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诠摄汇，原题《孙京涛：摄影者如何做成一个摄影工程？》20世纪初，中国摄影界评价标准的一个质的变化是，不再以一张照片是否获奖判定一个摄影师的成败，而是看一个摄影师的某个系列的照片是否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力和专业素质。一、摄影不再是靠“撞大运”就可以搞的“艺术”，而是一种有厚度、有扩展性、有科学规律可循的综合体。二、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师不再是些摄影技术人员，而更重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思想者。在那种背景下，那些想成名成家的摄影者，包括很多发烧友，改变过去那种把摄影作为低层次的技术练习、浅尝辄止、大呼隆的摄影方式，转而把摄影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集中力量专注于一个主题进行深度挖掘，就非常必要了。曾经有两个人的实践和影像作品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个有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是山东淄博的赵健民，他是个房地产商，百分之百的摄影发烧友，他用8个多月的时间拍摄的《淄博民居》不仅是对淄博民居的图像记录，而且还用相当的文字介绍了淄博民居的特点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不小的文献价值。第二个人是广东《清远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潘伟，由于工作关系接触摄影，进而爱好，进而为他们的报纸开设了图文并茂的“民间一瞥”摄影专栏，一做就是四年！这些从民生、民俗的角度采撷的民间风景具有一种温和而扎实的力量，我被摄影者的毅力、图像的沉着、文字的细腻所深深感动。他们显然都是成功者。而成功的金钥匙又究竟在哪儿呢？这是很多摄影者感到迷茫的。对一个摄影师而言，摄影的问题，无非集中在三个层面上：拍什么？怎么拍？拍成什么？“世界上以及我们自己的天地里布满了摄影的题材。它们到处存在，我们不能否定它们。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对待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事情，忠实地对待我们自己所感觉到的一切。”这句话是已故摄影巨匠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说的。他概括了摄影题材的丰富性。但是，如何在纷纭复杂的现实中找到适合摄影师自己拍摄的题材，布列松老爷子没有指出一条明路。在我看来，寻找如许的题材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就近取材
这是很多名家（比方说刘树勇、郭力昕）的忠告。个中道理，套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熟悉世界是从拒绝它的表象最先开始的”。但拒绝事物的表象肯定是从熟悉这个表象最先开始的。你对一个事物、一个现象越熟悉，你就越有可能深刻熟悉它。舍近求远，兵家大忌，于摄影同理，不多言。
二、差异化思维挑选题材
每一个人的经历、知识积累、思维方式、驾驭图像的能力等都存在着差异，因人而异选择题材，是成功的捷径。比方说淄博的赵健民，他本人是建筑设计师，他对建筑有系统的知识储蓄，用相机记录民居，就有很多优势。
再比方说天津摄影师于全兴，当他选择《幸福工程》作为拍摄题材时，他选用的图像形式，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环境肖像。之所以如此，在于于全兴受过系统的美术练习，造型感很好，瞬间感倒是一般，所以他舍弃了抓拍利器135mm相机，而改用6×6画幅的哈苏来拍摄。三、剖析三种价值
一个摄影工程有否成功的潜质，大致决定于它是否具有以下价值。
摄影史学家博蒙特·纽豪尔说过：纪实摄影“是以社会学目的为目的的手段”。所以，真正优秀的摄影工程，一定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刘易斯·海因的童工系列，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决定着你的照片是否能超越时空进入历史，超越个体打动大众。比方说焦波的《俺爹俺娘》，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感动的是一个社会。一组照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要看它对事物的反映是否具有完好性、系统性和充分性。对于那些文献性的摄影工程而言，这种价值尤其重要。比方说李玉祥的《老房子》，还有上文提到的赵健民的《淄博民居》。上述三种价值当然是可以叠加的，一组摄影系列的价值越丰富，越有层次，就越可能成功。赵健民和潘伟两位摄影师的经验给予我们的直接启示，就是对一个主题不遗余力地采集图像。所以找准切入点、提炼主题是第一步。通常，够得上用一个摄影系列反映的社会事件，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且要把事件最本质的东西形象化，切入点一定要小。美国有一位摄影教育家就说：当你把一个城市作为拍摄对象时，你可能就失败了；当你把一个街区作为拍摄对象时，你成功的机会增加了；当你把一户人家作为拍摄对象，成功的机会很大，而把其中的一个人作为拍摄对象时，你肯定成功。一些专家甚至告诫各人，切入点的选择应该坚持“四化”原则：故事化、具体化、人物化、戏剧化（这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文字）。也就是说，照片是对故事或人物的反映，而这个故事的情节或细节、人的行为和神态，必须具体并有引人入胜的素质。尤金·史密斯的《水俣》，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二，选择展开的路径。赵健民与潘伟的工作方式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对主题进行的纵向挖掘，以深度取胜；后者则是在横向上不断开辟，积少成多，以规模取胜。第三，再现，还是表现。通常，当事物本身足以说明问题的时候，摄影师只要像镜子一样忠实地把对象记录下来，就足够了。如许的照片，往往给人“事实胜于雄辩”的印象。这样的图像视角通常是平行的、正面的，镜头选择通常是稳定的、平实的。比方说美国FSA的摄影师沃克·埃文斯拍摄的那些佃农的照片，就是如此。表现性强的照片往往带有更强的主观性，摄影师的评价与倾向性比较明显。比方说FSA的另一位巨擘多萝茜娅·兰格，因为她赞成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赞赏美国西部牛仔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所以她的照片大多用稍稍仰起的角度拍摄，带有积极向上的意思。这说的是一个产品的最终形态问题。它实际上决定于上述两项内容，但又不完全如此。它依据的根本标准，就只有一个：“有效传播”。图片故事（串联）：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图片，辅以相应的文字组成。照片和照片之间有明确的上下文关系，次序一般不能颠倒。组照（并联）：所有的照片之上有一个主题，但照片和照片之间没有严格的上下文关系。但是，这两种形态有时候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比方说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实际上就是由多个图片故事组成的。一组图片故事之内，照片是“串联的”。当把一个故事作为一个单元时，它们之间又是“并联的”，共同阐述一个大的主题。卡蒂埃－布列松曾说“在摄影中最微小的东西也能成为伟大的题材。人间渺小的琐事也能变成乐曲中的主调。”——关键看你有没有发掘题材的能力。美学家马拉美说世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书籍，伟大的摄影工程大多是以书籍为载体行世。但别忘了，书籍历来都是聪明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