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追思】果素瑛：追忆砚秋（4）
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
砚秋奔波在从祖国大西南北上途中的时候，我正陪着娘家父母亲在西山八大处朋友家小住。这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平常的打靶演习，等知道是日本军队打来了，北平的城门已经关闭，便急忙连夜下山。京郊公路上哨卡林立，背着大刀的宋哲元的军队在西直门门前盘查着只有进没有出的人们。城门恰巧开着半扇，家里的人早等在城门里接应，我们才顺利地进了城。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能安全地返城，又为砚秋和剧团担心。过了不几天，他们一行人总算是经太原赶回了北平。可是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座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的城市。我们见面时也只是相对无言而已。当时，我们还住在东城什锦花园。事后听说宋哲元军队里有不少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不顾上司撤退的命令在西郊白石桥奋起抵抗，砍杀了不少日本兵，自己也倒卧在沙场之上。中国军队撤干净以后，偌大的古都北平像是一座死城，商店都上着铺面板，大街上空无一人，传到每个藏在家里的人耳朵里来的只是日本占领军的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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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要它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在敌人的压力下，大家都不敢不唱，砚秋就是不唱。公益会托出人来找砚秋劝说，希望他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他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谁就去唱，我也管不了。”来人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砚秋在戏曲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应，恐于北平京剧界不利了。砚秋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来人只好悻悻而去。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压迫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砚秋曾应上海剧院之邀去演营业戏。自沪归来在北平前门车站下车时，他一出车厢，就凑过来几个伪警务段的便衣和警察，问：“你就是程砚秋吗?跟我们去一趟，有话问你。”待他们把砚秋带到站内偏僻处的一间小屋子里时，那里早有几个敌伪特务候着，进得门来不容分说就围拢来一阵拳打脚踢，意欲捆绑捉拿。砚秋从小武功根底很好，后又从名家高紫云先生学太极拳，见这些狗腿子真的动起武来，哪里容得他们欺负，他看准屋内有一立柱，便背柱而立，左迎右击，一个人力敌七八个特务，把他们打得纷纷倒退，不能近身，瞧了个空子跳出屋外，急忙闪入车站内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才得以脱身。砚秋回到家时，我见他衣冠不整，衣襟被撕扯破，满脸气恼的样子，很是奇怪。他稍稍定神后，把东车站这出全武行大打出手的事情告诉了我。我们听了都吓坏了，忙问有没有伤着哪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些宵小之徒仗势欺人，以为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却碰到了我的手上。他们欺负中国人惯了，此番让我略施小技，着实教训了他们一顿，也出出胸中的闷气。”他还说，“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来找我的。我程某就是不给日伪唱戏，到底看他们把我怎么样吧!”果然，等到跟包的把戏箱从车站拉回家里时，发现许多戏箱都被敌人用刺刀捅得乱七八糟，堂鼓也给用刀挑破了。
事隔不久，伪内四区突然来电话通知，说日本“友邦”要用程砚秋的剧本《春闺梦》，让赶快准备出来，一会儿来取。砚秋听了就火冒十丈，坐在内室生气。过了不大功夫，来了一个架着墨镜穿着洋里洋气派头十足的人，进了门就口出不逊，逼着要剧本。我推托说先生不在家，剧本都锁着，钥匙被他带走了，此事我自己也作不了主。那个自称日本宪兵队的不速之客态度极为蛮横，非要马上拿走这剧本不可，惹得我也发起火来，我说：“甭说剧本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我认识你是谁呀。不给，你又把我怎么样!”弄得那人毫无办法，扭头就走，边走边威胁说：“你们可要小心着点，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忙追出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正同那个家伙嘟嘟嚷嚷地说着什么，细一看，她正是鼎鼎大名的坤角XXX。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特务一定在那坤角面前夸下海口，以他的权势到程家还不是要什么得给他什么，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而去。
献机义务戏不唱，东车站大打出手和特务头子要剧本碰壁，加在一起，罪名越来越大，真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好戏。砚秋同我商量，他说：“几年来为了剧团同仁的生活到处奔走演出。现时身在沦陷区域，眼见国破民穷，一切都是末路，旧剧更是走上穷途毫无希望。不如从此不演，乡间觅一居处靠自己种田，年年能有口窝窝头吃已是满足了。这自称'仁者之师’的日本军队和特务的蛮横霸道，老百姓逆来顺受的处境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从此无声无息，让世人把我忘掉最好，最好。”我很支持他的隐居务农的主张。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程砚秋实行“三闭主义”(即闭心闭目闭口)的说法，确实反映出砚秋那时的实际状况。
有吏夜捉人
陈叔通先生曾说砚秋隐居青龙桥是“身居乡野乐融融，趣在农民不觉苦”，这话是很确实的。这期间，他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当地农民同甘苦，每日仍坚持练功，闲暇时读史学画，似乎是“其乐融融”了。其实他想了许多问题。一次，他对我说：“我在舞台上辛苦了大半生，终年在国内奔波，从没有机会安静下来想想事。现在可真正有功夫把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从头想它一遍了，温故而知新啊!不论从民族、国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了从头研讨的时候了。近来读明史，见从太祖始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民国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造成万万人处此人间地狱。常见过去许多造乱者都是手拿念珠似赎罪恶，实是老虎带素珠，假善人!民国二十、三十年来，所谓上层阶级人，莫不以私欲为怀，姨太太、鸦片、大房子为宝，人民焉得不穷困，国家如何了得，想起来就叫人痛心。社会人士听说我不唱戏还不太相信，我想唱到适可而止告一段落，与人回忆也极有味儿。我向不与人争论，也不请新闻界吃饭，向不作此利用，好坏自有公论。埋头多年研讨，今始大家公认。人说程某不唱可惜，我心极欣慰，不枉多年苦练习……”我因迫害纷至沓来极伤感，又深为砚秋的安全担心，他却反而劝我不要太悲观，语重心长地说：“你和老朋友们都不可太悲观，好戏尚在后头哩。莫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也唱得累了，休息恐怕也不远矣，所谓'仁者师’不知作何结束，看来不会太好吧!”我说：“你倒挺乐观呀!”他深沉地笑笑说：“人心如此，历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砚秋多次要我出城去青龙桥看看，可是我因家务缠身总抽不出空去。记得一年秋后，我们终于去了。他一见面就幽默地说：“您这城里人可真难请啊。这次来算你赶上好时候了。大秋过后新粮刚下来，叫你尝尝我亲手做的玉米面贴饼子，这是跟老乡学的手艺，你们城里人不晓得吃自己种出的粮食的乐趣。自己做饭，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吃完饭，洗碗打扫完毕休息，真感到舒适。人真是应当每日勤劳才觉痛快，不然也不觉休息的愉快，这其中的趣味城里住惯了的人是没福气享受的呀！”事后，砚秋把岳父、我的孩子们领到后院，只见地上堆满新收下的黄玉米棒子。他亲手教大家怎样掰玉米粒，高兴地说：“这叫让城里人体味体味田家风光，好让大家知道每天吃的粮食是如何来的不易。”还兴致勃勃地说：“明天就要开镰割黍了，收了黍子给你们蒸枣豆年糕吃……”我拦住了他的高兴说：“你知道最近日伪特务总来家里查户口，打探你的下落行踪，听说正调查你的什么事。前不久，日本宪兵队又抓人，你可得小心些才是。”砚秋淡然一笑，说：“他们也来我这里了，还说程某人下乡种地叫人不信，没查问出什么，临走时还掀开笼屉看看，见是蒸的'黄金塔’，咧着嘴说程某真的吃窝窝头吗?”他极感慨地叹口气说：“前日已读完《汉书》和《宣和遗事》，看到徽、钦二帝被掳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令人不忍睹。私通金邦的大官吏，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却该轮到我们来作亡国奴了，别无选择似的非要你逆来顺受。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煎好的螃蟹拣样挑，肥瘦任便!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一切听其自便，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罢!”听了他这话，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城内家里，但却总是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不幸似的。
不久，我的二孩子永源学校放了寒假，出城去看望父亲。本来砚秋需要用钱，正想自己回城，孩子说交通不便，他骑自行车方便快捷，于是他就代砚秋进城取钱了。谁知就在那天的深夜，我的预感竟真的成了事实，那是民国33年甲申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夜半，有三四个人跳墙进入我家院内，他们大声吼道：“快快开门!”我正摸着黑赶忙穿衣服时，这些家伙抡起手枪柄就砸破了一块窗户的玻璃，我也顾不得扣衣服，更忘记了开灯，刚刚把屋门栓卸下，他们就一窝蜂似地闯进了堂屋。其中一个人手拿手枪，用手电筒朝着我的脸上一照，就三步并作两步窜进了卧室，把手电到处乱晃乱照。砚秋的一幅油画像正挂在卧室墙上正面，他们一眼看到了，忙喊叫道：“就是他!就是他！”于是就动手到处乱翻，连我和我的女孩子的被子都翻查了一遍，把屋里的一切东西抖搂了个底朝天。他们还不甘心，有几个爬上房顶去搜查，还不时同站在院子里的人用日本话说着什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帮砸明火的－－当时我认为这些不速之客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这时才开始盘问我，厉声喝问道：“程的哪里去了?”我答说：“我先生早到青岛去了。”看样子他们很失望，怔了一阵子又全都出去了。不一会儿，这家伙又回来了，还跟着两个拿着白法绳的日本人。他们对我说：“你先生没在家，那么你就同我们走一趟吧!”这时我也处之泰然了，穿了袜子准备同他们走。我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一见像是想起来什么，忙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我答说：“还有两个男孩子住在西厢房。”其中一个人去把两个孩子带到我跟前。特务问我的大男孩：“你爸爸在哪里?”他生气地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抄起把水壶威吓他说：“你不说实话就灌你凉水!”这孩子很生硬地说：“灌凉水也不知道!”他们见仍无办法，又一窝蜂似地出去了。不大会儿功夫又匆匆返回来，看样子是跟大门口的什么人商量办法去了。这次却宣布把我们娘儿四个全关在西侧厢房，派一名荷枪的伪警察看守，听候发落。然后又都走了。那个伪内四区的警察问我道：“程太太，你先生是不是得罪了人呢?你先生到哪儿去了?”我见他是中国人又是本地面上的，态度还算好，就反问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悄悄告诉我这是日本宪兵队的。正说话间，那伙人又返了回来，把我单独叫到饭厅。一个穿黄呢军大衣戴豆包帽的日本人，像是个小头目，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先生哪儿去了?你的实话的没有……”，说着就要动手打我。旁边站着的那个中国人像是有点同情的样子，忙凑过来语气缓和地说：“你先生到底在哪儿，还是说了吧。”我问他们是什么人，那人说是日本宪兵队的，我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呢?那日本人忙掏出证件说：“这有派司!宪兵队的派司!”我笑了笑厉声说：“是宪兵队的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是砸明火的呢。深更半夜跳墙强闯民宅，不是砸明火的强盗又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程砚秋哪儿也没有去，他就住在西郊青龙桥。你要早说你是宪兵队何必费此周折。”这时，人们来来往往到各屋里瞎乱翻腾。有个东北口音的特务对我解释说：“你为什么这么横呢!我们也是奉命差遣呀。”我冷笑不答，只见这帮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折腾什么。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最后，他们又叫我去问：“你这儿有中华乐社的无线电吗?”我说有。接着，他们把在顶楼储藏室早已搜出来的短波收音机、电唱机都拿到我面前，当场检查，发现是坏的，幸亏是坏了多年不能使用的东西，不然又不知造出什么借口呢。还问我有没有发报机，我脸色很坏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把这些破机器全部拿走了，只留下一名日本便衣看着我们，此人看见满院晒的煤球，还嘻皮笑脸地对我说；“你们还摇这么多煤球呢。”
等到日本宪兵、警察全部撤走后已是次日中午11点了。我赶忙向青龙桥通了电话，告诉砚秋家里发生的一切，并嘱咐他不要到别处去，就在青龙桥呆着，否则“无私有弊”。据后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日本宪兵队深夜秘密逮捕程砚秋的事件几天之内已传遍了全北平城，很快全国都知道了。砚秋还真的在青龙桥家里坐等了几天，见再无任何动静，便自己回城里家中来了。当他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之后，他表示要自己去日本宪兵队找他们讲理，我说，“他们抓你还抓不到，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你也太老实过了头!”这样他才作罢。
后来知道，那天日本宪兵队在整个沦陷区大抓政治犯和爱国人士，抓进宪兵队部不问青红皂白先毒打一顿，然后投入牢房。不久，住在西城魏儿胡同的冯公度先生的四子去青龙桥看望砚秋，说那晚日本宪兵队把其兄捕去，宪兵队已划定他兄与砚秋关在同一个牢房号子里。
砚秋曾记述此事件说：“……'共存共荣’不应有此举动，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凡事调查清楚杀了完事，不应予人留有不良印象。幸昨日未入城，不然此戏不知演到何种地步。据说我从前与要人往来，并有在瑞士念书之子，有思想不良的嫌疑。此子虽十年前留学外国，瑞士至今尚保持中立国态度；若说与南方人有往来，岂止南方，可以说东南西北方的长官均晤过面，上至最高长官，下至贩夫走卒，据我眼光看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贱人。世界等于大舞台，所有一切皆是与戏剧攸关，所谓要人，亦不过是一演员而已，民国三十余年这般演员并未更换。银行界中'请’去者甚多，把我亦列入够资格者之中，名之害人大矣。将入三月，恐噩运来临，也无法可想。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
（连载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