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艺术家发现了美，普通人只发明了世故
实际上，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生活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的，因此，“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用更准确的说法就是，现代性的特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
现代性的这些特性就是现代生活——波德莱尔置身的19世纪的现代生活——的特性。波德莱尔强调这种现代性（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强调这种现代生活中同样蕴含着美，这种现代生活的短暂性、过渡性和偶然性中包含着美——美既可能蕴含在永恒性中，也可能蕴含在短暂性中。
“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作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成分看成它的躯体吧。”
因此，你无权蔑视现在，无权蔑视现代生活，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过渡的、短暂的、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无权蔑视现代的“风尚、道德、情欲”，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的全面风俗。那些对现代生活进行全面描绘的画家，堪称“现代生活的英雄”。
波德莱尔的美学观——美和艺术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另一种成分是瞬间的——在今天看来，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要强调的是， 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指的是“大城市的风光”，“由雾霭抚摸着的或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
这个大城市有妖艳、神秘和复杂的女人，有冷漠、骄傲和挑衅的浪荡子，有雄赳赳、冷静和大胆的军人，有隆重的典礼和盛大的节日，“有漂亮的装束，高傲的骏马，一尘不染的青年马夫，灵活的仆役，曲线尽露的女人，美丽的、活得幸福穿得好的孩子”。
这就是画家眼中的“全面的生活”，它们拥挤在一起编织了巴黎街头的风光，这风光被巨大的电能所充斥着，它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并表现出“运动的魅力”。
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既是现代性的，也可以构成艺术的和审美的对象。因此，在波德莱尔这里，艺术、现代生活和审美在短暂性、瞬间性和现时性中融为一体。现代性，在这里同时包含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和艺术的现代性：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成为艺术的现代性的源头和内容。
“我们从现在的表现中获得的愉快，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的本质属性。”艺术和社会生活，只有像居伊这样充满激情的观察者才能连接起来，因此，这种目不转睛的游逛者恰恰是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桥梁——这样的游逛者就是现代人。
因此，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在这里就有如下的意义：XX现代生活的短暂性和偶然性；艺术和美所体现出来的短暂性和偶然性；最后一个隐含的论断是对现时生活充满孩童般体验兴趣的现代人的现代性。
现代人、现代艺术（审美）和现代生活是波德莱尔现代性中的另一个三位一体，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规划中，它们缺一不可。这样的现代性，“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
波德莱尔是在同古代对比的过程中来突出现代生活的重要性的。居伊之所以是现代生活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没有将目光转向过去，而是紧紧盯住现在。居伊和波德莱尔正是在现代生活中——而绝不是在古代生活中——发现了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因此，现代性在这里还被赋予了历史性的特点——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段，波德莱尔所称的现代生活，才是瞬息万变的、过渡的、短暂的和不牢靠的。
同居伊一样，波德莱尔是艺术家，现代生活击中了他，用他的话来说，艺术家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现代生活和现代性都是他的感觉的印记。他可以从现代生活中提取美的成分，但他并不对现代生活做出价值的判断。
如孩童般狂热地迷恋现代生活，是艺术家的美学责任，而不是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只是从艺术的角度，波德莱尔才肯定了现代生活，肯定了现代生活的变易性。因此，马歇尔%uB7伯曼敏锐地发现，波德莱尔有时将现代生活描绘为田园诗，有时将它描写为反田园诗。
波德莱尔在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修建的林荫大道——这是现代生活最显著的标志——上发现了穷人的奥秘。在繁华的街头，贫困和丑陋像伤疤一样嵌入现代生活的眼帘。在到处都是“光亮、灰尘、喊叫、欢乐和嘈乱”的兴高采烈的街头，在到处都是“生命力的疯狂的爆炸”的街头，波德莱尔发现了一个衰弱老人的“绝对凄惨”，“那流动的人流和光影就距他厌恶的凄惨景状几步之远”。
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的碎片的光亮面前绝不只是感受到了艺术之美，还感到“喉咙被歇斯底里的大手掐住了”。伯曼相信，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与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
但是，伯曼似乎不太清楚的是，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波德莱尔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波德莱尔之间的张力——瞬息万变的碎片般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后果和不同的意义。巴黎的欣快在对抗巴黎的忧郁。如伯曼所言，对现代性的态度一直为一种矛盾性所折磨。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都城巴黎中找到的。这是“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经典性现象学描述。半个世纪后，在西美尔的柏林，这个主题和旨趣再次被发现。西美尔在柏林贸易展中——这个贸易展将现代生活发明出来的所有的新式商品聚集起来——同样感受到了几十年前波德莱尔在巴黎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
西美尔发现，在观看柏林贸易展时，每个人的好奇心都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同人们擦肩而过的东西，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这些印象迅疾、丰富、多样，“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
现代大都市完全可能变成一个物的差异性海洋，没有任何重要的物品遗漏在人们的审美冲动之外。西美尔虽然是将目光聚焦在都市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景，但这种反反复复的刺激性印象毕竟是现代都市的产物。
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西美尔明确地断言：“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
这就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瞬间印象对人的持续作用，使现代都市人同乡村人迥然有异，后者置身于一种稳定、惯常和缓慢的节奏中，而都市培育了一种独特的器官，使现代都市人免于这种危险而瞬即的都市潮流的意外打击，因此，这种器官必须麻木不仁。这就是冷漠、厌世和对对象的惊人的不敏感。
西美尔和波德莱尔不约而同地将瞬间性作为现代生活——都市生活——的特点，但是在波德莱尔鼓励对现代生活充满激情的地方，西美尔却发现了乏味的反激情的算计。 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
在现代都市主导性的标准化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有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人和人之间以前那种个性化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
货币制度虽然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是平均化的、公式化的和理性化的。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不过，货币也可以激起人对它的狂热追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同样点燃了现代人的激情。
货币就这样保留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货币文化同都市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结果只好是，“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
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 在都市生活中，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同人进行残酷而冷静的斗争。
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而且，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越来越孤立。
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只能专注于某一方面，显然，这种专业化趋势会导致个体人性上的不完善，面对都市琐细而复杂的组织，个体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XX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
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丰饶性，使西美尔同样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
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反而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登场。
来源：《现代性》
原标题：现代生活
作者：汪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