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褒斜道石门十三品摩崖
石门水库外景“石门十三品”是从百余品石门石刻中遴选出的精品，分布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谷之中，以其汉魏石刻居多，故称“石门汉魏十三品”(以下简称“十三品”)，又以其多方面的魅力，在我国为数众多的古代石刻群体中享有盛名。先后探索者代不乏人。笔者长期供职于汉中市博物馆，因有地利之便，加之个人喜好，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与之结缘，甚而朝夕与共。经多年之探索，致有些许浅见，今不揣谫陋，欲就其原本质态等基础课题试陈拙见，以尽本土之谊，并祈请方家与同好赐教。先由石门说起
石门水库外景说起石门，或以为是相互对峙的两山口之名;或是某一县、乡之地名。殊不知这类石门为数甚多，可谓司空见惯。如将陕西汉中的褒谷石门与此混同，实则误矣。汉《石门颂》有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意即公元61年，汉明帝刘庄下诏，开通褒斜道并凿通此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这一称谓，故称其为石门。现已察知，此隧道高、宽各四米多，长十六米多，岩质为坚硬的石英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即谓此。《石门铭》云:“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肆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如实描绘了石门栈道通车的盛况。汉时一轨之宽1.5米，石门的规模正是通车之佐证。在我国历史上，隧道应如何定位，似应予以考究。公元前722年，在郑国曾有一桩“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趣事，《左传·隐公元年》曾记之。其大意是，郑武公之妻姜氏，有二子。其长子庄公，系睡梦初醒时所生，故名“寤生”，视之不祥而恶之，偏爱次子共叔段。及二子长大，姜氏欲使次子继承武公之王位，遭武公反对而未遂。长子庄公(寤生)即位后，次子共叔段，在其母庇护与纵容下，于其封地(河南荥阳京县)扩建城郭，聚积士众，图谋不轨。在其形迹毕露之际，庄公率军一举灭之。共叔段逃亡他乡。庄公置其母于城颖(郑地)，且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时有颖考叔其人，闻知此情，特携礼谒见庄公，献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策，使母子重逢于地道之中。这里的地道，系掘土为之，虽有“隧而相见”之功用，但非真正的隧道，显然与石门不同。此外，《史记·河渠书》记述，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称:“临晋(今陕西大荔)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么十石。”朝廷以为然，遂发卒万余人穿渠。因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这种深居地下的人工井渠，亦称“坎儿井”，在我国西北与华北皆不乏所见，亦堪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辉煌见证。但就其功用和质态而言，当与石门隧道迥异。另有古墓中的墓道，《周礼·春官·冢人》亦称其为“隧”。而郑玄注曰:“隧，羡道也。”贾公彦疏曰:“隧道上有负土……羡道上无负土。”从考古实践中得知，在1957至1958年发掘的定陵中，自外墙通向墓室的通道确系隧道。而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竣工于万历十八年(1590)。晚于石门一千五百余年。经上述考订，似可断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斜道石门是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凿通石门呢?是否为了标榜政绩?这是误会。《史记·货殖列传》云:“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是说蜀地与关中两个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通过褒斜道相互交流，彼此互通有无。由于褒斜道南端的七盘山十分险峻，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为解除其交通瓶颈，乃在七盘山下开凿石门隧道。这一盛举，正是褒斜道重要地位之标志。现时的隧道作为现代交通的重要设施，遍布全球各方，如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国内贯通长江、黄河的河底隧道等，其巍然巨制，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而古石门隧道距今约两千年，开现代隧道之先河，当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光辉力证。可惜世人对此并未尽知，盼能引起社会贤达的广泛关注。
石门水库外景石门石刻的肇始
石门旧照曾有人说，石门开通后，过往的文人、学士，浏览褒谷山水，感发于怀，即兴为文赋诗，就地勒石，遂有石门石刻。这也是误会。公元66年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如实记述开道的起因和过程。而且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随即在原地刻石为念。记事者、书丹者、刻石者都没有留下名字。这是最早的石门石刻，从中很难找出某某文人学士的踪影。公元148年镌刻的《石门颂》，记东汉顺帝时司录校尉杨孟文疏请复通褒斜道事，撰文者汉中太守王升，与杨孟文同是四川武阳人，杨是前辈。建和二年(148)，王升至石门，感念往事，乃为文彰显杨孟文之功德。书丹者未直接署名，而由款文中推知，当是书佐王戒其人。王戒职位很低，不会被视为“文人、学士”之流。公元155年的《李君表》，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也未署书、刻者之名。公元509年的《石门铭》，直署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字，标志了历史的进步。但世称王远“并无书名”，意即不是书法家。列入“十三品”中的“衮雪”二字榜书，传为曹操所写，其余诸品皆非名家手笔。可以说石门石刻的书者，都不是书坛名家。历史上的褒斜道通塞不恒，每有大的修治，皆就地勒石而记之。浩瀚的石门石刻是褒斜道通塞的见证，这才是其肇始与流传之主因。后世，过往石门的文人、学士，为文、赋诗，只能是其副因。“十三品”的组合及其形制、部位
石门摩崖石刻整体区域分布示意图清代中晚期，随着碑学的崛起，碑刻或摩崖备受社会关注。唯因其数量过多，良莠混杂，不便观赏，遂有遴选精品之举。从百余种石门石刻中遴选的“十三品”，即为其例。众所周知的河南洛阳的“龙门二十品”，亦属此类。由于遴选角度不一，致有不同的组合。清代和民国所称的“十三品”，有十一品属共同认定，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将其名称述后: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汉《杨淮、杨弼表纪》摩崖、汉隶“石门”榜书摩崖、汉隶“玉盆”榜书摩崖、汉隶“石虎”榜书摩崖、汉隶“衮雪”榜书摩崖、北魏《石门铭》摩崖、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另有两品二者指认不一:清时所指认者: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即《保庆题名》);民国时所指认者: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修建石门水库时，即将民国时所指认的“十三品”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经修复后已供公众观赏。至于清时指认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今仍湮没于水库之中，令人不胜惋惜。鉴于前后两种“十三品”虽指认不同，但皆属石门石刻之列，笔者乃予以归并，裒为专辑，共十五品。由于“十三品”之称已习以为常，因此仍延用旧习。现将这十五品的名称和排列顺序述后: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汉《杨淮、杨弼表纪》、汉隶“石门”榜书、汉隶“玉盆”榜书、汉隶“石虎”榜书、汉隶“衮雪”榜书、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南宋《山河堰落成记》、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
石门隧道两侧摩崖石刻分布情况手绘图上述十五品，都镌于自然的崖面上，与山石混为一体。它们的大小、形状皆无定例。大者如《山河堰落成记》，通高226厘米，上沿宽510厘米，下沿宽506厘米，略呈长方形，当中鼓出，两边后缩为圆弧状。小者如《李苞通阁道题名》，其残高36厘米，上下宽各24厘米。此虽系残刻，下半段因崖壁崩塌而缺损，但由缺字估计，所缺部分与上半段大小相当，上下合起来，通高约为70厘米。镌于公元66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右面狭窄，左面宽阔，略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上沿平直，长272厘米，下沿倾斜，右高左低，斜长280厘米。其首行仅8字，末尾几行至11字。通高142厘米。镌于公元148年的《石门颂》，呈竖立之长方形，正文22行，行30-31字，排列规整，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上有题额，文2行10字。镌于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呈狭窄状的竖立长方形，刻字的排列上疏下密，首、足前倾，腹部后缩如弓形。镌于公元155年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呈四边形，甚小。镌于公元509年的《石门铭》摩崖，亦呈四边形，唯题额“石门铭”三字在右侧，与《石门颂》的题额在上者有别。“石门”“石虎”同为竖列的汉隶大字。“衮雪”系横列的汉隶大字。“玉盆”有二，横列的为汉人镌刻的汉隶大字，竖列的系宋人所仿刻。南宋晏袤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释文》及《山河堰落成记》两方摩崖，崖面经过琢磨，四周有边饰。在石门内外的其他宋代摩崖甚多，但皆无此装饰。这可能因晏袤是南郑县令之故，不能据此判定凡宋代摩崖都有边饰(前人曾有此说)。晏袤性嗜好古，且工书法，他作为地方官至褒谷山崖间撰文勒石，其精心制作，竟为石门摩崖之冠。这是一般游客的题名、题记所望尘莫及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皆无边饰，呈竖高形。关于十三品的部位，亦依序述后:《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在石门南250米处褒河西岸的山崖间，在其下方50厘米处，即为南郑县令晏袤所撰写的释文。《石门颂》位于石门西壁中部，距石门南口五米多，其南侧半米许为《杨淮、杨弼表纪》摩崖。《石门铭》在石门东壁中部偏北，约在《石门颂》的斜对面。“石门”汉隶大字摩崖在石门北口西壁，其南侧紧接汉《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在石门东壁，距北口两米许。在《石门铭》下方，有北魏《贾三德题记》，亦称《石门铭小记》。“玉盆”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南侧1500米处的河中巨石上，靠近褒河东岸。“衮雪”汉隶大字，镌于石门东南河中巨石上。距石门约25米。《李苞通阁道题名》，位于石门北口上方东侧之山崖间。《山河堰落成记》镌于石门南的山崖上，其下距谷底3米，上距汉魏古栈道壁孔约二百二十厘米，其东北角上方两米许，即晏袤《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释文》。“石虎”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的石虎峰下。南宋宝庆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在石门东壁。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在石门南的崖壁间。
杨淮、杨弼表纪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十三品”拓片拣选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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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博物馆外景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比较齐全，前后连贯，以保全其文献价值。精者，指字迹清楚、腴润，以显现其艺术造诣。“十三品”更不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笔者为选其精拓，辗转耗去数年之岁月，终无一中意者。1979年3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原大影印本，据称是“明代拓本，拓工精良，虽略有填墨，无损精神面目”。而一经过目，亦不尽然。至后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颂》的缩印本，虽字数较全，但笔画纤细，有伤神韵。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铭》原大影印本，经与原刻校对，竟有多处缺漏。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我对原刻的注意。原刻作为摩崖石刻，表面凹凸不平，有些字恰在凹下的部位，拓印时不易着墨。又因原刻分布于褒谷中的山野之间，山风呼啸，空气潮湿，这种自然环境对拓印极为不利;加之，多数拓工以拓印为业，但求谋生，而忽视质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过去传世拓本的缺字，就是在这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造成的。好在“十三品”的原刻，迄今健在，虽经搬迁，而其面目完好。遂请汉中著名拓工张忠发先生亲手拓印，不求速效，但求质量。现将他拓印的《石门颂》《石门铭》拓片，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石门铭》相互对照，以窥其各自之优劣。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姑称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为旧本，新拓的为新本。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先说《石门颂》: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中，“司”字下半段“口”部右侧的竖笔，旧本不可见，新本尚隐存。“校”字的“木”旁，旧本泐甚，新本清晰;“交”旁的右下捺，旧本也没有新本清楚。正文:“惟”字竖心旁的垂笔上部，旧本被填墨掩盖，新本则保持原刻真面。“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八字，旧本“泽”字仅存上半部，“注”字仅存下半部，“川泽”之后“股躬泽有所”五字均缺，而新本不仅不缺字，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而且每字都很丰润。“春宣圣恩”，“恩”字旧本泐甚，竟无从得识，新本虽泐而可识。“咸晓地理”，“地”字右下部旧本全泐，新本尚存。“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危”字旧本泐甚，几不成字，新本泐而隐存。“或解高格”，“高”字下部的“口”部，旧本无所见，新本尚健在。“守安阳长”，“长”右下捺，旧本全泐，新本隐存。上述旧本之瑕疵，只能归结为拓本之拙劣，非原刻毁败之故。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碑额拓片，汉中博物提供在旧本中另有“高祖受命”的“命”字和“世世叹诵”的“诵”字的下垂笔都被截断了。致使有伤笔意。“以汉诋(右旁应为“氏”)焉”和“焉可具言”两个“焉”字，前后写法不同，而旧本将前一“焉”字右下方向右弯转的弧形笔画，人为地肢解了，从而混淆了这两个“焉”字的区别。“垓鬲尤艰”的“尤”字右下笔末尾的挑笔，旧拓本也予截断。“谋合朝情”，“情”字的左偏旁旧本为“米”。凡此，不会是拓工之过，很可能是拓片编制过程中加工者臆断所致。至于何以有此臆断，则是很值得考究的。旧本也有优点，如“履尾心寒”，“心”字下横弯笔末尾的挑笔比新本清楚。“焉可具言”，“具言”二字，新本石花较重，不如旧本干净。“至建和二年”，“至”字下横笔，新旧本皆泐，新本尤甚。“魏整字产伯”，“整”字旧本好于新本。此外，旧本的笔画尚能充分表达原刻的意态，不失为临摹学习之佳品。这些，皆可视为石刻在早前岁月中的真迹，当是十分可贵的。旧本之早，似无可讳言。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拓本，由于人为的失误，致有上述弊病，诚可诫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再说《石门铭》:旧本首行“此门盖永平中所穿”的“此”字犹存，是甚为难得的“此”字本。“此”字毁于清初，至后所拓者，皆无“此”字。然亦有作伪者，以《石门铭》中“导此中国”的另一“此”字补之。今审视旧本中先后二“此”字，前后写法有别，可知皆为真迹无疑。新本无“此”字，这是无可补救的。正文中“回车已南”，“南”字新本泐甚，旧本尚存。“以纪鸿尘”，“以纪”二字，旧本也比新本好。旧本所不足者如后:“以天险难升”旧本缺一“以”字，新本“以”字泐而尚存。“领徒一万人”，旧本缺“万人”二字，新本泐而可识。落款中“卅日戊申”，“戊申”二字，旧本没有新本清楚。《贾三德题记》:“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这一段文字，新本非常清晰，旧本十分模糊，且缺少“文后汉”三字，须知这三字原刻迄今健在。旧本又多出宋人题名一段:“曹彰、李禀绍定己丑熟食日识。”绍定者，南宋理宗赵昀之年号，己丑系绍定二年(1229)，此段题名，本与《石门铭》无干，不知何以被收入《石门铭》拓本之内?还有一个问题，即旧本后面的释文，出现了几个错字:如“戎夷递作”，“戎”释作“屯”，令人费解。此字本系“戎”字。《说文》:“戎，从戈甲。”属会意字，写法比较怪异，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屯”字。“磵阁堙褫”，“堙”字很清楚，取其堙没之意，而被误释为“烟”字。“自回车至谷口”，“谷”字被误释为“洛”字。“汉德是强”，“汉”字被误释为“凭”字。“水眺悠皛”，“皛”字被误释为“晶”字。另有“领徒一万”的“万”字，“填磎栈壑”的“壑”字，“永怀古烈”的“古”字，旧本中皆隐隐可见，释文中却以□示缺。凡此，皆有损拓本的文献价值，也给临摹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予以厘正。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新旧拓本各有所长，旧本因拓制较早，石刻面貌自应比后来的好;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及操作的粗糙，接连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以致使拓本遭到不应有的损害。新本拓制较晚，若因石刻原貌受损，则是无可挽救的缺陷;若因人为的失误，则可在精细的操作中予以弥补。事实说明，后者的潜力是很大的。新本《石门颂》和《石门铭》能够优于旧本，当为明证。
石门铭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提供
石门铭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门铭摩崖手绘图
石门铭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十三品”字形、字意考辨举要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十三品中，为时最早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是在许慎《说文解字》以前镌刻的。次如《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纪》等摩崖，虽镌于许慎《说文解字》之后，但因地域的限制，其中的一些冷僻字亦为《说文解字》所未载。因此说，十三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刻字，并非约定俗成而又规范化的文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的特色，也反映了书者个人的习惯。对这部分刻字，历代识者颇多，注家蜂拥。其中确有见地者，如宋代欧、赵、洪诸家，清代的王昶和冯氏二兄弟等，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石门石刻研究中所不能忽视的。十三品中，最为诸家赏识的莫过于《石门颂》，现以此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前贤的著录:欧阳修《集古录》云:古汉司隶校尉杨厥碑，用字简省，复多舛谬，惟以巛为坤，以余为斜，汉人皆尔。独诋(右旁为“氏”)字未详。按:“
”见于《石门颂》正文首行“灵定位”之句，原字是“”而非“巛”。“余”亦见于《石门颂》首行“余谷之川”之句。余即褒斜之斜。欧阳修说“汉人皆尔”，说明这两字在汉时已通用。《郙阁颂》摩崖有“兑之间”即可为例。赵明诚《金石录》云:余尝读《后汉书·邓骘传》有云，“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章怀太子注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则读为元二……又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未必然也。”按:“元二”见于《石门颂》正文五行“中遭元二”之句，紧接此句者为“西夷虐残”，赵氏录文中将“夷”误作“戎”。洪适《隶释》云: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水经》、欧、赵皆谓之杨厥碑。蜀中晚出杨淮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赵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予按:汉刻如《北海相景君碑》及《李翊夫人碑》之类，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赘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荡荡”“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书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则下文不应又言人民。汉注之非，明矣。王充《论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章帝记》所书，建初三年以后，灵芝，甘露之瑞皆同。则《论衡》所云“元二”者，盖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邓君传云，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诏骘将羽林军五校士击之，冬，征骘班师，迎拜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崇节俭，罢力役，进贤士，故天下复安。四年，以母病求还侍养。则此传所云“元二”者，亦为元年、二年也。《安帝纪》书两年之间，万民饥荒，羌貊叛戾。又与传同。此碑所云“西夷虐残，桥梁断绝”正是邓骘出师时，则史传碑碣与《论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平者，安帝之始年。乃知东汉之文，所谓“元二”者如此。按:洪氏对《水经》、欧、赵关于“厥”字之误和章怀太子李贤关于“元二”即“元元”之误，辩之甚明。唯洪氏引王充《论衡》所云:“四年(章帝初建)，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而《后汉书·章帝记》谓“是岁(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又谓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其间略有小异。但《论衡》所称“元二之间”在章帝建初元年二年，仍应肯定。至于《后汉书·邓骘传》所云:“元二之灾”正是《石门颂》中的“中遭元二”。洪氏备述《石门颂》中由两字重叠而成的词，如正文十行“蒸蒸艾宁”，十二行“君德明明”，十三行“无偏荡荡”，十七行“世世叹诵”，十八行“勤勤竭诚”，这五处重字，原刻均以小二代之，此小二书作“
”，均书于上一字的右下侧，而“元二”之“二”为大二字，与此迥然不同。洪氏对此的辨别，确有其独到的眼力。由于《石门颂》摩崖日渐残损，传世拓本又常因拓工低劣而失真，历代识者仅以拓本为据，难免会有失误，因而在诸家著录中常有歧见，甚至有舛误和疏漏。如《石门颂》正文二行“益域为充”的“充”字，洪适释为“冲”字。后世附和者甚多，笔者亦曾持此论。久经思虑，冲字于文意有悖。原文是“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意即褒斜道向南发展，使各方商旅由此道通往益州，从而使益州为之充牣殷富。这个“充”字，即充牣之充，而非要冲之冲。《石门铭》中有“充牣川内，四民富实”之句，可为佐证。充与冲，形、意各别，从无通假之处，二者无由混淆，乃重予正之。再如正文一行“川泽股躬”，“股躬”二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释作“股肱”;《褒谷古籍辑略》释作“服躬”，皆非。原文是“坤灵定位，川泽股躬。”股者，肢也;躬者，体也。意即主管大地的神灵，安排山河的位置，使山川如同人的躯体和四肢。此系股躬之妙用，似不宜作他解。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十三品”书法小议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平心而论，“十三品”作为摩崖，其主要功能在于记事述史，其文献价值是第一位的。然而，从书法角度看，今人给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书法宝库”;日本著名书家种谷善舟先生题刻称“石门石刻，日本之师”。“十三品”中的《石门颂》和《石门铭》，有幸被列入学界公认的书法经典。这一切，自非偶然。盖其书者，虽不是名声显赫的书法家，而他们的字，本来有深厚的功力，却长时默默无闻，这叫实至名不归;近现代以来，他们的的字被书坛推崇备至，才得以实至名归。他们在普通劳动中，创造了并不普通的业绩。这是最令人称道的。近世，对“十三品”书法品评多不胜举，其中引起共鸣者，莫过于隶草之论。而愚以为，此论或有可商榷之余地，特就此奉恳，以侍明教。考“隶草”之称，肇自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该文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这里的隶草，系指章草而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有“隶草”之语，其文曰:《杨孟文碑》(指《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实为命，康氏误)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隶中之草也。其后，附和者甚多，或被视为圭臬。其实，未必然也。试想《石门颂》全文六百余字，何以只将“命”“升”“诵”三字的垂笔拉得很长?可能是因此三字在书者心目中有一种极为神圣的特定含义。“高祖受命”，象征着天意。《尚书·诏告》:“惟王受命”，孔氏传曰:“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向惟王受之”。所谓“高祖受命”，即指汉高祖刘邦受命于天，或者秉承天意，与下句“兴于汉中”相衔接，言发迹于汉中而定天下。这个“命”字自然关系重大。书者预先将命字安排到石理剥裂处，书写时将其垂笔拉长至二格许，恰填其空。这一垂笔不仅破格的长，而且笔力十分厚重，意味着强大的汉王朝久远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叹诵”的“诵”，其垂笔之长，预示后辈对前辈杨孟文其人(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的功德长诵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笔之长，既表露书者对顶头上司汉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隐寓太守官位的升迁。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门颂》后文中，另有“赵诵字公梁”之“诵”，这一“诵”字的垂笔却未见拉长，可证前一“诵”字的垂笔之长，并非随意而为。总之，“命”“升”“诵”三字垂笔之长，原系书者以形寓义、随事喻旨之情在笔下的流露，当属书外之因。正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所云“命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寸者，盖指此《颂》也。然此处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翁氏之言，甚为中肯。其“非可以律隶法”之说，尤有深意。仅举此例，意在说明书写中的书外之因，对此不能不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手绘图就《石门颂》的整体而言，其隶草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西壁，其表面并不像一般石碑那样光平，好在书者很善于因地制宜地施展技法，使其通篇疏密相间，且字形大小参差不齐，有别开生面的野逸之趣，比之流行汉碑，未免有某种草意。所以，在科举制度盛行之时，士人并不钟情于《石门颂》。近世，它备受书坛青睐，以其固有魅力使然。其二，《石门颂》本属摩崖，而又与常见的摩崖不同。一般常见的摩崖，分布于崖壁之间，书丹者上下左右尚无限制。而《石门颂》位于隧道之内，由于隧道内壁呈拱形，使其表面有弧状，特别是“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之题额，恰在上方的部位，弧状尤甚，其字径虽比正文大了许多。而笔画反比正文纤细。可以想见，书者在书丹时，因受隧道顶部的限制，必然身体后仰，尽力扬臂向上，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寻常。此题额十字之纤细，虽无伤大雅，但这一反常之势态，岂非又呈现出某种草意?其三，《石门颂》中，有些字的运笔就有行书意味，如“途路涩难”之“路”字，“故司隶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三字右偏旁的“攵”，皆系今之行书;又如“绥亿衙疆”之“衙”字中间上部的“五”，“政与乾通”之“乾”，皆有行书意态。可以说以行书的部分笔画入隶，《石门颂》堪为嚆矢。平心而论，《石门颂》的魅力，并不限于其隶草特色。在此不妨举例如后:例一，《石门颂》中同一字时常两次或多次出现，而书者以其娴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别。如9个“君”字、6个“道”字、8个“字”字、5个“安”字、4个“汉”字等等相同之字，在用笔和结体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别。尽管相同之字达5字、6字、7字、8字、9字之多，也绝无例外。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写法和意趣各别;8个“字”字和两个“守”字的10个“宀”部，其两侧的下垂笔长短各异，且各具篆意，上面的点，或正、欹、直、弯、断、连，其间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点。此乃功力使然，毫无半点虚假。大凡著名的汉碑，皆不乏重字异写之先例，但比之《石门颂》却有逊色。例二，《石门颂》中的主横笔最具风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十二字(实际还很多)。不难看出其横笔的奥妙。同是落笔的上挑，而相互有别，同为横笔的波势，而各呈其姿。善隶者，常称这一横笔为主笔，多刻意着力于此，致使其模式化，难免入俗。似《石门颂》这般意态相宜又脱尘出俗，却实属难得。例三，《石门颂》中的多数字，结体宽博，点画匀称、丰润，笔力遒劲，意到笔到，显得黑白分明，天清气朗。另有少数字，字形较小，而字势毫不逊色。如“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等字，此属《石门颂》正文之后叙说承办者职衔、姓名的一段文字，因承办者系太守下属人员，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汉《西狭颂》摩崖正文后的《题名》，也作如上之处理，此乃时俗使然。例四，《石门颂》中虽不乏笔画稠密的繁体字，但就多数字而言，似有力求简约之趋势，如“荫”“德”“宁”“继”“毒”等12字。从中不难窥见汉人去繁就简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汉刻中，亦有类似情况出现。如《西狭颂》摩崖，也有许多简笔字。这些简笔字，肯定是时之流行字，书者基于达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书。笔画虽简省，但无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上述诸例归结起来，似可说明，《石门颂》这方摩崖，无论在用笔、结体、章法乃至用字等等方面，都是富于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全凭书者才情技艺的瞬间表露，就像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灵感那样，是难能可贵的。无怪乎清人王昶《金石萃编》称:“是刻(指《石门颂》)书体劲挺有姿……推为汉人杰作。”杨守敬《评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类似评说甚多，或有过誉之辞，而《石门颂》的魅力，却是诸家认同的。“十三品”的书法包罗甚宽，在有限的短文中，似难一一备述。以上所论及者，只不过是其冰山一角。仅此也有待书坛贤达审示。(作者系汉中博物馆原馆长)
汉中博物馆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