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李生,遗憾一生
只道是文人之交淡如水,却原来文人之情深似海。常言道文人相轻,却也有文人互敬。
在中国古诗黄金时代的唐朝,相继出现了诗人间真诚友谊的典范。在“金龟换酒”的一曲赞歌后,世称“李杜”的两位超级诗人李白和杜甫,在把中国诗歌的艺术成就推到历史巅峰的同时,也以他们的深情厚谊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继“李杜”之后的“刘柳”、“元白”、“刘白”,以他们的超逸才情和勤奋创作,也包括他们的许多唱和,共同在浩荡东流的唐诗之河中,掀起了一个新的波峰,也成为同代诗人、同朝显宦之间,创造了真挚友情的例证。
不见李生,遗憾一生
在唐代这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出现了李白和杜甫这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实在是千载一遇的盛事。他们各以自己的如椽大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方面泼墨般地挥写了神州的山川湖海,另一方面又工笔似地描摹了时代的人文历史,共同把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推到了崭新的高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除了将自己独创的诗风和巨大的艺术成就贡献给后世外,更以真诚的友情和崇高的道德风范影响了一代代文人。
李白是在杜甫结束了10年漫游生活并寄居于洛阳时与之结识的,两位诗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并立即商定结伴出游。他们从洛阳出发,登山涉水,迤逦东行,在开封遇到恰好独自漫游的诗人高适,于是三人一起开始了充满浪漫情调的梁宋之游。经数月游览后,杜甫因祖母病故辞回巩、洛,高适因事入楚,在文坛留下佳话的“三贤游梁宋”就此结束。但其后杜甫又与李白在梁宋重新会面,并启程继续到齐鲁漫游,在那里他们拜访了性格正直豪爽的北海太守李邕。时值深秋,杜甫准备西去长安,李白则决定再游江东,两人在鲁郡东石门举杯话别,分道扬镳。临行时,李白写下了一首充满了豪迈而真挚感情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与好友依依惜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送别杜甫之后,李白回到鲁中寄寓之地、山东汶水畔的沙丘城。他在孤身只影之中,对刚送走的友人倍感思念,追忆相聚那段时间中的欢乐往事,不禁从笔端流出了又一首寄托别情之诗《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初识比自己大11岁并已名动长安的“谪仙人”李白,而且有幸与之先后共处约半年的时间,不仅使杜甫从老大哥那里学之甚多,受益匪浅,而且两位在诗坛上头角峥嵘的新星,也由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正如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一诗中记叙他们的亲密关系时所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此后,杜甫再无机会与李白重逢,而对李白的思情却时刻萦绕在他的脑际,甚至多次积思成梦。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是杜甫初到长安所写的《饮中八仙歌》中的四句,诗中对李白形象和性格作了浪漫主义的刻划和夸张。高山流水识知音,最理解和懂得李白的莫过于杜甫。杜甫的寥寥四行诗句,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不畏权贵、傲视王侯的高大艺术大师,而这正是人民心目中的“诗仙”形象。杜甫对李白奇伟瑰丽、磅礴豪放的诗篇,始终充满了钦仰之情,每每赞誉不已。在居住长安期间,他写下五律《春日忆李白》,表达了希望与挚友早日重聚、把酒论诗的强烈愿望: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当得悉曾与李白等以“竹溪六逸”著称的孔巢父托病弃官并将归游江东时,杜甫想到李白也正在那里,不由得深深地怀念起他的挚友。在《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一诗中,他请孔巢父转致他对李白的问候:“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闻讯今何如?”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今甘肃天水),听说李白获罪被流放夜郎,生死不明,顿生拳拳忧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在接连数夜频频梦见李白后,杜甫写下了两首满含对友人日思夜想、肝胆相照之情的记梦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 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梦李白二首》之二)
李白途中遇赦,但客居天末(边塞)秦州的杜甫并不知道这一变化,仍急切地盼待着挚友的音讯。时值秋风萧瑟,景物凄凉,愈益加深了他对李白的怀念、牵挂和同情。流放夜郎的李白必经湖湘之地,杜甫以为挚友正在那里,不由得联想起当年被谗放逐于此并投江殉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前后两位诗坛巨子均遭厄运,使他深深感到天公的不平,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是小人得势而良才遭殃呢?由思念之情而生悲愤之感,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呼出了埋在心田深处的愤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直到客居成都之后,杜甫才辗转获悉李白中途被赦的消息。屈指算来,与李白在齐鲁分手已整整15个年头了,此时此地,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与李白得以一见。深情的怀念,真挚的同情,热切的呼唤,衷心的希望,一齐涌上了杜甫的心头。蕴储于内心的情感如同一股飞奔的急流,从他的笔下滚滚流入了一首以《不见》为题的诗作: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不见》一诗也许是杜甫为怀念李白而作的最后一首诗了。在杜甫成诗后的次年,仍怀着请缨杀敌雄心的李白,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卒于当涂(安徽)其族叔李冰处。杜甫大概没有获悉这一噩耗,还在殷殷地盼望着远方友人的应和。两位情同手足的时代伟人暌隔千里,飘零一生,黑暗吞噬了他们的宏大志向,穷困使他们两个人之间无法联系、往来和相互照应。
党同伐异,文人相轻,这是一种古已有之而且在知识界传染很广的顽症,甚至成为难以治愈的民族劣根性之一。然而当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登上文坛、走进中国历史舞台时,这种顽症似乎顿时失去了它蛊惑人心的魔力。李白和杜甫的崇高友谊,不仅在中国文坛留下千古佳话,而且更成了后代文人立身交友的光辉典范。
后人在为杜甫一生的不幸遭际感到愤愤不平的同时,也为他最终未能实现与其一生中最尊敬的挚友李白再聚一次的愿望而感到深深遗憾。元代诗人宋无在其《杜工部祠》一诗结尾中的一句话——“只应忆李白,到海去相寻”,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祝愿,而是后人的共同心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