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围城。
-
这篇文章想写很久了。但也因为这两天的繁忙而让它躺在后台编辑里迟迟没有动笔。每天的思考很多，却也总被各种琐碎的事情所叨扰。有时候还真的就想回到备考的那段时间里去，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的学习充实又专注。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迷茫，甚至不只说是迷茫，还有些难捱和痛苦。今天下午花和一个朋友打电话才得知对方已经连续吃抗抑郁药好几个月了。
生活真的太难了。人类必须像迎接暴风雪的企鹅一样抱团取暖才行。所以现在我抱抱你，换下次我不开心的时候你的一个抱抱。
可还行？
-
-
今天，南京暴雨。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个黄色的身影横越过六车道的白色实线和灰暗天边尽头的闪电、雷鸣交叉在一起。一瞬间所有的元素都像是被「惊天魔盗团」里的雨滴控制术所暂停：快速骑行的违章的人、不可抗力的自然、被人造社会所挤压的现实。至此，我好像更深刻地理解了那篇文章：
在BBC2015年拍摄的纪录片「现代生活的秘密规则：算法」里，导演David Briggs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无论是在Google这类的搜索引擎链接、机场飞机的起飞顺序、超级市场货架排序、导航路线选择还是简单的游戏匹配、大型自动存储仓库上都无法离开「算法技术」的时代。
影片的最开始，美国前总统奥马巴被问道：“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排序一百万个32位整数” ？
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一百万和32位整数的结合排序像是一场天马行空的异想天开——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数字迷宫中作出最优解。
但是等一下。
没有「人」？
为什么一定要是「人」来做这些事情？如果由人来找到运行的规律，然后让能够高效重复精准运作的「机器」进行反复的计算呢？
于是奥巴马回答：希望比Bubble Sort更好。
这就是算法（Algorithms）的出现。
其实算法技术早就无处不在。细微到今天家里想要重新铺陈一遍客厅里难看的花纹地板，大到每年能够产生几百亿美金交易的巨头互联网公司和几十亿被连接在一起的人群、内容和不断更换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它太过平常，导致公众常常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它的存在。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温水煮青蛙，在谁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把你宰制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已经被算法接管的时代。
或许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是「算法的围城」。当研究者在实验室里苦其心志地不断更新、迭代算法技术，希望它能算得更快、更多也更聪明的时候，社会批评家、媒介批评家又纷纷跳出来斥责算法带来的人文感性的消失。这岂不正是应了钱钟书先生的那篇「围城」——方鸿渐冲破了爱情、婚姻、事业的一个个围城，却又一环环地落入了新的围城当中去。
也不知是人生就应如此，还是命运之手掌握下，没有任何人与事物能够跳脱出这样的「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圈套中。
💀
算法的困境
个性的倾注和公共信息的减少
2017年9月18日至9月20日，作为中央级媒体的《人民日报》连发三篇对于新闻生产中运用到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的评论文章——《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里》、《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将尖锐的技术矛头直指以今日头条为首的新闻算法推荐技术。
细数下来，《人民日报》在三篇文章中分别罗列了算法技术的「三大罪状」：一是内容冗杂、缺乏把关；二是同质化、信息茧房消弭公共讨论的空间；三是技术创新带来规则底线的碰触，媒介伦理问题的重提。从三个方面入手，评论针针见血，直指算法推荐技术的软肋：
若只以个人的兴趣作为核心的推荐要素，不免会陷入没有规则制约、内容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和同质化信息不断围困个人认知图景的「一地鸡毛」的窘境。不免再次出现像是同年5月国内多家专业媒体机构状告今日头条内容侵权的情况。
在如此重磅级媒体点明「批评」的情况下，今日头条也迅速作出回应：“机器学习已经在信息分发中表现出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长尾内容的分发和触达。它和信息传播介质的升级一起，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知识门槛，让“知识普惠”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机器学习和人工编辑，在现阶段，是相辅相成的。未来也是如此。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只是一个需要不断升级的工具，而人是不可替代的。这是一个不断磨合和优化的过程。这也是人民网三篇评论的价值所在”。
宣言在前，行动在后。今日头条在2018年年初迅速宣布招聘2000名内容审核编辑，并于当年5月份继续成立专家团监督平台内容。
至此，以机器学习技术骤然打破国内新闻分发行业，甚至是掀起新闻业算法技术加持浪潮的今日头条算是勉强撑过了这次巨大的技术效率和社会责任的讨论。
但对于算法的讨论远没有消失。
在「信息乌托邦」这种书中，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进一步阐释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概念，它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中被提及次数和研究频率最多的专业词汇之一。
凯斯·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的产生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注和喜爱自己已有的观点。所以即使是信息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更广泛的信息内容和思想空间，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信息事件中「作茧自缚」，像是蚕蛹一样将自身包裹起来，甚至成为脱离公共讨论的「与世隔绝者」。
不仅如此，信息茧房还容易进一步加剧「群体极化」的形成。桑斯坦认为，当 众人认为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之后却不得不面对在群体中由于信息选择的影响、声誉（地位）的群体压力，参与者难以全盘表露自身的信息与知识，也不免发生信息忽视或湮没的结果；而在其中，个人为自己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会使其不断加深自身已有的观点和倾向，由此导致群体讨论偏向观点的极端化，最后导致诸如放大错误、陷入知识死角的问题出现。
《人民日报》关心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技术是否会导致个人持续专注私人事物，只愿意了解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从而逐渐形成个体和个体、群体和群体的区隔，很难再去接受一些异质性的观点，造成公共讨论时的自说自话和群体共识的消失。
这种担心本不无道理，毕竟大众媒体通过大规模和大范围的信息传递所构建起的「关系认知」早已在诸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著作《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呈现一二：“观众把它们看作一种邀请，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体验”、 “这些仪式使极其庞大的观众群体为之激动，促使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庆典。在庆典过程中，观众常常被赋予一种积极的角色。这些事件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
媒介拥有连接公众并赋予其身份的功能。而传播的过程也正如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杜威所言：
“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传播继续存在，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传播中存在。在共同、共同体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传播乃是他们达到拥有共同东西的方式。为组成共同体或社会，人们之间必须拥有的共同之处就是共同的理解，包括目标、信仰、愿望和知识，就像心理学家说的类似的心灵那样。这样的事物无法像砖头那样进行物理传递，而能够保障参与到共通理解中的传播，如同回应期待与要求的那些方式一样，可以保障形成情感和智识上的相似兴趣。”
就像是涂尔干明确表明，人们的道德和观念的形成根源就在于群体及其仪式的传播上一样，个人通过传播形成了社会，形成了相互连接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考量之下，一旦个人因为过分关注自身兴趣和既有倾向的内容而拒绝与其他异质性个体、群体进行交流时，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公共性衔接点就骤然崩塌了。
不过这种信息茧房真的存在且会带来如此大的负面影响吗？
在名为「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的这样一篇文章中，作者Mario Haim等人对在线新闻聚合平台进行研究后发现，个性化对内容多样性的影响很小。无论是在用户自主选择和定义的新闻话题的情况下（显性），还是算法技术通过对用户兴趣、职业、年龄、性别和用户行为；环境特征：地理位置、时间、网络、天气…以及文章的特征：主题、隐含主题、时效性、热度、来源等内容进行的新闻信息推荐（隐性），两者均不会对用户获取的新闻信息内容产生太大的差异（差异在30%以内）。
而且，信息茧房也并不是算法带来的绝对结果，早在新闻业采用算法技术进行信息推荐之前，个人不同的兴趣选择和偏向就早已存在，不然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受众分众化、频道细分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就曾坦言：“信息茧房”的锅，算法不能全背。在存储着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内容中，长尾需求的满足必定导致个人依据自身兴趣进行信息选择，否则在浩瀚无边的网络世界里漫无目的的闲逛，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算法其实是链接了人与信息、简化了人和信息的关系。
面对算法的质疑，和这次被围困的外卖员一样，算法并非只有「消极」的声讨，也应瞥见其利好的一面。
💀
算法的价值
高效和便捷的技术手段
讲到算法的价值其实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提高新闻传播的精准性：数据挖掘，精准推送
2、提升传播的有效度：算法帮助传播者认清推送目标，将特定内容推送给感兴趣、有需求的人，做到视对象的不同而推送不同的内容，实现因需而推送、按需而传播
3、有利于传播者瞄准传播的着力点：算法帮助传播者了解受众的关注点、兴奋点、心理期盼及心理痛点，并依据反馈改进优化内容生产
4、有利于提高传播的针对性：避免传播的盲目性，减少无效劳动
5、有利于传播者进行“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
6、算法可用来进行资讯分析和受众分析。资讯分析：受众从海量信息中获得自己所需费时费力，算法帮助受众便捷地、直接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受众分析：推荐引擎根据用户以前获取信息的情况，凭借人工智能，建立起个人用户模型——“一千个人眼前会有一千个今日头条”。
简单来讲就是高效、快捷且准确。
💀
问题不出在算法身上
这是一次技术的迷思
文森特·莫斯可在「数字化崇拜」的第五章中谈到「迷思」（Myth）这样的概念——新瓶装旧酒：反复终结的迷思。
“在改变世界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终结胜过延续；非凡超过常规；崇高胜过平凡。所以，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时代视为是革命性的，同时也遗忘了其他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更早的技术。”
现在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无限崇拜，就连在学院里做个科研都必谈大数据、谈算法，已然有将算法技术推上神坛的苗头。而另一边，对算法的怀疑、批判也在媒介批判者的头脑里反复碰撞。
在深圳大学常江教授和约翰·彼得斯的一场对话中，彼得斯就常江教授所提出的「人类是由技术和技巧构成的，从骨肉到外表，从现在到史前」的问题谈到：如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技术意味着优雅 的陨落。我们的确需要警惕生命被失控的力量劫持的危险。我们迫切需要平衡硅谷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有关技术协议的承诺…但我更害怕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技术不是对人性的限制，而是人性存在的条件。」
人性和技术是无法割裂而存在的。
在外卖员被围困的世界里，真正应该被批判的是背后「必须赚钱」的人性；是在这件事情曝光之后，饿了么抛出「多等五分钟」的「视线转移 」。
技术的迷思让我们崇拜技术，但对技术的反思背后，不过仍然逃不掉对资本、商业利益的妥协。
有时候我在想，在巨头垄断市场的今天，我们要如何拒绝一个软件、一个平台。而今天无法拒绝的背后，其实不是技术在控制我们，而是它作为一个假面木偶，而背后提线的玩家，狰狞着笑着，看着，目睹着所有的艰难生活。
所以在算法的围城里，谁才屹立城墙傲视群雄的霸主呢？
- 最 后 -
前两天，在复旦大学2020级新生见面会上，邓建国教授有着这样一段发言，他说：
卢因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切实际了”（there is nothing so practical than good theory)。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都应该也值得具有很好的新闻传播理论水平，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并成为将将之才，行之久远。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两天刷屏的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孙萍老师。她就很好地结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访谈方法和公共议题，写成了这篇既有深度又有热度的好文章。大家可以找来一读。
这么想来，坚持写作的动力或许又更多了一分。
晚 安
参考文献：
新传研读社：过滤气泡真的存在吗？这里有一项反常识的研究。
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
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