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史前领袖都有谁
中华大地至今已有5000年文明史，其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约4000年，在这之前尚有近1000年属于传说时期的史前文明（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就在这个长达近1000年的史前时期，中国完成了原始社会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那么转变之后的华夏大地上都有哪些“父系”领袖们来领导？这也是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一、出现史前领袖热的年代
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开始至春秋结束（公元前402年）的近1700年间，虽然有了文字（含甲骨文），但那时遗留下来的文物和典籍中，基本上没有关于中华大地史前领袖的记载（春秋末期有少量书籍提及）。为什么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如此使人易感兴趣的问题，文字上却没有显示？这是个谜。
史前领袖的名字突然大批出现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这与当时国家状态有关。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导致思想文化界也比较活跃——派别林立，百家争鸣。一些思想家为了说服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或者为不同阶级阶层服务的需要，甚至还为了打压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他们开始到处纵横游说，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政治主张。
当时这些人有个习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正确，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和谋策的时候，常常喜欢搬出史前领袖的话。比如，他们会用类似今人所说“史前某某领袖曾指出……”这样的句式，或者举例说“史前领袖某某都是这样做的”，来说明和证明自己游说的观点和做法是有根据的，是不容置疑的。
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对方被说服或者哑口无言。也就是在这时候，各国各派学者们很快掀起了一股寻找、发掘、记录，甚至按自己的需要创造史前领袖、编造史前领袖故事的热潮。不久，在这一冲动下，一大批所谓的史前领袖们就被各学派发现和创造了出来。
别看他们之前的1700年间的古人们，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可供参考，也难有什么考古资料。然而他们发现和创造的那些众多的史前领袖们却非常具体，有血有肉。比如竟然连平时怎样说话，是什么语气，有什么眼神，都给描述了出来！如此活灵活现，充分展现了战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让人叫绝。
二、战国人发现和创造的史前领袖
当时战国人发现和创造了多少史前领袖？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仅从现在能看到的典籍记载来数，也有百名之上。
儒家（含墨家）他们提出了“五帝”说。不过这五帝他们当时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大戴·礼记》说是：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而在《礼记·月令》就成了：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书序》却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易经》则说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
道家（含法家）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致。《管子》称那时有七十九个领袖。《封禅》说有七十二个。《庄子》说的比较具体，说是十二个：容成、大庭、伯黄、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
兵家说有十五个，都记载在《六韬》里：伯黄、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逸周书》则说有二十五人，与已有名称差距更大。
杂家说法更乱。仅《吕氏春秋》就有几种说法。其中有五人说：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八人说：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人说：黄帝。还有，屈原认为有七个：高阳、高辛、尧、舜、鲧、禹、咎繇（皋陶）。战国后期有人又提出了四人说：有巢、燧人、伏羲、神农。
可见整个战国时期，对史前领袖的说法一片混乱——自己乱，别人也乱。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正确，谁也不敢说自己有确切考古证据，更不敢说自己没有臆测和编造了。
三、 汉以后确立了“五帝”说
汉代人对史前领袖继续有大量的臆测和编造。比如有人曾设计出了“九皇五帝三王二代”之说。汉末有人还为我们设计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神人祖先叫“盘古”，造成之后的中国人一说历史必然先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开篇话。汉朝人的设计其实也是无根之谈。
但当时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经过了战国时期近百年的分裂战乱，人们渴望大一统的思想十分强烈。然而好不容易盼来的秦朝统一却早早夭折，真正实现中华大地华夏一家夙望的是这个刘姓汉朝。
欢天喜地的民族大融合，急需要对昔日众说不一的百余个华夏族的史前领袖们，进行一番统一、简化和编排，使之历史化、世系化、具体化。这对民族团结是有利的。恰好在汉朝，儒家思想是正统思想，所以战国时儒家提出的史前领袖名单，被汉朝人全盘接受了过来。
对此出面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马迁。他根据儒家留下的《尚书》、《礼记》、《国语》、《世本》、《帝系姓》等众多书籍的观点，也参考了一些民间传说，对儒家的说法重新进行了条理、取舍和完善，形成了更加生动的、具体的“五帝说”。并据此写成了著名的《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定稿的五帝是：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喾帝（高辛）、尧帝（放勋）、虞舜（重华）。
但到底这几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司马迁心里是明白的。比如他认为“五帝”的名字，本身就是儒家的一种意义设计。所谓黄帝，是取“黄”为中和之色，象征万世不易；“颛顼”是指专政天下之道；“喾”是指极其崇尚道德；“尧”指高远博大；“舜”为绵延继承。司马迁本儒家之义，肯定并推出这五个人，完全考虑的是当时的治国思想和现实需要，与其时的正统思想相一致。至于真伪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因为史前时期，连文字都没有，那时的领袖们肯定不叫这个名字。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认真做了这件事。他的“五帝说”，故事更加完整、生动和具体，语言更加优雅。甚至，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还让五帝们有了血缘关系，这就更加有血有肉使人可信了。
四、被神化了的黄帝和尧帝
自汉以后，各朝各代从治国化民的目的出发，统治阶级和文人联手，以司马迁的五帝为基础，开始对五帝的事迹进行丰富、升华和再创造。这些人物经过历代加工，“愈放愈大”（顾颉刚语），有的甚至到了彻底神化的地步，例如黄帝和尧帝。
据说，居住在黄河流域的黄帝，先是与羌人首领炎帝联合，打败了东方的蚩尤。之后黄帝又与炎帝开战争夺皇位，打败了炎帝，做了“天子”。从那以后，黄帝就开始给人们发明衣裳、舟车、房子。还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定干支，仓颉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从那以后，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统一。后世之人把许多基本文明成果都归功于黄帝的同时，更把黄帝尊称为华夏的始祖，甚至奉为“人文初祖”。
仅仅这样神化黄帝一人还不够。因为在统治思想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治”。历朝统治阶级及其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很需要再树立一个以“仁政”和“德治”为范本的治国典型——他们选择了尧帝。
为此，历朝历代开始加大对尧帝的推崇和渲染，直至无限拔高。例如，我们看战国时期儒家对尧帝的早期描述还是单薄的，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是越往后他的事迹越丰满，越完善。再到后来，他好像根本不是连文字都还没有的蒙昧时期的一个领袖，而是一个大能大德无所不能从天而降的神灵。
比如后世之人对尧的评价已经“累加”到了这种程度：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从谏如流、办事公正、体恤人民；严于律己、勤俭朴素；不搞家天下、任人唯贤、注重实绩、创禅让制；抗天灾、战洪水、治江河、发展农业；观日月、查星辰、定历法；设五岳、建九州、完善国家疆域；倡礼仪、修道德、定人伦、改婚俗；制音乐、编舞蹈、造奕棋；倡耕种、教养殖、传技艺；织丝帛、做葛衣、建仓储……等等。而且，他们描述在尧帝统治的时代，政治清明，祥和幸福，进步荣昌，文明道德，路不拾遗，天下咸服，是无比美好的人间天堂。
如此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没有任何缺点的完人，不是神仙又是什么？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全面的肉身之人，别说蒙昧时代，就是之后的任何文明昌盛的时代也是没有的。这完全是儒家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范式和做人准则借以展现的虚构模式而已。
五、今天我们应怎样看“五帝”
“五帝”之说同战国时期推出的百余个史前领袖一样，大都是诸子百家各自的臆测和创造，都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相佐证，当时连是否参考了传说都难说。
但儒家的“五帝说”毕竟流传下来了，而且已经沿用了2400年，大家已约定俗成，其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从形象化和符号化的角度说，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在无法确切知道和证明到底史前领袖都有谁、都是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不能没有统一的、名义上的史前领袖。所以儒家的“五帝说”，至今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长期以来，华夏民族一直以黄帝和曾被黄帝打败的另一个领袖炎帝，作为我们的“共祖”，我们自认都是他们的后代——“炎黄子孙”。这意义就非同一般。这对于华夏民族的团结、凝聚和成长壮大的作用，做怎样高的估价都不为过。
只是，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切的考古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对这些史前领袖形象化、符号化，却还不宜完全的历史化。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把他们完全历史化的任何证据和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走出疑古时代”，但我们现阶段也只能进行“释古”，就是“解释他的可能、价值和意义”。这与历史化是两回事。
既然如此，我们谈论“五帝”时，再在儒家留下的那些书籍中刨来刨去，进行所谓的“五帝确有其人其事”的“考证”，就没有意义了。从历史化的角度说，把儒家留下的资料当成证据，来“考证”、“证明”儒家自己的观点，你引用的书籍再多，也是没有价值的无用功，也只是一种代替儒家的自说自话而已。
当前，要做对史前领袖历史化的认定工作，必须也只有呼唤、等待和寄希望于对史前阶段新的考古手段和考古成果的出现。（李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