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研讨班I 第九章 论自恋（第一节）
拉康研讨班I 译文 第九章 论自恋（第一节）
译者：“拉康早期技术问题”卡特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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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才能对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估呢? 这周，我很满意地意识到，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真地关注并使用我在这里向你们推荐的系统的用法，也就是关于象征与现实（real）的分类，一些人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我告诉过你们当我们做分析性干预时，尤其是当我们以一个积极的方式，即通过解释来干预时，使用象征性这个概念是极为明智的，通过告诉你们这一点来对象征性概念作强调，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干预是在干什么。
我们已经被引导去到位于语言的表达这一特定层面上的阻抗。语言可以表达主体的存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问自己以下问题的时候：关于语言，当一个人想要定义分析经验中的转移行动时，他该如何定位那些情感，如何定位那些通常被唤起的想象的材料？你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满言是一种指向并形成真理的言说，例如真理建立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可上。满言的语言是行动的语言。随后，其中一个主体发现自己和以前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经验中不能回避这个维度。
我们不能把分析经验看作是一种游戏，一种诱惑，一种基于幻觉和暗示的阴谋。分析经验的赌注是充分的言说。一旦提出了这一点，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许多事情就会自行解决并得到澄清，但也会出现许多悖论和矛盾。这一观点的价值正是要把这些矛盾和悖论带出来，而不使它们变得模糊和晦涩。相反，往往是那些看上去和谐和可理解的东西，却隐藏着某种不透明。相反，正是在矛盾中，在差距中，在困难中，我们偶然发现了透明的机会。这个观点是我们的方法的基础，我希望，这也是我们的进步。
第一个浮现的矛盾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即：如果分析方法的目标是实现满言的话，它却从截然相反的方向出发，到目前为止，它指示主体尽可能地在无需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描绘言说，它甚至使主体摆脱了对真实性的任何期望。它要求主体说出脑子里想到的每件事。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才能促进，我们至少可以说，主体回到他的道路即：言语中来，这条道路低于认可（recognition）的水平并且关注第三方即客体。
人类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总是能够区分出两个层面。在认知层面，言语将主体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改变了他们并将他们设置为交流的人类主体。而交流层面可以区分出各种水平：呼唤、讨论、知识、信息水平，不过归根究底，这一层面都牵涉到要在客体达成一致的倾向。“一致”这一术语仍然在那儿，但此处重点置于被视为言语行为外部的客体之上，这就是言语所表达的。
可以肯定的是，客体并非与言语无关。从一开始，语言就已经被部分地给予到了客体的系统里。在那里，应该包括那些被累积起来的偏见，这些偏见构成了文化共同体进而形成各种假设，包含各种假设。甚至心理学的偏见，从最复杂的科学研究产生的偏见，到最幼稚，自发产生的偏见，这些偏见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科学的参考并达到渗透他们的程度。
所以，这就是被邀请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的这个系统中的主体，在他所拥有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或者在他基于其状况、问题、处境的事实之上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比如他最天真的偏见——的基础上，他形成他的幻想，包括他神经症性的幻想，重点在于，这里有神经症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似乎，言语的行动仅能沿着知识的信仰的道路来发展。而知识的信仰源于教育的干预，或者说一个来源于分析师的更高的干预。精神分析是通过教化来前进的。
作为曾经的知识份子谈及精神分析的第一阶段时，你就会想到这个教化。当然，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许，一些精神分析的知识概念在当时流传，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知识分析（intellectualist analyses）确实发生过——那些有用的可靠的力量从一开头就在那里。假如它们当时没有在那里，精神分析将不会有机会显示它的勇气，并宣称它自己是心理治疗干预的一种明确的方法的。
在此情境下，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当我们提到什么东西是理智（intellectual）的时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如我们对（分析者话语的）各种重要层面分析得越好，我们就越是能够区分出所必须被区分开来的，统合那些必须加以统合的，我们的技术就将是更加有效的。这就是我们将尝试做的。
因此，用一些除了教化以外的东西来解释分析师的干预有效性是必要的。那就是经验在转移行动中显示了其是有效的。
这就是模糊的源头——毕竟，转移是什么呢？
本质上，我们所考虑的有效的转移很简单地——就是言语行动。每次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以真诚而充实的方式讲话，那儿就有真正意义上的转移，符号的转移存在——某些改变两个生命存在特性的事情在那儿发生了。
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转移而不是在分析最初遭遇的那个转移，它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障碍。其实，这个功能应该被定位在想像的层面。具体而言，那些你们熟悉的概念，重复的古老情境，无意识重复，历史恢复的实施——此处的历史跟我曾提出的历史意义相反，因为这是一个在想象中恢复的问题，就其历史维度被他误认而言，过去的情景仅仅在现在，在没有主体的知识的情况下被经历——你们将注意到，我没有说无意识。所有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为了定义我们所观察的东西，它们的回报是一个有保障的经验发现。然而，他们没有揭示我们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原因、功能和意义。
你们也许会告诉我，对观察到的任何事物都预期有一个解释是过分预见，展示出对于理论的过分强烈的渴望。在这一点上，好几位顽固的人或许想要为我们设置障碍。
可是，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传统并没有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所欠缺的企图心而彰显自己，这一定是有许多理由的。此外，无论是否能自圆其说，是否受到弗洛伊德的个案的影响，不屈从于精神进化理论的精神分析家为数实在很少。这个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ical）的特殊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是不可能的。理由随后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但是，每当我们实践精神分析时，我们没有一刻不以元心理学的术语来思考，正如每当Jourdain先生开始讲话，无论他想要与否，他总是不得不说散文一样。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活动而言的确是结构性的。
上次，我提到弗洛伊德探讨转移与爱的那篇文章。你们非常了解弗洛伊德著作具有严格演绎的经济性。你们也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真正投身于一个对他而言不紧急，不必须的主题，在其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一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如此，尤其是当你想到他是在他的实际生命，他的生理生命的哪个时刻开始他的教学的。
我们不得不看到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知道转移的纽带与爱的关系的积极和消极的特性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临床的经验证实了这个关联，同样地，环绕所谓的治疗的有效性而产生的理论的讨论历史也证实了这个关联。总之，大约从1920年代以来，这个议题始终都在议程上。首先是在柏林会议、萨尔伯格会议、马瑞巴会议，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们从事对于病人的主体的操作当中，转移的功能的用途从来没有停止受到质疑过。我们甚至要区分出有些精神分析家言过其实的说法：不仅是转移性神经症——那是疾病分类的标签，指明主体所受的影响——还有所谓的继发的神经症，人为的神经症，转移中神经症的发作，以及将精神分析家的想像的人格在它的脉络（threads）里打了结的神经症。
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但是以下问题却始终模糊不清，即关于是什么构成了精神分析产生出效果的主要动力。我并没有在谈论我们那些行动的过程，而是在谈论治疗的有效性的来源。
我们至少能够说的是，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有关这个议题的观点是五花八门的。为了回到这个珍贵的讨论上，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看一下Fenichel的这本小书的最后章节。我并没有经常去推荐阅读Fenichel，但是就历史的资料而言，他还是个具有启发性的见证人。当这个问题在萨尔伯格会议上被提出时，你们会看见五花八门的意见（Sachs, Rado, Alexander）。你们也会看到，上述的Rado宣布说他打算向什么方向推动精神分析有效性之源的理论化。怪异的是，虽然他承诺要写出文章来解释这些难题，但他从来没有做过。
似乎有某种的神秘的阻抗在运作，使这个问题处于相对的黑暗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模糊性，因为些微的薄光有时出现在这位或那位研究者的作品里，在那些更具反思性的主体那里。人们确实有这种感觉，这个问题经常被人看见，有人尽可能地靠近它，但它表现出某种排斥力，阻止了它被转化为概念。也许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理论的完成，甚至它的进展，都更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这不能被排除在外。这无疑是最合适的假设。
在对于转移时被建立的想像的联接的特性的讨论中，所表达的观点跟客体关系的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中，客体关系的观念现在已经受人嘱目了。
但是，你们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理论是多么的摇摆不定。
以James Strachey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这篇基本的文章为例。这篇文章要处理治疗的有效性的源泉问题。这是最受争议的文本之一，其全部重点落在了超我那里。你们能够看到这个观念会带给一个人的那些困难，以及为了支撑这个理论，Strachey被要求介绍多少个补充性的假设。他建议精神分析家去探讨跟主体相关的超我的功能。但是认为精神分析家是超我功能的纯粹而简单的支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功能确实是神经症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这个论点是循环论证的。为了摆脱这个循环，作者发现他自己被迫介绍寄生的超我这一观念——这是一个补充的假设，完全无法自圆其说，但他论点中的矛盾是必要的。为了替精神分析的这个寄生的超我的存在辩护，他必须假设，在分析者的主体与分析家的主体之间，有一组内摄与投射的交换在发生。这引导我们来到构成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心理机制的层面，梅兰妮、克莱恩将此引入到英国学派的实践中。同时引了令人作呕地重新创造它们的风险。
我们能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来定位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例如：在自我与非自我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主体的自恋的经济学的层面。
而且，转移-爱的问题从一开头就跟精神分析研究爱的观念息息相关。我们并不是在研究伪装成厄洛斯（爱神，Eros）的爱。在精神分析上演出的整体现实的之中，厄洛斯是将各个主体联结在一块的力量的普世存在。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激情的爱，因为主体具体地作为一种心理的灾难生活在这个激情的爱里。众所周知，这会引起这个问题：这个激情的爱在其本质上如何跟精神分析的关系联接一块?
在说了一些关于Fenichel的书的好话之后，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坏话。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者关于爱情和移情关系的极其中肯的评论似乎在Fenichel先生身上引发了一种反抗，甚至是起义，这是令人愉快的，也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强调了想象中的爱情关系的自恋特征，并展示了爱的客体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它的整个方面的品质，它的属性，以及它对精神经济的影响，被与主体的自我理想混淆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Fenichel先生思想的普遍融合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他自己的中间路线联系在一起，并且当面对由这种想象的爱产生的矛盾时，导致他体验到这种厌恶，一种真正的恐惧。想象中的爱本质上带有幻想的性质，而当看到爱的作用被贬低时，Fenichel先生经历了一种恐惧。
这正是关键所在——这种作为分析中想象的主要源泉而进入的爱是什么？Fenichel的恐惧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处于问题中的人物(character )的主体结构 (subjective structure) 。
然而，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找到的是明确表达出自恋关系的结构，是广义上的爱的功能以及具有实际疗效的转移。
有不止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们在所有的含糊不清之中找到你们的方向感，我想你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含糊不清在精神分析文献的每一个转折和拐点中一次次地显示出自身。我希望教你们新的分类，它们引入了本质的区别。这些不是外在的差别，不是学术的差别，也不是不断扩大的差别——并非把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并列起来，或者把两个领域的差别扩大到无穷远，也不是一种总是引入补充假设的程序模式。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对那些想要它的人是开放的；但就我而言，我的目标是在理解上取得进步。
问题的关键是要使已经存在的简单观念所隐含的东西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必要无限地分解下去，虽然人们可以那样做——正如在关于移情的出色著作中已经做过的那样。我更加倾向于完整地保留转移概念的经验的整体性，一直以来的评价是它是多价的，它同时在以下几个方面起作用，包括象征性的、想象的和现实的方面。
这不是三个领域。即使在动物王国里，你也能看到它与相同的动作、相同的行为有关，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区分想象的、象征的和现实的功能,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属于同一秩序（order）的关系。
有许多方法可以介绍这些思想。就像任何教条主义的方法一样，我的方法有其局限性。但是，它的有用之处在于它具有批判性，也就是说，我的方法指出了研究者们的实证努力在处理一个已有理论时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一点是有用的。这就是文本评论之路的价值所在。
卡特尔小组成员：王頠、张丽萍、唐华璐、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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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技术论文 第七章 想象的拓比学（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