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蜜林：《春秋纬》春秋学思想探微
春秋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任蜜林
《春秋纬》是相对《春秋公羊传》而言的，因此，《春秋纬》中有很多与春秋学相关的思想。我们在此对《春秋纬》的春秋学思想作一分析 ，由此展现《春秋纬》在春秋学方面的思想特征。
一、孔子作《春秋》说
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①]的是《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世道率乱，邪说横行，君臣父子名分遭到破坏。孔子对于这种情况感到恐惧，因此作了一部《春秋》。孔子对于《春秋》看得很重，因此，他认为后世要通过《春秋》来了解他。孔子认为，《春秋》负有天子的责任，其能起到正名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史记》也记载了孔子作《春秋》的事情，《孔子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这里明确地记载了孔子根据当时的史书作《春秋》以明其道。《春秋》与一般的史书不同，其不仅仅记录史事，而且还要表明孔子的“贬损之义”。孟子亦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晋、楚与鲁的史书，事情可能记载的相同，但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孔子作《春秋》的独特之处。
到了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其说：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汉书·董仲舒传》）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
董子以为，孔子作《春秋》上本天道，下质人情，参古考今，其目的则是正王公，系万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世的圣人。司马迁亦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迁之说源于董子，故此亦表明了董子对于《春秋》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春秋》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虽然仅为鲁国司寇，并且遭到诸侯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知道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实现，因此，通过作《春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期待后世圣王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
在《春秋纬》中，我们也能看到孔子作《春秋》的思想。如《演孔图》说：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验败毁之征也。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
《说题辞》说：
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
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这些都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春秋纬》还认为，因为春天开始创作，秋天完成，所以称作《春秋》。《演孔图》还说：“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这与“春作秋成”的说法相同。唐徐彦不同意“春作秋成”的看法，把其解释成“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徐氏的解释颇为牵强。因为上面明确指出“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不过就事实来看，《春秋纬》的这种解释与“春秋”的真正含义并不符合。一般来看，“春秋”是总举一年四季的代称。如杜预《春秋序》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亦说：“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于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是鲁国的一部史书，因此，“春秋”是就史官编年记事来讲的。现存《春秋》一万六千多字，《公羊传》则二万余字，可见《说题辞》所说的“孔子作《春秋》”是经而非传。
在孟子、董仲舒等人看来，孔子是在世道率乱、邪说横行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王道才创作《春秋》的。《春秋纬》则认为，孔子作《春秋》受到上天的命令。《感精符》说：
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所谓“端门之命”是指孔子是在上天命令下制作《春秋》的。《演孔图》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趍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得麟之后，上天在鲁国端门上写有血书，上面写着孔子作图制法的情况。第二天子夏去看，血书飞成赤乌，化成白书，署曰《演孔图》。孔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作《春秋》的。他让子夏等人寻求周史记，得到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到了九月，《春秋》便作成了。与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作成《春秋》不同，这里认为《春秋》是据周史记而作成的。《演孔图》也说：“据周史，立新经。”当时周为天子，所以诸侯各国的史书，也可以称作周史记。不过《春秋纬》之所以把鲁史记改成周史记，其原因恐怕还不仅如此。《春秋纬》认为，汉为火德，继周而兴。因此，《春秋》要据周史记而作，这样，汉便可以直接代周而王。《演孔图》说：“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
《春秋纬》作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也是实现王道。《演孔图》说：“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元命包》说：“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这与董仲舒说《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思想相同。所谓“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是指孔子作《春秋》是为了以素王的身份为后世立法，授予应当兴起的王朝。此即董仲舒所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的意思。
孔子作《春秋》虽然期望后世圣人能够实现孔子未能实现的政治目标，但孔子并未指出后世王朝为何。《春秋纬》认为这个后世的王朝就是汉代。在它看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为汉代制法。《汉含孳》说：
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苍失权，周灭火起，薪来得麟。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録。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这是周亡汉起的预兆。孔子根据史书，推测天意，为汉制法。《尚书纬》明确地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为汉立法。《考灵曜》说：“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记撰书，修定礼义。”孔子生于周之末世，其为水精，周为木德，按照五行相生，其不能直接代替周代为王，因此，其只能以素王的身份为火德王朝立法。汉就是这个火德王朝，因此，孔子就为汉代制法。
在纬书看来，孔子自己虽然不能直接代替周朝而王，但他可以为代替周而王的朝代制法。这样代周而王的朝代就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实际上与他当王没什么区别。《孝经援神契》说：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沛丰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摘麟，伤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诵，名子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耶？”儿曰：“见一禽，巨如羔羊，头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示，孔子趋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不难看出，这段话发挥了《春秋公羊传》“西狩获麟”的思想。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梦见沛丰的地方，有赤烟升起。于是他带着颜渊、子夏坐车到楚西北的范氏街，看见一个小孩捉了一只麟，伤了它的左前足，并且用薪盖着。孔子问小孩姓什么，小孩回答说，他姓赤诵，名字叫子乔，字受纪。孔子又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看见了一个大如羔羊，头上有角，其末有肉的动物。接着孔子说，赤刘当为天下主。小孩让孔子看麟，麟吐了三卷图，上面写着孔子制命，赤刘当起。
在纬书看来，孔子制作《春秋》，并非孔子的主观想法，而是天意的安排，“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春秋感精符》）正因为孔子制法是为了完成上天的旨意，所以孔子作完之后，还要向上天汇报。《孝经右契》说：
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虹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孔子作完《春秋》和《孝经》之后，自己便和他的弟子向天汇报。他让七十二弟子面向北辰星鞠躬而立，让曾子抱着《河图》、《洛书》也面北而立，孔子自己在斋戒之后，头上插着白色的笔，穿着红色的衣服，也向北辰而拜。告诉上天，《孝经》四卷、《春秋》、《河图》、《洛书》八十一卷，都已经全部完成。于是天上云气弥漫，白雾滔天，有赤虹从天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面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玉石上面写着宝文出现之后，刘邦当为天子。“卯金刀”即刘，“禾子”即季，“轸北”即刘邦家乡丰沛的分野。这是说刘邦兴起于轸北，天下大服。这样纬书便把刘汉政权和孔子联系起来，一方面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也为儒家独尊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论证了汉代统治乃圣人所制，故受命自天，从而论证了刘汉政权的合理性。
二、三科九旨说、七缺说与四部说
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因此，我们在《春秋纬》中能够发现很多春秋学的“微言大义”。现存《春秋纬》的春秋学思想主要有三科九旨说、七缺说、四部说等。
我们先来看三科九旨说，《春秋演孔图》说：
《春秋》设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具体内容如何，由于纬书遗失，其详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宋均注解中知其内容。宋均注曰：“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録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是轻重之旨也。（新周，故宋），《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不难看出，这里对于三科九旨的解释有两种看法。前一种看法为宋均的看法，后一种看法则应为何休的看法。后一种看法见于何休的《文谥例》。可能后人为了解释三科九旨把何休的看法窜入宋均注中。通过比较，二者对于三科的看法基本相似，对于九旨则有所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宋均认为三科九旨是分开来讲的，三科和九旨似乎没有关系。而何休则是合起来讲的，总的来讲是三科，分开来说是九旨。唐徐彦说：“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②]那么此二种看法,哪种是《春秋纬》的本意呢？我们无从断定。徐彦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认为二者皆有道理。其说：“《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③]不过何休注解《春秋公羊传》，曾大量引用纬文，其“三科九旨”思想可能也源于纬书。而宋均的解释可能是他自己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何休的看法。在何休看来，“三科九旨”包括三层意思，每层意思又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意思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有三个方面，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即宋均所说的“存三统”。所谓“存三统”就是王朝兴起，要“存二王之后”，连同本朝，是为“三统”。《五经异义》说：“《公羊》说存二王之后，所以通天三统之义。”这种思想最先是由董仲舒提出的。其说：
《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认为，每个王朝兴起，必须改正朔，变制度，以表明其政权受命于天，而非受命于人。那么如何更改制度呢？在他看来，三王之前应该绌退为帝，封其后为小国，使祭祀之。其前面的两个王朝则封为大国，以客礼待之，使其行其制度。董仲舒认为，“绌三之前曰五帝”，即三王之前为五帝，这就是所谓的“昭五端，通三统”。在董仲舒看来，如果再有新王朝出现，五帝则绌退为九皇，九皇则绌退为六十四民，以下依此类推。因此其说：“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三代改制质文》）这样周代为王，则存夏、商二代之后，录帝轩辕、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把原来五帝中的神农绌为九皇。到《春秋》作新王的时候，则变成存商、周之后，夏则被绌为五帝，这就是“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的意思。
“三统”在董仲舒那里是指黑、白、赤三种制度。它们按照逆行的方式循环，如黑统之前为赤统，赤统之前为白统，白统之前又为黑统，这就是所谓的“逆数三而复”。董仲舒说：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三代改制质文》）
在三统中，商为白统，其存夏、虞二代之后，尧则被绌为五帝，神农为赤帝。到了周代，则为赤统，其存商、夏二代之后，舜则被绌为五帝，轩辕为黄帝，神农就被绌为九皇。到了《春秋》作新王的时候，则应为黑统，其存周、商二代之后，夏则被绌为五帝。孔子之时，天下尚未统一，孔子作《春秋》希望能够取代周朝为“新王”，故称“王鲁”。但实际上，孔子并未称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者，空王也。但在董仲舒看来，素王并非真正的空王，其在三统中也占有一统。因此，它是实际的代周而王者。在“存二代”中，靠近的称为“亲”，靠远的则称为“故”。因此，上面的“新周”当为“亲周”。司马迁也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在现存《春秋纬》中，我们虽然不能找到“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思想，但可以找到其对黑、白、赤三统的论述。如《春秋感精符》说：“帝王之兴，多从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锡玄珪，故尚黑。”又说：“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纪者，周以为正；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谓之地统，商以为正；人统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端也，谓之人统，夏以为正。”
“三科九旨”的第二层意思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即宋均所说的“张三世”。这种学说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
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此外，《公羊传》还有两处提到“三世异辞”说，一处是《桓公二年》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处是《哀公十四年》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然对于“三世异辞”的具体内容，《公羊传》并没有明确指出。董仲舒对此则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把《春秋》十二公分为三等，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所见三世，所闻四世，所传闻五世，即哀、定、昭为所见，襄、成、文、宣为所闻，僖、闵、庄、桓、隐为所传闻。所见共六十一年，所闻共八十五年，所传闻共九十六年，总共二百四十二年。但三世之分并非仅仅是时期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公羊学的春秋笔法。在所见世要“微其辞”，在所闻世要“痛其祸”，在所传闻世则要“杀其恩”。如《昭公二十五年》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按照《春秋》惯例，一月不当再雩，既无再雩，而又举之，表明其实非雩。而是昭公欲依托此事，聚众以逐季氏。这种笔法就是“微其辞”。《文公十八年》说：“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子赤之死，不写具体日期，是为了不忍写下子赤被弑的事情。这就是“痛其祸”的笔法。何休注曰：“所闻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与子般异。”所谓“与子般异”是指《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赤死不书日期，而子般死则写具体日期，这就是“杀其恩”的笔法。可以看出，距离越近，批评的越含蓄；距离越远，则批评的越厉害。这就是“异辞”。所谓“异辞”，就是笔法不同。何休说：“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隐公元年注》）《春秋》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为了尊君，二是为了保身。何休在《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下注曰：“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司马迁也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记·匈奴传》）
在《春秋纬》中，对于“三世说”也有论述。《演孔图》说：
昭、定、哀为所见，文、宣、成、襄为所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
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与董仲舒相同。何以有此区分？何休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事也。”（《隐公元年注》）按照这种看法，所见、所闻、所传闻也是按时间远近区分的。自己和父亲时的事情，能够亲眼所见，故称所见世；祖父时的事情，能够靠听闻来了解，故称所闻世；曾祖、高祖时的事情，则只能靠传说知道，故称所传闻世。这样按照年数来算，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对于三世区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上一章提到的颜安乐。他认为，传文对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和昭公二十七年“邾娄鼻快来奔”解释的一样，因此，二者应在同世。而且孔子在襄公二十一年已经出生，出生之后，便不应为所闻世。徐彦以为此为“倍经任意”之说。在他看来，目睹其事，心识其理，方可称所见，故孔子始生不能称为所见。此外，《孝经援神契》还有一种说法：“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 郑玄曰：“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按照这个说法，三世说是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平均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八十一年。即自隐公元年至僖公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公十九年至襄公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公十三年至哀公十四年又为一世。这样每世八十一年，至第三世还差一年。前人对此解释为“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④]可以看出，这种划分显得比较牵强，完全以数字为标准。徐彦认为襄公十三年时，孔子尚未出生，不能称为所见。由此可见，《孝经纬》和《春秋纬》出于不同作者之手。
何休又把所传闻世称为据乱世，所闻世称为升平世，所见世称为太平世。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时代越靠后就变得越好。但事实上却是相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越往后变得越乱。可见《春秋》所表明的不过是孔子的理想而已。清儒皮锡瑞说：“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终，即借之以为太平世。故论《春秋》时世之渐衰。春秋初年，王迹犹存，及其中叶，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骎骎乎流入战国矣。而论《春秋》三世之大义，《春秋》始于拨乱，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中于生平，即借文、宣、成、襄为生平世，终于太平，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其义与时事正相反。盖《春秋》本据乱而作，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故借十二公之行事为进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治升平之世应如何，治太平之世应如何，义本假借，与事不相比附。”[⑤]
“三科九旨”最后一层意思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即宋均所说的“异外内”。此说最早见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其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休注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董仲舒也说：“ 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这说明在《春秋》的作者看来，君王治理国家，应该由近及远，由内至外，最终实现内外无异，天下一统。何休说：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注》）
此把“异外内”之说与三世说对应起来。所传闻世，世道率乱，故先治其国而后方能治外。至所闻世，世道生平，此时诸夏已由外而变为内。至所见世，天下太平，此时天下若一，无有远近小大之分。可见，“异外内”之说不过是孔子推行其政治制度的一种策略而已。
我们下面顺便谈一下宋均对于九旨的看法，其说：“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録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是轻重之旨也。”此认为九旨是指时、日、月、王、天王、天子、讥、贬、绝。这九旨分为三类：时与日、月是记录日期详略的笔法，王与天王、天子是记录远近亲疏的笔法，讥与贬、绝则是记录评价轻重的笔法。这九旨如果和三科联系起来，仅仅可以勉强对应到三世说中。
三科九旨之说，未知成于何时。董仲舒时，此思想的三个方面虽然形成，然三者尚未联系到一起。在董仲舒那里，仅有“六科”、“十旨”之说。《春秋繁露·正贯》说：
六者之科，六者之恉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六科是指差贵贱、绝分别、明君臣、见复正、不悖伦。对于十旨，其说：
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十旨》）
六科、十旨也是春秋学的微言大义。但与三科九旨说并不相同。苏舆以为，三科九旨之说可能出于胡毋生《条例》，然无实证。在我们看来，“三科九旨”说可能出于纬书，因为何休、宋均之说均与纬书有关。何休受纬书思想甚大，因此，他的三科九旨说应该源于纬书。而宋均则是纬书的注解者，其说虽与何休不同，但受到纬书启发是无疑问的。
下面我们看看《春秋纬》的七缺说。《春秋纬》说：
《春秋》书有七缺、八缺之义。
七缺之说，见于徐彦《公羊传注疏》。他说：“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为妇道缺也；大夫无罪而致戮，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杀其世子痤，残虐枉杀其子，是为父之道缺也；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为子之道缺也；桓六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尝。僖三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礼缺，是为七缺也矣。”可以看出，七缺之义主要是就道德上讲的。如果他们不能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就是其道之缺。如君不能尽君道，则是君道之缺；臣不能尽臣道，则是臣道之缺。其他关系亦是如此。不难看出，七缺中的六缺讲的都是三纲关系。最后一缺则讲的礼仪之缺，与前面六缺放在一起，显得不类，有凑数之嫌。
从现有文献来看，“七缺”说可能受到《毛诗序》的影响。《毛诗序》曰：“《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杕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毛诗正义》卷十之二）可以看出，这里论述了《诗经》各篇相应的作用，如果某篇废弃，则其相应作用也会缺失。其中也提到“君臣之缺”、“礼仪之无”，这与上面说的“七缺”中内容是可以对应的。而“和乐”、“孝友”等德目也可与“夫妇”、“父子”等相联系。据学者考证，《毛诗序》是陆续写成的，作者包括周初的史官、子夏和毛亨等人。[⑥]这比《春秋纬》的形成要早，因此，《春秋纬》中的“七缺”说有可能受到《毛诗序》的影响。
八缺之说，纬书未言。赵在翰说：“隐元年不书即位，君道缺；祭伯来非王命，臣道缺；郑伯克段，兄弟道缺；书惠公仲子，夫妇道缺，父子道缺矣。其八缺之义与？”[⑦]赵氏所说是否纬书“八缺”之义，尚难断定。不过“八缺”之说可能出于后人误记，因为除此之外，在史书中未闻有八缺之说。且《公羊传注疏》、《孝经援神契》均言“七缺”，而未提“八缺”。
四部说不见于其他典籍，应为《春秋纬》的独创。《考异邮》说：
桓五年秋大雩，说雩礼，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说祷礼，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说旱而不为灾，是三部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传曰旱，八年九月大雩，传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六年九月大雩，传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传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曰秋书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说旱气所由，是四部也。
可以看出四部说是对《春秋》中旱灾的不同类型所作的解释。其把旱灾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说雩礼的旱灾。如桓五年的“秋大雩”。《公羊传》解释说：“大雩者何？旱祭也。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第二类是说祷礼的旱灾。如僖公二年、三年所说的“不雨”。《公羊传》说：“何以书？记异也。”第三类是旱而不灾的情况。《考异邮》说它们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其实文公二年的原文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传》说：“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考异邮》作者觉得它与文十年、文十三年的情况相同，都属于长久不雨的情况，因此，把它们放在一起。大旱之日短为灾，不雨之日长为异。第四类也是关于雩礼的旱灾。但在它所举的例子中，传文皆无“传曰旱”、“传曰秋书雩，旱甚”、“旱气所由”等语，此是《考异邮》作者自己的理解。可能他认为这些与桓五年“秋大雩”的情况相似，所以把它们皆理解为旱灾。不难看出，四部说实际上把大旱分为两类：一类是旱灾，一类是旱异。前者的特点是时期较短，在经中多以“大雩”的形式出现；后者的特点是时期较长，在经中多以“不雨”的形式出现。
从上面我们对三科九旨、七缺、四部等学说的分析来看，《春秋纬》并非一无是处，其为我们了解春秋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
三、《春秋纬》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
我们在前面说过，《春秋纬》与春秋公羊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作者可能就出于公羊学后学之手。在前面两节中，我们谈了《春秋纬》关于《春秋》方面的主要思想。除此之外，《春秋纬》在很多地方还对《公羊传》、《春秋繁露》的经文作了直接的解释和发挥。
我们先来看《春秋纬》对于《公羊传》经文的解释。《公羊传·隐公元年》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元命包》说：“元年者何？元宜为一。谓之元何？曰君之始元也。”“据春者，岁之始也，神明推移，精华结纽。”“王者孰谓？谓文王也。疑三代不专谓文王。”两相比较，《春秋纬》显然直接继承了《公羊传》的思想。在春秋学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又被称为“五始”。《元命包》对此也有论述，其说：“黄帝受图，有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
《隐公元年》说：
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
《说题辞》说：“知生则赙，知死则赗。赙之为言助也，赗之为言覆也。舆马曰赗；货财曰赙；玩好曰赠，决其意也；衣被曰襚，养死具也。赠，称也；襚，遗也。”此是春秋时丧事礼制。《春秋纬》直接照抄，并加以解释。
《隐公三年》说：
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说题辞》说：“天子曰崩，崩之为言陨也。诸侯称薨，薨之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辉终卒，卒之为言绝，绝于邦也。士曰不禄，失其忠也，不禄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为言，精爽穷也。”这是对《公羊传》的各类死亡称呼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僖公三年》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书？记异也。
《感精符》说：“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众，比致三年，即能退避正殿，饬过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狱四百余人，精诚感天，不雩而得澍雨。”这对僖公三年不下雨的情况作了解释，认为其是僖公不恤民众所致。后来其能改过自新，远离佞臣，为民理冤，感动天地，不用雩礼而得时雨。《考异邮》对此事也作了叙述。其说：“僖公三时不雨，帅群臣祷山川，以过自让。”又说：“僖公三年，春夏不雨，于是僖公郁闷，玄服避舍，释更徭之逋，罢军寇之诛，去苛刻峻文惨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罪，不敢烦人请命，原抚万人害，以身塞无状。祷已，舍斋南郊，雨大澍也。”可见，此时虽没用雩礼，但用了祷礼。前者为求雨之礼，后者有忏悔的意思。这也是上一节四部把二者分开的原因。
《僖公三十三年》说：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 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
《感精符》说：“西秦东窥，谋袭郑伯。晋、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语之不知，泣血何益。”这对《公羊传》晋、秦殽谷之战作了简单的叙述和总结。
《文公三年》说：
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坠也。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考异邮》说：“螽死而坠于地。”《佐助期》说：“螽之为虫，赤头甲身而翼飞行，阴中阳也。螽之为言众，暴众也。”螽为飞虫，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认为其死坠地是一种灾异，象征群臣之间的争强好胜、相互残杀。
《文公五年》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含者何？口实也。
《说题辞》说：“口实曰唅，缘生象食。孝子不忍虚其欲，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唅之为言，含也。”宋均注曰：“不忍虚，故欲实其口。生常食，故死亦有所含。”人生之时，靠食而活。人死之后，亦不应虚其口，故含物以象生。
《春秋纬》还有很多地方对《春秋公羊传》作了解释。如《考异邮》说：“僖公九年秋、昭三年冬，并大雨雹，时僖公专乐齐女绮画珠玑之好，掩月光，阴精凝为灾异。昭公事晋，阴精用密，故灾。”这是对僖公、昭公时出现大雨雹的灾异作出的解释。查《公羊传》僖公九年并未发生“大雨雹”，而二十九年发生“大雨雹”。《考异邮》的记录可能有误。又如《考异邮》说：“穆公即位，仲夏霜杀草，见月不消。僖公即位，殒霜不杀草，梅李实。不杀草折，臣威强。梅李大树，比草为贵，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殒霜杀菽。菽者，稼最强，李氏之萌也。”这是对穆公、僖公、定公时发生“霜杀草”现象的解释。又如《感精符》说：“鲁哀公政乱，绝无日食，天不谴告也。”宋均注曰：“哀公时政弥乱，绝不日食。政乱之类，当致日食而不应者，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绝无日食之异。”哀公之时，没有日食发生，并非政治太平，而是政治极度混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上天谴告已经不起作用，因此，没有日食发生。在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看，《春秋纬》的这些解释与春秋公羊学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记录灾异的目的都是影射政治。
不过《春秋纬》对于《公羊传》的思想并非一味照搬。在有些地方，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考异邮》说：“襄公大辱，师败于泓，徒信，不知权谲之谋，不足以交邻国、定远疆也。”此是宋、楚泓水之战的评价。《考异邮》作者认为，宋襄公不知权谋，不足以交邻国、定远疆。这种评价完全是否定的，这与《公羊传》对宋襄公的评价正好相反。《公羊传》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公羊传》认为宋襄公能够在大事面前不忘大礼，可以与文王之战相比。《春秋纬》作者并非一人，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春秋纬》在对《春秋》思想的解释上基本上同于《公羊传》。但《春秋纬》与《公羊传》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其对“孔子为汉制法”思想的鼓吹。如《演孔图》说：“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汉含孳》说：“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苍失权，周灭火起，薪来得麟。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録。”《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公羊传》的作者认为“西狩获麟”，是孔子之道不能实现的象征。因此，孔子要制作《春秋》，拨乱反正，传尧舜之道，以俟后圣。但《公羊传》并未指明“后圣”是谁。而在《春秋纬》中，“西狩获麟”成了周亡汉兴的征兆。周为木德，按照五行相生，木生火，因此，汉为火德。因此，在《春秋纬》中，“后圣”就是指汉王朝。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也就是为汉制法。在他们看来，孔子自己虽然不能直接代替周朝而王，但他可以为代替周而王的朝代制法。这样代周而王的朝代就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实际上与他当王没什么区别。这也就是《春秋纬》与《公羊传》的最大不同之处。
下面我们顺便来看一下《春秋纬》与《春秋繁露》的关系。《春秋繁露》是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我们在前面说过西汉中后期的公羊学代表人物基本上是董仲舒的后学。《春秋纬》与公羊学有着密切关系，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春秋繁露》的影响。
《春秋繁露·楚庄王》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元命包》说：“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此说法显然受到《春秋繁露》的影响。
《二端》说：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元命包》说：“王不上奉天文以立号，则道术无原，故先陈春，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后陈春矣。” 又说：“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二者相比，意思不异。
《春秋纬》不但在思想上受到《春秋繁露》的影响，而且有些地方直接照抄《春秋繁露》中的文字。如《元命包》说：“王者不空作乐。乐者，和盈于内，动发于外。应其发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为本。舜之时，民乐其绍尧业。故韶者，绍也；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夏者，大也；汤之时，民大乐其救之于患害，故乐名大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乐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此基本上抄于《楚庄王》。此外，在三世说、三统说、天人感应说等方面，《春秋纬》也受到《春秋繁露》的影响，我们在此就不赘述了。如果我们把整个纬书与《春秋繁露》相比，那么前者受后者影响的地方就更多了。[⑧]
从我们对《春秋纬》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关系的分析来看，《春秋纬》中有关春秋学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公羊学一系，这表明《春秋纬》对于公羊学的解释是守师法的。
注释
[①] “孔子作《春秋》”有二义：一训为“始”，一训为“为”。古文学家多取后义，如刘师培说：“《孟子·滕文公篇》云：'孔子惧，作《春秋》。’后儒据之，遂谓《春秋》皆孔子所作。然'作’兼二义：或训为'始’，或训为'为’。训'始’见《说文》，即创作之作，乃《乐记》所谓'作者之谓圣’也；训'为’见《尔雅》，与创作之作不同。《书》言'汝作司徒’，言以契为司徒，非司徒之官始于契。……盖创作谓之作；因前人之意而为，亦谓之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即言孔子因古史以为《春秋》也。”（《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今文学家则多取前义，如皮锡瑞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第2页。）此处所论“孔子作《春秋》”取今文“创作”义。
[②] 《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 《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页。
[④] 《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页。
[⑤]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第22—23页。
[⑥]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6页。
[⑦] 赵在翰：《七纬》，见《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4页。
[⑧]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钟肇鹏的《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和吕宗力的《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安居香山主编的《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東京圖書刊行社1984年版）。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
组稿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李若晖老师
编辑：轻舟远故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