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黄安英雄系列（四）英雄劫（1）
（本文先后发表于《金银滩》与《西凉文学》）
英雄劫（1）
——一个革命者的婚姻笔记
电 报
电报是深夜由乡邮递员送来的。邮递员敲门声很促。叔父在夜里向来是柴门紧闭的，听到敲门声还以为是打劫。他颤抖着声音问：谁？
邮递员说：他大爷，是我哩。
叔爷又问：你哪个？
邮递员说：送信的。
叔父的心抖了一下。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外打工，不会出什么事吧？于是紧张地从床上直起身了。
接着叔父在黑暗中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摸着黑点亮了灯。邮递员听到门吱呀地一响，开了。
大爷，你的电报。加急。
邮递员的声音喘急。叔父的心又紧了起来。
么事……电报？
吴敬波老首长平反了。这是北京来的电报，邀请你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
你说哪个？送错了吧。
听到不是自己儿子的名字，叔父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没错啊，吴首长，就是你的三伯嘛，你真是……
邮递员有些责怪叔父的意思。叔父这才明白他说的是三伯，于是声音又颤抖起来：三伯……平反了？
是啊，你赶紧准备一下。县委也接到了通知，办公室的人让你一块去参加。
叔父有些懒洋洋地接过电报，也没有说去还是不去，只是对邮递员说：进来喝蛊茶吧。
邮递员说：大爷，不用了。你在这里签个字吧。
叔父说：我不识字，你代签一下。
邮递员说：那麻烦你按个手印。说着他拿了一盒印泥出来。
叔父说：都乡里乡亲的，还不信你啊。
邮递员说：大爷，我这是公事公办。
叔父于是用手在印泥盒里按了一下，在邮递员递上的单子上按了个印。
邮递员说：那我走了，大爷，这事你可得重视啊。听说县长、县委书记也都参加。
叔父说：看吧，有时间就去。
邮递员说：大爷，你一定得去，到时电视上还要播的。
叔父说：电视不电视谁认识我啊？你进来喝不喝？
邮递员说：不喝了。我还得回去，你早些休息。
叔父说：那就谢了。
看到邮递员转身上了自行车，叔父在黑暗中喊：你哪，那个谁，慢点骑！
转过身，叔父把了门，坐在床上。黑了灯，想睡。可一夜，却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那个消失了多年的吴敬波“首长”，扰了他的好梦。天亮时虽说闭了眼，可不踏实。黄安山区的夜风吹来，好像把吴敬波的魂也吹来了似的，往事竟然一桩桩的全在心里活络了。
叔父说：三伯，你还回来做么事，在北京当你的官好了。
三伯不说话，全身看上去水淋淋的，像在哭。
叔父又说：三伯，你还敢回黄安来？还有脸回本吴庄来？
三伯仍不说话。他开始蹲下去抽烟。三伯蹲下去的动作像黄安的庄稼汉，于是叔父的嘴有些软了。
叔父不甘心地说：三伯，你回来做么事，你也莫到婶娘的坟头上去了，她不会理你的。
三伯还是不说话。但叔父看到，三伯的眼里真的涌出泪水来了。叔父便不好意思地坐起来，觉得屁股被什么东西梗了一下。
叔父醒了，才知是南柯一梦。其时，窗外已经大明，阳光穿墙透瓦，挤在叔父床前的桌上。叔父的牛，在隔壁的屋子里不满地抛着蹄子，长长地叫。
叔父一屁股坐起来，点了一支自制的土烟，两个眼睛迷着。很快，小小的土屋里，燃起的香烟在阳光中跳着并不规则的舞蹈。
叔父仿佛看到三伯从村庄的那头，穿着老人头的粗布鞋，像个庄稼佬一样慢吞吞地走过来。
革 命
革命英雄吴敬波到底是那一天去参加革命的，本吴庄的还没有一个人能说上来。叔父那时还小，记得并不清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自己人开始整自己人时，三伯也是挨整中的一个。奶奶才忍不住对造反派说，你们批他，够么事资格！他是真正的老革命，1923年的冬天就出去了。你们那时还在哪里？伢啊，你们知道个么事啊，1923年的冬天，黄安的天冷得树都快裂了，我儿子是没有吃一顿饱饭光着脚就走了啊。
我们不知道吴敬波光着脚在冬天里走出黄安时，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在那里长大，知道黄安的冬天冷时，屋里与屋外一样，别说在外光着脚，就是在被子里，稍冷一点也会冻得直打哆嗦，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可革命者吴敬波就是这样走的。
我们年轻，没有赶上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年代，不知吴敬波参加革命抱有了怎样的想法。在我们眼中，黄安人的造反无非是想过上好日子。至于革命理想，好像是件特别遥远的事。
据说，在革命之前，吴敬波曾在一个冬天极长的时间里，像狼一般地走在本吴庄周围，走在大别山的旮旮旯旯里，想要找点吃的，但是他失望了。黄安四野的大雪把一切掩得严严实实，根本找不到可以充饥的杂草。除了地主家里还飘着香味，黄安的哪村哪屋不是冷火罄音的。
吴敬波转了一整天，失望的眼神像冬天一样干巴巴的。
人在饥饿的驱使下最容易脆弱。那个冬天吴敬波终于还是受不住，来到本村最大的地主吴聪家门口，想向这位老东家求点过年的东西。
可吴聪说：你家去年租的田地还缺我的粮呢，我没催要便是行善，你还好意思来借粮。
吴敬波说：明年再还，你总不能看到我们在冬天饿死吧。
吴聪说：那是你的事，如果大家都来借粮，你说我借得起吗？都借出去，饿死的不就是我吗？
吴聪说完便推吴敬波走。
吴敬波想，多少人来借粮你也借得起。但话还未说，大地主吴聪就在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还没有回头，便听到了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响。
吴敬波的心震了一下。好像有那一声响是从他的胸里发出来的，震在了他的心上。
出得门来，吴敬波看着茫茫的天空与大雪，觉得自己这个男人不像个黄安的男人了。男人的脸面与尊严，在这个大雪漫舞的冬日里化作了仇恨。
仇恨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可能就是在这一刻，吴敬波决定做一个革命者。要知道，在大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吃的，除了等死还会怎么样呢？就是逃荒，也走不出绵绵的大别山啊。再说即使走出去，大别山下的穷人都一样穷，富人都一样凶恶，走出也是枉然。
他的确是太难了。他们家，已饿了整整三天啊。
于是，黄安城里的那些没有东西吃的庄稼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不是到山上的红枪会里做了土匪，就是到老林中的革命队伍当了兵，组织起来闹革命；再不，就是到地主与豪绅家里作了帮凶。
吃者，国之大也。虽说那时大多数的庄稼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但为了吃，也得在饿死前反抗一把。
要死朝天，不死万年——这就是黄安人的性格。所以，往革命那条路上走的人会越来越多。
吴敬波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可能还存留着做一个良民的想法与希望，但这个想法没有坚持多久，就被大地主吴聪的胖手那么一推之后便崩溃了。
日他娘，还是上山吧。管他呢，山上的队伍经常摸黑下来，钻到地主与豪绅的家里，还能吃些东西。
饿得两眼发昏、肚皮贴着肚皮的吴敬波终于下定了决心：革命去！
于是后来，我们从乡亲们的嘴里读到英雄吴敬波在革命之初的行动与壮举就是：在本吴庄最大的地主吴聪家里放了一把火，然后光着脚丫子寻找革命队伍去了。
当吴聪家被大火差个精光时，吴敬波也便成了一个革命者。
后来，革命胜利后据人们说，黄安人对革命之所以死心塌地，就是他们没有退路。即使那些有些退路的人，最后也会被逼得没有退路。
吴敬波在一次访谈时这样朴实地讲道：反正都是个死，如果革命，还可能有希望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革命呢？
于是革命者吴敬波，就那样抛弃了老母亲与过门还不到一年的媳妇，跑到深山老林寻找队伍去了。
从1919年到1927年，这样的事在黄安城经常发生。时局的动荡让人生活得麻木，国民党的别动队与团防接到报案也见怪不怪。谁知道谁明天的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是把命保住要紧吧。
事实上，这些本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不革命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只有革命，才能有粮吃，有衣穿；革命的队伍人人平等，个个自由。
多少年后，我曾在北京采访过一位最后享受了革命成果的革命者，他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久久难忘。
他说：革命是啥？革命就是穷人要打倒富人。
我觉得所有解释革命的词，都不及这句话来得浅显而又深刻，来得如此通俗易懂。
而那时的黄安城头上，乡下的土墙边，刷着就是“革命有土地，革命有衣穿，革命有饭吃，革命会平等”之类的标语。就是这些标语，从此有４８万的黄安儿女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并且有１４万之众的英灵踏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长眠地下与他乡不醒。
真是一些手艺高超的庄稼汉啊，如果他们继续老实巴交地种庄稼，黄安城也就不会在二十世纪以降以将军之多而闻名于世，黄安也就永远会是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地黄安，而不是今日赫赫知名的红安了。
三叔想起这个，就长叹短吁，倍感唏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