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简介】何兆武，湖南岳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历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今年已96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治学兼及中西思想史、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等领域，学贯中西，对国内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功不可没，是当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人物。
北大出版社此次经系统整理，将其著述文字编订成书，分专题五种出版，《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为其中一种，收入何兆武先生专论历史和历史学的文章与访谈。今天与大家分享此书附录何兆武先生访谈。其他四种《本土与域外》《从思辨到分析》《杂草集》《水木集》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敬请关注。
一、理论的历史与历史的理论
访问者：何先生，您是史学理论界十分受青年人敬仰的老一辈学者，今天很高兴能够访谈您。您是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读历史专业的，您能先谈一下当时有哪些前辈影响您走上了这条史学道路吗?
何兆武：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上大学后又对理论问题感兴趣，觉得凡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就不能称其为学问。于是对我来说，可走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
何兆武先生2011年在清华寓所
那时候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上课的讲稿。钱穆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钱先生讲课有他自己的一套，讲到宋朝一学年就结束了，宋以后的内容让我们去读他的书。我总觉得他的一些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炼。另外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我们这些新生还没有资格选他的课，但也不禁要去旁听，一仰风采。对先生的学问，我只有望洋兴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在自己的学术中总有一种惋时抚事的感伤，典型地代表了新旧文化交替时一个学人的矛盾心情。
还有就是雷海宗先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上课从来不看讲稿，一切内容都在他的满腹学问之中。我曾完整听过他的三门课，非常钦佩他超群的记忆力，那么多的年代、人名、地名、典章制度他都能背诵如流，但他有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并加以自己的改革。
钱穆《国史大纲》
教我们史学方法论的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先生，他主要依据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和法国的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标准课本来讲，自己发挥很少。
张奚若先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近代政治思想两门课，他的课使我喜欢上了思想史，感到不了解思想就无从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他上课还敢于针砭时弊，讥评时政，给人印象深刻。
当时使我获得较多历史理论知识的是噶邦福先生，他是白俄，在清华大学任西洋古代史教授，写过《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一书，这本书是我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他不但是我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启蒙老师，还指导我掌握研治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他用英语授课，听他的课及与他交谈，也提高了我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
二、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建设
访问者：80年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尤其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大量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学科。您是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您翻译了那么多的西方历史哲学著作，并且对诸种西方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研究，我们想知道您为什么会研究历史哲学，并且在8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了史学理论这个学科的建设?
何兆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哲学感兴趣，觉得没有点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深入的理解。
当然你也可以对历史问题做纯技术的考证工作，但那个不等于理解历史。我是这么看的，比如说你费了很大工夫作考证，考证出曹雪芹哪年死，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价值，但考证出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那与理解历史不是一回事。总是要有点思想的深度才能理解历史。就好像我们理解一个人，我可以从表面上了解，了解得非常详细，比如医生对一个病人的了解，对病人体温的记录、血压的记录详细极了，甚至比病人自己还清楚，可是毕竟不能说他真正理解了这个“人”。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可以是表面的了解，就像一个大夫了解一个病人一样，但那只是资料性的工作、档案的工作。
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
我觉得不要说理解别人，就是理解自己也不容易，真是很不容易。我想你们一定有这个感受，我就有这个感受。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不容易准确的。我刚刚看了一本闲书，讲袁世凯做皇帝的事。其实，袁世凯对自己就不理解，他以为自己天与人归真能作皇帝，结果坐上后马上就垮台了。
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我觉得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层次上的理解才是最根本的。“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谈得到真正的理解。不过这个谈何容易，真是不太容易。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感情很不错，可还老是觉得抓不住对方，掌握不住对方的想法，这两个人拼命地想要掌握住对方，可始终觉得有点抓不住。
访问者：您说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这是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后来您特别有影响的工作是在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
何兆武：如果我们不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条路，而要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不先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这个体系就是一个空架子。所以先要做批判的工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做知识论的工作，搞清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怎么能够认识它，再问认识到了什么。传统的形而上学第一个命题论证上帝的存在，中世纪搞的神学论证也是振振有词的，但实际上这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这只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你信仰它就存在，不信仰它就不存在，你不能用实践来证明它。因此，第一步我认为应该做分析的、批判的工作。
年轻的时候就有兴趣，但当时条件不允许。当然现在就太晚了，因为年纪已经大了，时间已经过去了，没法补充基础的东西了，基础总是该年轻时候打。那时候是太可惜了，中学生就上山下乡，而中学和大学都是打基础的时候。当然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着眼，你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说需要这样,我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
所以我们那一代都太可惜了，还有比我稍年轻一点的，现在五六十岁的，都有类似的经历和体会。
访问者：我们看您的很多文章都是90年代写的，这就意味着70岁前后还是您史学理论研究的黄金时间。您搞了那么多东西，翻译和评价了康德、克罗齐、柯林武德、沃尔什、波普尔等西方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哲学家，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确实感到了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