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余澜（三） ——守规矩的汪国真和不听话的葛优
对于裁缝来说，最伤心的事莫过于千针万线地辛苦制成的新衣，只是放在展柜自我欣赏，却是无人驻足询问喝彩。
卖书是发行部门的职责，而发行部门却是很多出版社发展壮大的瓶颈，“国际文化”也是如此。为加强发行部的实力和能力，我们尝试力将本版新书自行推向社会。最先自销的两本书，一本是意大利作家、常驻中国的意大利记者伊拉里奥·菲奥雷的《中国相思录》，另一本则是电视系列片《共和国之恋》解说词。两本书先后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作者签名首发式，取得了很好效果。尝到甜头自然还要赌上一把，于是我们又在“国际文化”院内举行了两本小书的签名首发式，没想到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在皇城根儿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国际文化”风，而其中一本书几乎把公司推进闯祸的漩涡。
1990年底，一编部主任徐静向我推荐一本书稿，书名是《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她在介绍这本书时说：“谢总，你可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多关心书市行情，特别是年轻人现在爱读什么书，爱读谁的作品。有位年轻诗人汪国真的诗作，正在或已经成为年轻人争相阅读、狂热传抄的珍品，洛阳纸贵，几家出版社看到这股热浪，加足马力以最快速度出版了《汪国真诗集》。现在我们已经来不及争抢原作了，但我手头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从别样的角度鉴赏和评述汪国真诗作精品，内容精彩，文字也很优美。我想这本小书也会与《汪国真诗集》一样受到热捧，因此建议尽快列选出版。”
尽管汪国真对我这个席不暇暖的忙人来说，的确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当我翻阅书稿后，与徐静所见略同，就采纳了她的建议，将这本篇幅不大的书稿列入优先出版的选题。第二天，徐静带着汪国真来到我办公室与我见面，我向这位似乎面带羞怯的年轻诗人，提出出书后亲自来公司签名售书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1991年1月《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出版后，发行部决定于第一个星期日（当时还是单休日）在公司院内签名售书，并提前在《北京晚报》 上发布了消息。售书活动定于上午9点开始，守规矩的汪国真早早来到现场。
当我在8点半骑车从安定门外家里赶到公司时，惊奇地看到安定门桥上，许多人冒着凛冽的寒风整齐地排着一行长队，似乎在等待购买什么紧俏物品。我好奇地顺着队伍向南骑去，骑到公司门口时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来购书的读者，长队的起点就在大门口，听说第一位读者早在清晨5点多就冒着寒风骑车来了。9点整，大门打开了，在发行部人员的引导下，人们一个个井然有序地走到售书桌前，交钱，接书，请汪国真签字，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一书发行活动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发行部的人员。当时有一部《编辑部的故事》电视剧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而近水楼台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经我们发行部与该社联系洽商，拿到了这本书的首发权。为此他们决定再组织一次星期日在公司院内签名售书活动，剧作者冯小刚、演员葛优和侯跃华都答应前来签名。一切准备就绪后，发行部主任郑治平向我报告了活动程序安排，由于请到名演员前来捧场，他对自己的本事深感得意，我自然同意并期待周日在大院门口再现购书长队。
1992年2月23日早上，我照例在8点30分骑车从北向南，但经过安定门桥时却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看到购书长队，以为这次活动响应者不多。正当我心怀狐疑地骑过安定门桥时，猛然看到桥南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人流堵塞了繁忙的安定门内大街，驶往王府井大街、北京站和崇文门外的无轨104路、108路也都被迫中断行进，一辆接一辆地静趴在安定门外大街上。一条贯通北京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遭到严重堵塞，一种不祥之兆在我脑海油然而生。
果不其然，当我走进公司看到拥堵在大门内外的人群时，真正感到大事不妙了，就奋力挤进人海，声嘶力竭地高呼院内的人来接应我。两位员工把我从人海中救上了“岸”，我在办公室听了郑治平的简短汇报，才知道这次突发事件起因于葛优不听话，没按必需在院内下车的约定行事，而是当车子在大门口停下等待里面开门时，迫不及待地从车内“蹦”了出来。当他的光头一“闪”而出，在原来整齐排队等待购书的人群中，一些追星族犹如脱缰的野马向他飞奔而去，致使长龙般的队伍哗然大乱，人们也随之争先恐后地涌向“国际文化”大门。刹那间，仿佛黄河突然决堤，河水淹没了安定门内大街，使大街的交通完全瘫痪。
我们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发行部在举办这一活动前，没有向东城区政府申报备案，因此大街上除红绿灯下站着一个指挥交通的交警外，有关部门并无配备多余的警力。透过办公室窗户，看到大院内涌动的人潮，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束手无策。或许是急中生智吧，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被聘为“国际文化”副董事长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他在任北京副市长时曾主管政法部门，而且我有他家里的电话，周日早上应该能找到他。封明为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大批警力在东城区公安局长带领下火速赶到现场，强有力地扭转了混乱局面，购书的人们重新排起整齐的长队。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将葛优、侯耀华已经签好名准备留下分发给公司员工的图书，全数赠送给牺牲休息时间前来救援我们的军警。临行前，公安局长严肃地对我说：“谢总，明天一早你到东城区政府来听候处分！”局长此前曾因处理安定门派出所副所长来公司无理取闹一事，带副所长特来向我赔礼道歉，这次是我们第二次打交道，但这次我却“栽”在他的手上了。
签名售书活动总算圆满落幕，按约定我在一家饭店宴请两位来宾（冯小刚因故未来），在宴请中看到他们特别葛优谈笑风生的得意神情，我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第二天，我带着办公室主任早早来到东城区政府办公楼大厅，忐忑不安地静候召见发落。大概姑念我们常年帮助支持区政府的工作，将功补过，区长在对我进行了严肃的训诫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要我交一份书面检查，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就下了准予放行的命令。宽严相济的教育，虎头蛇尾的处理，令我感受很深。
1993年，我策划了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大型选题，是一套名为《中华五千年》的大型文史连环画库。这一书系意在把历代脍炙人口的中国历史、文学名著融为一体，采用连环画的手法，编撰为7卷28册的书系，每卷书名为：1.帝后将相（上），2.帝后将相（下），3.贤士哲人，4.文人墨客，5.英雄豪杰，6.神灵佛怪，7.才子佳人，其中前四卷取材于史册，后三卷则源于文学名著。
当编辑部将这一大型书系做成征订广告，送到首都发行所摸底征订时，发行所负责人前来与公司发行部主任商量，希望以每册一万的发行量向我们购买选题，改由他们自行出版发行。考虑到“朝”中无能人，我主张转让给他们，可以白白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但主任郑治平坚持自己出版，欲为“国际文化”创造一套“长销不衰”的图书。结果不出我所料，主任眼高手低，编辑部连作者也没找全，且没找对人（其时我真想自己动手写，但哪有时间啊）。最后公司的上海经理部要走了这套选题，而他们也是咬干蛤蜊，啃死牛筋，一样嚼不动。好歹出了一套（4册）《神灵佛怪》，当书送到我的案桌时，一看编写的文字就令我很不满意，一套书系因决策失误而终告失败。
以书创牌，以外促内，使“国际文化”引起出版界同行的注目，并促进了“国际文化”的横向联合。“国际文化”应邀加入了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九家传统老社发起的“首都社科十联”组织，并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加上“国际文化”上海经理部与由七家出版社和一家出版外贸公司组成的山东出版总社驻沪办事处建立了联营关系，从而使京—鲁—沪连成一体，开拓了东线业务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