書雖不傳，其體制略可想見。《十三州記》如班書《地理志》，《風俗記》如班氏志郡國以後繫以分野風俗。兩書當合爲一編，其即《續漢書》所謂十一種、百三十六篇之一歟？”[19]除了上述兩種著述，應劭曾對《漢書》進行過注釋。《後漢書·應奉傳》附其子“應邵傳”，謂應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20]。現存的《十三州記》和《地理風俗記》佚文，類似於應劭對《漢書》的集解和音義，而非東漢時期全國性的總志撰述。如《十三州記》佚文“江别入沔，爲夏水源”一則[21]，《漢書·地理上》“江夏郡”下引應劭集解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22]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又“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有左人亭”一則，《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十一》定州“唐縣”下引作應劭《地理記》，而《太平御覽·州郡部七》却引作應劭《風俗通》[23]。《地理記》當即《地理風俗記》之省稱。由此處可知，《地理風俗記》與《風俗通》間關係密切。正如姚振宗所説，《十三州記》和《地理風俗記》二書合成一編，即是《漢書地理志》的體例。倘若這一推測不致大誤的話，《十三州記》即使是應劭所取的書題，其體例也諸如《漢書地理志》，以郡縣侯國爲主體框架。

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禹貢地域圖》）

未見著録。《晋書·裴秀傳》曰：“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説者或强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則《禹貢地域圖》不僅衹是輿圖，還需“甄擿舊文”“隨事注列”。這也正是裴秀“序文”所説的“圖記”：

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吴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24]

則“吴蜀地圖”擁有文字性説明的“圖記”。與此相同，《史記索隱》引裴秀《冀州記》，《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和《長安志》引《雍州記》佚文，原先當是裴秀《禹貢地域圖》冀州、兖州圖的文字性説明，即“圖記”。此外，裴秀在《禹貢地域圖》序文中提及“今之十六州”。在十六州中，其中十五州可以確定，它們是司、冀、兖、豫、徐、青、幽、并、雍、涼、益、秦、梁、荆、揚。有疑問的是寧州。該州置於泰始七年（271）八月，而裴秀卒於泰始七年三月[25]。因此，另外一州不是寧州而是交州。據《晋書·地理下》“交州”欄，“晋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遥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26]。交州雖是遥領，但依舊成爲太康平吴前西晋所控制的州數的組成部分。由此來看，裴秀《禹貢地域圖》當完成於泰始五年置秦州後至泰始七年間。

荀綽《九州記》

是書未見著録，明確徵引荀綽《九州記》的僅有《三國志·袁涣傳》裴注[27]。不過，今存荀綽《冀州記》《兖州記》佚文，當出自《九州記》，内容有關冀州、兖州的人物。具體來説，佚文圍繞祖父和本人、兄弟的任官履歷和品狀幾方面内容展開，涉及的基本是西晋立國至永嘉之亂前的人物。據《晋書·荀綽傳》，荀綽“撰《晋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没於石勒，爲勒參軍”。基本可以認爲，荀綽《九州記》在永嘉之亂前即已成書。而且，佚文内容僅涉及人物，並非偶然。這些佚文儼然人物列傳，和荀綽撰寫《晋後書》、擔任司空從事中郎間應有一定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關於“裴康”的記載，除了荀綽《冀州記》外，還見於《北堂書鈔》徵引署名喬潭的《冀州記》[28]。

樂資《九州志》

《隋書·經籍二》僅著録晋著作郎樂資《春秋後傳》和《山陽公載記》，没有記載該書。《水經注·沔水》《太平御覽》引樂資《九州志》佚文一則，有關揚州鹽官縣美人廟一事[29]。此外，另有幾則佚文，僅引作《九州志》或《九州記》，不能判定出自樂資《九州志》。

《九州郡縣名》

《隋書·經籍二》著録《九州郡縣名》九卷，應是每州一卷。和此書名類似的有太康三年（282）《州郡縣名》五卷，亦不知撰者[30]。姚振宗認爲所載内容大抵是三國時郡縣名[31]。今此書佚文不存，具體情况無考。

闞駰《十三州志》

《隋書·經籍二》著録闞駰《十三州志》十卷，《舊唐書·經籍上》《新唐書·藝文二》则載《十三州志》十四卷。十卷本《十三州志》，亦見於《宋書·氐胡傳》元嘉十四年（437）北涼沮渠茂虔（牧犍）向劉宋所獻的書籍中[32]。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燾滅北涼，則《十三州志》當成書於闞駰所仕的北涼時期。據《魏書·闞駰傳》，沮渠蒙遜拜闞駰“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33]。闞駰很有可能在典校經籍之餘，開始編纂《十三州志》。

是書雖佚，然存世典籍中却保留了不少條文。諸家徵引此書，又作《十三州記》《土地十三州志》或《土地十三州記》。更有甚者，如酈道元、顔師古等人，往往徑稱“闞駰曰”或“闞駰云”。這些佚文應當都屬於《十三州志》。就現存佚文而言，它們主要是對山川、郡縣城邑和祠廟等名稱、源流及其沿革的音注、解釋和梳理，涉及了東漢時期的十三州，此外还有關西域和域外的記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佚文提及的郡縣，基本上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時代斷限。不過，也有一些縣，《續漢書·郡國志》没有記載。如朱陽縣，佚文曰：“盧氏有朱陽山，因别立縣。”[34]據《魏書·地形下》，朱陽郡轄有朱陽縣。則至遲在北魏置朱陽郡時，便已有朱陽縣。此外，在進行郡縣釋名、沿革梳理時，闞駰亦會注明當下的情况。如，“楊氏縣在今魏郡北也”；“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35]。這一注釋形式，應劭《地理風俗記》既已如此。下面再舉一例加以説明，如應劭《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黄，故加'内’”；闞駰《十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此加'北’。”[36]可以説，《十三州志》是仿照應劭《地理風俗記》，而對東漢十三州所進行的撰述。

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

《隋書·經籍二》著録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又著録《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曰：“案《永初山川古今記》，據《宋書·州郡志》，即《永初郡國記》，不僅記山川一門也。此三卷，殆即前二十卷之佚出者。”[37]《永初郡國記》即《宋書·州郡志》所引的《永初郡國志》（《永初郡國》）。《司州山川古今記》爲《永初山川古今記》的一部分，此説可從。然而姚振宗認爲《永初山川古今記》即《永初郡國志》，却不足據。《宋書·州郡志》所引《永初郡國志》，並無明言即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有關“敬亭山”佚文一則，並作“《郡國志》及《宋永初山川記》”[38]。此處“《郡國志》”當是《永初郡國志》。倘若這一判斷不誤的話，則至少可以説明，北宋初李昉、樂史所見的《永初郡國志》和《永初山川古今記》，乃兩種並存的書。至於《永初山川古今記》是否屬於《永初郡國志》的一部分，衹能留待新的證據來加以判定。

諸家徵引此書，又稱《宋初山川記》《古今山川記》《永初記》，或徑稱“劉澄之”、 劉澄之《地理書》《地記》。此外，還有題爲劉澄之《揚州記》《江州記》《荆州記》《豫州記》《交州記》《梁州記》等。正如《司州山川古今記》一樣，這些“州記”當是《永初山川古今記》中的篇目[39]。除了上述諸州，此書佚文還見有寧州的記載[40]。此外，不少佚文涉及的地理範圍，還包括徐州、青州。由此可見，《永初山川古今記》依據的很有可能是西晋時期十九州的框架。劉澄之，劉宋宗室，曾任南豫州刺史，入齊後爲都官尚書。張國淦説到，“此《永初山川古今記》，當是澄之據宋永初開國初年爲記，或在宋末，或在齊初”[41]。現存佚文有謝朓在敬亭山“賽雨賦詩”的記載。謝朓以齊明帝建武二年（495）出任宣城太守，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爲晋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南徐州事[42]。則謝朓《賽敬亭山廟喜雨》詩當作於建武二、三年間。依此推測，劉澄之《永川山川古今記》至早也應成書於這一時間之後。因此，劉澄之是以南齊都官尚書的身份編纂是書。

《大魏諸州記》

《隋書·經籍二》著録《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舊唐書·經籍上》記載《魏諸州記》二十卷，而《新唐書·藝文二》則謂《後魏諸州記》二十卷。此書在唐時或已殘。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御覽》引用該書的一則佚文，其内容曰：“益州汶山郡平康縣界，東北接牂牁，有都安縣，有交讓樹，兩兩相對，歲更互枯互生，不俱盛。”[43]平康、都安二縣，《晋書·地理上》記爲汶山郡屬縣[44]。益州，據《魏書·地形下》，置於北魏正始中[45]，無汶山、牂牁二郡。《魏書·地形志》的政區下限在東魏武定年間，則從北魏正始至東魏武定間，益州轄郡發生了變化。由此則佚文可知，《大魏諸州記》大體成書於北魏正始置益州後至東魏武定年間，以當時施行的州級政區爲綱進行編纂。

黄恭《十三州記》

又稱《十四州記》，見於《藝文類聚·郡部》《太平御覽》徵引。黄恭，字義仲。《水經注·河水二》《太平御覽》引是書，作“黄義仲”。諸書所引，又有作“黄恭《交廣記》”，蓋即屬於《十三州記》（《十四州記》）中交、廣二州的内容。今諸書所引佚文，内容除了對刺史、郡、縣和鄉等字詞進行釋名外，基本是關於交廣當地的人物，交廣二州以外的情况不明。王謨曰：“今考諸書所引，如應劭《十三州記》、闞駰《十三州志》，皆據兩漢地制。至三國吴時，始分交州置廣州，故爲十四州，又析而爲《交廣記》也。”黄恭蓋爲晋人，編纂《十四州記》的框架依據的却是東漢孫吴州制。

吴均《十二州記》

吴均，吴興郡故障縣人，《梁書·吴均傳》謂其撰《十二州記》十六卷[46]。《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有《十二州志》《十二州記》佚文，但没有標出作者。吴均所在的齊梁時代，有“十二州”之説。《梁書·武帝本紀下》大同四年八月甲辰詔書，提到了南兖、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47]。倘若《十二州志》《十二州記》佚文確屬於吴均《十二州記》的話，那麼它們涉及的也僅是冀州相關的内容。進一步而言，吴均《十二州記》即使不是特指南朝時期的州的話，目前也無法判定“十二州”究竟是以堯舜古制還是東漢州制爲框架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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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學術回顧，參見林昌丈《漢魏六朝“郡記”考論——從“郡守問士”説起》，《厦門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此外，聶溦萌將中古地理書分爲私撰和官修兩類，探究二者的發展過程，關注社會文化與行政運作兩方面的互動對地理書産生的作用。參見氏著《中古地理书的源流与〈隋志〉史部地理篇》，《史林》2019年第4期。

[2] 《後漢書》卷四四《胡廣傳》，中華書局，1965年，1511頁。

[3] 關於箴文，參見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403頁。

[4] 《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中華書局，1962年，3583頁。《虞箴》文，見於《春秋左氏傳》，其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襄公四年（前569），中華書局，2009年，938-939頁。

[5] 顧頡剛《兩漢州制考》，《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五，中華書局，2011年，204-205頁；辛德勇《兩漢州制新考》，《文史》2007年第1期。“更十二州名”一事，分見於《漢書》卷一二《平帝紀》和《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357、4077頁。不過，有學者提出揚雄“州箴”作於成帝末期。參見王允亮《俯仰在茲——先唐地理觀念與文學論稿》，科學出版社，2018年，49-53頁。

[6] 當然，講論或談論這種方式，並非發端於曹魏。詳請參閲劉季高《東漢三國時期的談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7] 《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篇末裴注引《魏書》，中華書局，1959年，88頁。

[8] 《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正始八年（247）七月，122-123頁。

[9] 《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甘露元年（256）春正月辛丑條裴注引《魏氏春秋》，134-135頁。

[10] 《初學記》卷八《州郡部·河東道第四》“論”下引盧毓《冀州論》，中華書局，2004年，176頁。日本學者青山定雄注意到盧毓《冀州論》與其他地志的差異，但未深入探究。參見氏著，頤安譯《六朝之地記》，《中和月刊》第4卷第2期，1943年，40頁。

[11] 《三國志》卷二二《魏書·盧毓傳》，650-652頁。

[12] 四則佚文，分别見於《太平御覽》卷九六四、九六五、九六八、九六九，中華書局，1960年，4278頁下欄、4281頁上欄、4292頁下欄、4296頁下欄。

[13] 《續漢書·百官五》劉昭注補引《獻帝起居注》，見《後漢書》，3618頁。

[14] 《太平御覽》卷四四七《人事部十八·品藻下》，2057頁上欄。

[15] 樂史著，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六三《河北道十二·冀州》“風俗”欄，中華書局，2007年，1284頁。按，《冀州風土記》撰者，《太平寰宇記》作“虞植”。《太平御覽》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冀州”欄下亦引《冀州風土記》此文，撰者爲盧植，783頁下欄。《後漢書》卷六四《盧植傳》謂植“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未明言其所撰何“記”。“虞植”即“盧植”之誤。

[16]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史部十》，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55年，第4册，5346頁下欄。

[17] 值得一提的是以“州記”爲題的霸史，比如張資《涼州記》、段龜龍《涼州記》、《沙州記》等，性質和“州記”不同，暫不做討論。

[18] 《續漢書·郡國一》，參見《後漢書》，3385頁。

[19]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補編》第2册，2375頁下欄。

[20] 《後漢書》卷四八《應奉傳》附其子“應劭傳”，1614頁。

[21] 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夏水》，中華書局，2009年，476頁上欄。

[22]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1568頁。

[23] 《太平寰宇記》卷六二《河北道十一·定州》，1272頁；《太平御覽》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784頁下欄。

[24] 《晋書》卷三五《裴秀傳》，中華書局，1974年，1039-1040頁。

[25] 《晋書》卷三《武帝紀》，60、61頁。

[26] 《晋書》卷一五《地理下》，465頁。

[27]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袁涣傳》裴注引荀綽《九州記》，336頁。

[28] 《北堂書鈔》卷六五《設官部十七·太子左右衛率一百二十》引喬潭《冀州記》，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270頁上欄。

[29]《合校水經注》卷二九《沔水》“谷水又東南徑鹽官縣故城南”下引樂資《九州志》，435頁下欄；《太平御覽》卷五五六《禮儀部三十五·葬送四》，2516頁上欄。

[30]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上》，中華書局，1975年，2015頁。

[31]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一，5402頁上欄。

[32] 《宋書》卷九八《氐胡傳》，中華書局，1974年，2416頁。

[33] 《魏書》卷五二《闞駰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1159頁。

[34] 《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虢州》“朱陽縣”欄引《十三州記》，111頁。

[35] 《後漢書》卷六八《郭太傳》附“孟敏傳”李賢注引《十三州志》，2229頁；《合校水經注》卷二五《泗水》“黄溝又東北徑郜城北”下引《十三州志》，383頁上欄。

[36] 《合校水經注》卷九《淇水》“又東北流徑内黄縣故城南”下引《地理風俗記》，157頁上欄；《水經注》卷三《河水》“水南流又西屈，徑北輿縣故城南”下引《十三州志》，45頁下欄。

[37]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一《史部十一·地理類》，5407頁中欄。

[38] 《太平御覽》卷四六《地部十一·江東諸山》“敬亭山”條，220頁上欄；《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宣州》宣城縣“敬亭山”條，2047頁。

[39]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一《史部十一·地理類》，5397頁下欄。

[40] 《六臣注文選》卷二八《樂府下·樂府詩八首》鮑照《苦熱行》“障氣晝熏體”下李善注引《宋永初山川記》，中華書局，2012年，531頁上欄；《太平御覽》卷一五《天部一五·氣》引《宋永初山川記》，75頁下欄。

[41]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中華書局，1962年，62-63頁。

[42] 《謝宣城集校注》卷一《酬德賦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頁；《南齊書》卷四七《謝朓傳》，中華書局，1972年，826頁。

[43] 《太平御覽》卷九六一《木部十·交讓》引《大魏諸州記》，4264頁上欄。

[44] 《晋書》卷一四《地理上》，439頁。

[45] 《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2614頁。《魏書》卷八九《酷吏·羊祉傳》載“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1923頁。則益州當置於此次伐蜀後。

[46] 《梁書》卷四九《文學上·吴均傳》，中華書局，1973年，698-699頁。

[47] 《梁書》卷三《武帝本紀下》，82頁。

該文原刊《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此據作者原稿。感謝林昌丈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西子

排版：大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