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四）
选自《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03期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楚爵有执主。珪，古文圭，从王。'一些考古学家据此概念将窄长条形的玉兵器称为'圭'，平刃者称为'平首圭'，尖首者称为'尖首圭'。陶寺遗址也出土这两类'玉圭'，其中'平首圭'我称之为'玉政'IIM22 出十三件'平首圭'其中—件'Z在添本柄上显殊标 当是后器'张 u'而不是'圭'。IM22 东南角壁龛漆匣内两件玉戚无柄，与游标玉琮 IIM22∶129 共出，看似用于圭表系统的附件。但是这两件玉戚长度均仅十几厘米（分别为 16.6 厘米、14.3 厘米），刚盈半尺，远不足 1.5 尺。纵观陶寺出土的玉戚最长者在 23 厘米左右，接近1尺，仍不盈 1.5尺。由此我们判定，陶寺文化的圭表系统中不使用玉质'土圭'，而用漆木圭尺。圭表系统中玉质土圭的用法或许晚出。也就是说，陶寺文化的漆木圭尺是元代观星台石圭量天尺最早的鼻祖。
'圭'字最初见于西周金文，字形确实写作上下两'土'，见图 11。但是，西周金文中的'土地'的'土'字皆不写做'土'，而写作（图11）。准此，从'丰'字的象形本意考察，我们认为并非'从重土'。'两土叠加'，而应是象形漆木杆上的刻度刻道或画道（图 12），抑或就是类似陶寺 IIM22∶43 漆木圭尺上色带格刻度之象。简化后作单个'土'，上下叠加表示移杆用法测量冬至日影长，最终成为金文'圭'字（图 12）。究其本意，'圭'字显然原本与'玉器'无关，金文证明更不从'土'，《说文》许植所释误矣!不过汉儒所误，也有来由。
陶寺文化由漆木圭尺的衡量功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衍生出了衡量人们等级差别的玉质尺度“圭臬”,陶寺城址早期中型墓M1700和M3032出土的尖首玉圭便是有力的例证进入夏商周三代以后,随着漆木圭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玉圭的礼制等级象征意义一枝独秀,没有实用度量功能,最终成为五瑞之一,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圭以玉为”根深蒂固的概念留存在《说文》的解释中,以致漆木圭尺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埋进了历史的文化层中了无踪迹,默默地等待21世纪的我们来发掘探索。
既然圭字早不过西周,“圭表”之称可能晚出。然而事实上陶寺圭、表[15]①却早至龙山时代晚期,当时又该如何称谓?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一文认为,卜辞“立中”就是商代的立表测影活动[16],并且肯定商代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立表测影确定方向、测知二至。冯时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认为,《论语》追述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嘱咐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此“中”就是圭表②。我认为萧、冯之说颇有一定道理,甲骨文“中”字多写作“”[17],与甲骨文的“旂”字颇为不类,应当就是类似陶寺圭尺的漆木圭尺,但不是表。从甲骨文“中”字解构(图13)不难看出,至少在商代圭尺称为“中”。《论语》“允执其中”暗示尧舜时期圭尺即称为“中”。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陶寺IM22∶43漆杆应称为“中”。后来西周时期创新出来的“圭”字取代了表示“圭尺”意义的“中”字。本文为了遵从约定俗成的“圭”的名实,同时避免与“中央”之“中”在词义上发生混淆,仍称之为“圭尺”以便大家理解。就此问题,我将另具文讨论。
陶寺圭尺除了测量日影长度作为建立历法的手段之一以外,我们还根据我国古代存在着“夏至影长差一寸地广差千里”的理论概念[18],推测圭表系统还可用于大地幅员的测量,虽然其结果的精度可能不高。陶寺游标圭尺第1至10号色段刻度可以用于陶寺城址以南至北回归线(古称交阯)的夏至日影长度测量;移杆后第39至44号色段刻度可用于陶寺城址以北广大地区冬至晷长测量,从而转换成大地幅员的测量。这是一个国家政体对自己领土或版图测量的实际功能和统治象征双重作用的充分体现。正如《周礼·大司徒》所谓:“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以IM22∶43漆木圭尺被墓主即陶寺中期一代君王象征性地垄断(君王自己不会经常去观测日影),即《论语》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除了象征控制作为王权一部分的历法之外,还标志着君王对自己政体领土的象征性控制———圭表系统同时也是大地测量的有效工具,即《考工记》所谓的土圭“以土(度)地”。制定历法和测量领土幅员是创立圭表系统的根本动力,郭守敬建设观星台以及在全国建设27处观测站,同样是在重复这两样根本动力。
附记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陶寺史前观象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课题组根据陶寺IM22∶43漆杆复制的圭表测影实验证实,陶寺2009年6月21日中午12:36圭尺影长约41厘米,比判定的陶寺夏至影长39.9厘米略长,赵永恒认为系4千年来黄赤交角变化所致。圭尺观测实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