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国寡民”艰难起步 ——我所亲历的绍兴改革开放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但久住京城，归家已属不易，只有在与老乡见面相聚时，再听浓重乡音，重温淳厚乡情，多少还能抚慰那颗乡愁之心。

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来京时，心里既充满喜悦却又感到胆怯，毕竟离家太远，日后只能独在异乡为异客了。到了京城以后，紧接着两年在外地搞“四清”，随之而来的是十年动乱，连一起分配来京的大学同学也都随同单位搬迁到“三线”，更谈不上能与老乡邂逅相遇了。我是因为躲在国防科工委这台“红色保险箱”内，所以有了风吹不走、雨打不动的幸运。

乡音和乡情如春风般地吹进京城，已是文革以后的事了。在大江南北掀起建设四化和改革开放热潮后，激活了死气沉沉的江南一隅，唤醒了呼呼大睡的古城绍兴。绍兴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慷慨地将一代代精英输送到“两京（南京、北京）一海（上海）”，为这三座中华大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更曾经以家乡大儒阳明学的哲学思想，为邻邦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的体制改革和国家振兴挖土奠基。

然而这座无私为异国他乡默默奉献的古城，自身却是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小国寡民”（此处乃借《老子》之语，比喻一座小城、十余万居民的家乡，别无他意），亟需寻求项目，寻访人才，寻觅信息，寻找“关系”。从此以后，一批批来自家乡的创业者，络绎不绝地北上京城，我最早接待的是时任绍兴越城区工业财贸局长的大哥谢善骏，以及经常随他而来的一批“莫道君行早”的乡镇企业家宋裕祥、陈金荣、鲁文成等人，成为家乡给我送来的第一波乡风。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我有幸于1980年3月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公开招考录取的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科研，两年后我按期归国，顺便为儿女各买了一件国人未曾见过的羽绒服。谢善骏闻讯后立即来到我家，一眼瞅见了这两件又轻又软又暖和的“唐僧袈裟”，立即向我提出“借用”，我当然慷慨赠予。制衣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绍兴市经编厂，该厂在将羽绒服“大卸八块”拆看后，以最快的速度仿制做出了一批新款滑雪衫，并于1982年国庆节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销售三天。没料到销售第一天，闻讯前来抢购衣服的大批顾客蜂拥而入，把羽绒服购买专柜围得水泄不通，出现了大楼购物记录中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一千件衣服顿时一抢而光，连百货大楼的玻璃专柜也都被擠倒了。这是北京市民和中国服装业第一次听说和看到了“羽绒服”的概念和实物，时间在苏州波司登羽绒服登场之前。

1986年越城区产品展销会开幕之际，谢善骏通过我邀请在京学者、记者和企业家前往参加，对当地投资环境及政策进行考察并予以宣传。我带领六人考察组到绍兴，这也成了我最早一次以家乡建设为己任的返乡之行。一行六人中更有一位金发女郎的美国企业家叶美思，大家对有机会访问心仪已久的鲁迅故乡充满了喜悦之情。白天在仔细地参观展销会后，晚间都兴奋地或谈或写，力所能及地各尽所能。新华社记者薛建华在展销会期间，每夜都给新华社发去两篇快讯，需知这种展销形式尽管略显原始，但在当时还是令人耳目一新。而我更理当以笔报乡，虽然没有薛建华那种过人的效率，但也交出了我的一篇习作，并在此后发表于198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在那个信息十分闭塞的年代，乡镇企业对海外情况是雾里望海，他们急需获取国外新产品和市场信息，然而却苦无来源和途径，而这正是有外汇、有权限从国外订购大量书刊资料的我所在单位优势所在。当时担任工艺室主任的我，就与越城区工业财贸局签订了合作协议：我抽出本室一部分力量，在业余时间收集、翻译和提供他们需要的国外信息，而对方给予我们适当的劳务补贴。

也在这第一波乡风吹到京城的同时，一股更大的“越旋风”到达了——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正式在京挂牌成立。首任主任李春林肩负重任，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京城各地，广为收集旅京绍籍科技人员信息，并终于召集到以科技人员为主的百余位绍兴老乡。

正是借助于李春林建立起来的老乡联络网以及联络处这一平台，使我认识了曾经同饮一湖水如今又同在一座城的绍兴人，其中就有此后交往一生的北京市副市长、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的封明为。也正是通过李春林，我认识了绍兴早期的父母官、绍兴市副市长徐文成及英年早逝的副市长杜士祥。主管城建工作的徐文成，十分注重保护古城风貌，他提出绍兴新城建于古城东郊以及在城内解放路上不建高楼的主张，赢得我和在京绍籍老乡们的一致叫好。尽管徐文成在自己任期内实践了解放路的局部仿宋改造，但短暂的任期一过也就无能为力了，听说下台后还遭到后任对其不注重经济效益的指责.

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原来租房设于北京市二里沟，李春林一直希望为联络处购置两处新房。恰好北京市推出了号称“二十一世纪样板房”的方庄小区，令北京人眼球一亮，然而八千一平米的惊人价格也让市民望而生畏。闻讯后李春林前来找我帮忙，可否通过“后门”买上两套公寓作为联络处办公兼宿舍用房，于是我请封明为想想办法，当时他已被我聘任为我出版社的“副董事长”，关系非同一般。封明为把“任务”交给秘书小康，这位机灵的秘书很快与方庄开发商谈妥，以半价出售给绍兴联络处两套公寓。于是喜出望外的李春林很快与之成交，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享受几天“幸福”生活。

也正是在封明为的帮助下，我和其他绍兴老乡一起，支持以封少壮为首任总经理在西四南大街创办的第一家孔乙己酒店，酒店也成了我宴请许多国内外名流的基地。而早已开设于朝内大街的北京咸亨酒店却显得生意清淡，当朱总经理（已故）接任酒店时经常约我商谈“生意经”。他是个老实人却不善经营，没有听取我的意见，把咸亨酒店迁址到北四环路外，使经营变得更加萧条，作为局外人的我也爱莫能助。

在李春林的倡议下，时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的我与北京出版社副总编陶文成，一致赞同出版一本部分在京绍兴人名录，书名为《奉献在京华》，请封明为写了题为《奉献在京华是绍兴人的荣幸》的序言。此书共收集了二百多位绍兴人（包括绍兴县、上虞县、嵊县、新昌县、诸暨市、越城区）名录及简历，收集时间从新中国成立起至此书付印时止（包括在此期间逝世的），历时四十一年。书自然由我负责出版，并承诺不收“书号费”。原来李春林雄心勃勃，想继续分批出版续集，但不久后他却奉命打道回府了。

随着李春林调离回乡，接班的联络处负责人不仅把“续集”的许诺弃之如敝履，而且心中也基本上没有“奉献在京华”中大多数非在任行政官员的绍兴老乡了。也不怪联络处的驻京人员，因为联络处的职能与时俱进，不再是联络在京的乡民，而是忙于接待接连不断来京公干的父母官了，而且联系的对象也转向为有职有权的“京官”了。

对我来说，多少还算个家乡用得上的北京人，因此继续有人找上门来。1988年4月下旬，当绍兴县文化局长李月兔率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首次晋京演出时，听随团而来的我老同学卢祥耀介绍后，与我见了面并希望我邀请我所认识的国家领导人前来观看演出。为在京城宣传和弘扬越剧和越文化，我自然力所能及地奉命办事，也就因此与李月兔及其任所长的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后改为越文化研究会）结下了缘。李月兔是一位质朴诚恳、和蔼可亲的好干部，热爱乡土历史文化并一生为之竭尽全力，深受家乡学者和文化人的拥戴。他和我一见如故，不仅给我挂上了一个荣誉头衔，而且每次得悉我回乡的消息，总会摆上一桌盛宴，邀集研究所（会）主要成员和我共聚。知恩图报，我也尽自己能力所及为研究会免书号费出版了《越中揽胜》、《绍兴方言》以及一套《绍兴名士家世丛书》（因我已提前退休，此丛书书号是我向北京出版社总编辑陶文成所要，我与李永鑫担任主编）。

从此以后，我的“组织关系”由市里转到县里，随李月兔、卢祥耀之后走到我眼前的，是绍兴县宣传部长宣传中（真是天生的“宣传”部长）和副部长蔡刚，但后来蔡刚转入县城建局任局长，宣传中也不知什么时候调任到绍兴市文旅公司当总经理。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纪根立、县长是陈敏尔，更有一位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他就是以后与我保持了多年联系的陈长兴。蔡刚重托我为县里招商引资做些贡献，恰好与我在日本合办杂志的中川真一社长，向我引荐一位他的朋友，号称日本大阪二号房地产商、朝日房地产株式会社社长，我遂把绍兴县的房地产项目着重向他推介。经考察、研讨之后，日方决定先与绍兴县合资试办一家规模不大的宾馆，城建局将此任务交给了县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金如林。中日双方很快在城南建造了一家朝日大酒店，蔡刚说这是绍兴县第一家真正中外合资的企业，此前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外方其实都是“内挂外牌”的自家人。日方本打算在绍兴城内建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却被鼠目寸光的我阻止了，理由是：绍兴一块巴掌大的小城，新鲜瓜菜遍地都可买到，有谁光顾超市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使绍兴市错失一次良机。

事成之后，县政府按政策要给我一笔奖励金，我拒绝了。或许因为立此一“功”，与县里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直到陈长兴调任诸暨市长、市委书记后，还曾两次邀我去该市走一走，看一看。与我的接触更多、交情也更深的自然是蔡刚，他在创办《轻纺城报》以及制定柯岩风景区规划时，都认真地倾听了我的意见。我曾向他提议在景区中为出生在当地的油画家董希文建一座纪念馆，由于董家后人没有明确表态，就变成了现在坐落在景区鲁镇中的陈半丁纪念馆。

（修正：上图中绍兴县长应为徐国龙）由于绍兴县驻京联络处的成立，为在京乡民开启了一扇不像绍兴市驻京办事处那样高高在上的大门，而热忱直率的丁全兴出任联络处主任后，绍籍老乡们重又开始聚集起来了。大家把丁全兴亲切地称为“丁司令”，凡“司令”一声召唤，不管高官小民，只要有时间都是前去报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继李春林之后最受旅京绍籍人士欢迎的驻京“大使”。在他的主持下，老乡们欢聚一堂，出席者从数十人到百余人，屡屡出现乡音缭绕、乡情浓郁的盛大场面。

通过丁全兴搭起的这座乡友相聚交流之桥，我还结识了两位朋友：新华社台港部副主任胡创伟和劳动人事部就业司司长王亚栋，我们三人多次一起协助两位台湾名人周荃、郑又平发起的两岸交流活动，又与丁全兴一起策划、组织了台湾百名大学生参观团到绍兴县访问，其中绍兴县长冯建荣的热情接待和孟柏干副县长的详尽介绍，使台湾大学生们十分感动和激动。

2010年1月7日，从绍兴县刮来的一波更强烈的“乡”风，由孙云耀县长率团专程来京，隆重举行由绍兴县统战部（时任部长吴越）发起的北京天南地北绍兴人联谊会北京分会成立大会。在京乡民们闻讯后无不感欢欣鼓舞，而被“任命”为分会会长的我却深感突然。在百余老乡参加的大会上，我在孙云耀讲话后也做了简短表态，并提出在三位企业家副会长外，增补陶文钊、盛智龙、吴中海三位学者为副会长。殊不知联谊会却是无米之炊，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我与丁全兴还是自力更生地组织了多次老乡聚会。

在绍兴县（今柯桥区）的政府领导中，与我联系最多的是副县长孟柏干（现柯桥区政协主席），与县长冯建荣（现绍兴市副市长）也多有接触。在我任职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期间，我曾向他们提出过一些建设和发展绍兴县的项目，其中三个项目是我认为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但最后却都成为水中花月中镜。

2006年的一天，一位小有名气的导演刘毅然约我见面，他想拍一部以绍兴酒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希望我能担任编剧并在我家乡争取后援和支持。为名城绍兴拍一部电视片，是我酝酿日久但又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而绍兴酒这一题目，正是纵贯和反映绍兴古今文化、历史和人物的主线。双方谈妥并签订协议之后，我就开始动笔写剧。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与导演不断探讨和几经修改后，一部三十集《古城酒旗》剧本终于完成，并为央视审核认可。尽管张金如市长、孟柏干副县长以及会稽山酒业集团总经理傅祖康对此剧大力支持，但资金不足、囊中羞涩的现实，使影视公司不得不打退堂鼓，给我留下了一曲黄粱美梦的伤心记忆。

也是在2006年，由美国华夏政略研究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华民族之腾飞研讨会”，希望在中国轻纺城举办。经与冯建荣、孟柏干商量后，决定会议于2006年12月10～12日在柯桥鉴湖大酒店举行，由绍兴县政府提供三十万元人民币赞助。为答谢绍兴县的赞助和接待，这次会议筹备组除邀请百余位来自美、台、港、京等地的与会代表外，还特邀几位来自美、台、港的知名国际经济、管理专家作专题演讲，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为绍兴县经济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正当会议筹备工作紧扣着时间表在顺利进展之际，一位新书记突然空降绍兴县，新官上任三斧头的第一斧头就砍向这次会议，造成了严重和复杂的后果。最后经宣传中安排见面，在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的亲自批准下，会议改由绍兴市政府承办，在国际大酒店如期举行，王永昌还赠送我两本他的著作。但市委无法临时报批三十万费用，在我四方求助下，我的好友、台湾企业家张秋吉一天之内就向绍兴市台办划拨了所需款项。此次会议受到国台办十分重视并对会议取得的成果予以表扬。时任海峡会副会长张铭清及老副会长唐树备都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

绍兴县一个仅有三万人口的偏远小镇，在短短十二年间创造了七个企业上市的神话，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之路；也走出了一条冲破本土家族企业小本经营、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道路。为此我提议由黄河研究会与绍兴县政府联手，打造一个不同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杨汛桥模式”，这对于黄河流域的中西部乡镇具有十分现实的榜样作用和指导意义，并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上写下重重一笔。在得到县领导的支持后，我与黄河研究会秘书长季军以及丁全兴、谢国明、胡创伟等开始了前期工作。正当北京方面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这一新经济模式的问世已成功在望时，又是这位新书记把杨汛桥七家上市公司砍得支离破碎，“杨汛桥模式”在刹那间被一股强台风吹垮。

随着冯建荣和新书记相继离开了绍兴县，唯有孟柏干依然留在原地，从而使我们之间的联手合作得以继续进行。2015年，由孟柏干主席牵头、韩烨飞局长负责，柯桥区政府启动了改造、修复柯桥古镇工程。10月9～13日，我和董希文的女儿及其外甥女董一沙、凌漠一起，应邀前往绍兴商谈建造董希文纪念馆之事，并在已被拆迁的董希文华舍故居原址进行考察和指认。在镇干部和当地村民引导下，居然惊喜地发现在旧村废墟上还保留着一座孤零零的石桥，那正是董希文祖父当年捐资建造，为村民做的一件善举。

从“小国寡民”艰难起步，今天的绍兴已经是：一只雄鹰（经济大市）飞天，两张翅膀（柯桥区、上虞区）助推，三个故里（鲁迅、书圣、阳明）现身，四座古镇（安昌、东浦、柯桥、斗门）装点。

作为一个家乡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尽管胸怀拳拳游子心，殷殷爱乡情，却因位卑权小，人微言轻，难以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出大力，办大事。如今年近耄耋，游子难归，人尘俱老，余热尽散。回眸往事，感慨万端，仅以一首小诗聊以自嘲吧：

百无一用是书生，无权非贾万事难。

流光不改旧事梦，独爱家乡“金不换”。

注：“百无一用是书生”之句，出自清诗人黄景仁的七律《杂感》，其中颈联、尾联为：“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有人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常被人误解为悲声，其实与最后一句“春鸟秋虫自作声”联系起来，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希望。但我仍固执地对此句理解为现实中无力伸展志向的文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