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银元 ||孔祥田 / 四六文摘

作者:孔祥田

记得小时候，曾看过“一块银元”的传奇故事。说的是一位老乡在集上卖东西，收到了大兵给的假银元，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正巧有个军官模样的人经过，老乡跪地哭诉，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军官听后，装作拿过来看看，换了一块真的给他，顺手就把假银元装进了上衣口袋里。傍晚，部队开拔上了前线，两军交火之际，一颗流弹射向了军官的左胸。可神奇的是，军官竟毫发未伤。中弹的位置正是上衣口袋处，子弹还在，像是被一个什么硬东西卡住了。军官掏出来一看，原来是那块假银元，阻挡了飞来的子弹，救了自己一命。

当时看到这里，我心情特别激动，暗自发誓，将来定要做个像这位军官一样的好人。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开始有些忐忑了：还没搞清楚这军官究竟是红军还是白军，是国军还是共军，怎么就鲁莽草率地表示要向他学习呢？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再次忆及此事，我的内心显然平静多了。军虽有红白、国共之别；而人，更是有善恶、好坏之分的。心怀善念、体恤百姓的好人，上天都会保佑他的。

“一块银元”的故事，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没想到竟然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拿起笔来，写作有关“两块银元”的往事。

我有两块银元，一块是袁大头（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是对袁世凯头像系列硬币的口语俗称），另一块是孙小头（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正面刻有孙中山半身像，因其头像较小，故称）。

袁大头图片

袁大头，从到我妈妈手上算起，大概收藏六七十年了，比我的年龄还要大。那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与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在一起生活，日子还算过得去。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要求走集体化之路，纷纷成立了各类合作社，号召社员向社里捐钱捐物，支援集体经济的发展。大伯经常参加开会学习，思想觉悟自然不低。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准备将家里仅存的几十块大洋全部捐给社里。听妈妈说，这些银元，可都是大伯大妈和我爸爸妈妈他们，风里雨里，吃苦受累，从牙缝里一文一文抠出来的。每一块银元上面，都浸透了他们的汗水甚至血泪。自己挣命攒下的钱，怎么说捐就捐了呢？对此，爸爸想不通，妈妈想不通，大妈肯定也想不通。无奈，伯父是老大，爷爷不在了，他就是一家之主，老少十几口人都得服从他的。眼看这些白花花的大洋不久就要姓“公”了，全家人实在心疼呀！要送走这一块块银元，就如同一块块地割了他们的心头肉啊！那时我可能还没有出生，全家人的心到底有多痛，自是与我无干。大伯清理银元的时候，有一块脱离了集体，掉到一个小缝隙里去了，谁也没有注意，只有妈妈看到了。事后，她不声不响地取出那块银元，用一条旧手巾方子（手帕）包好，收藏了起来。这一收就收了二十多年。其间，经历过天灾人祸，也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与大伯家已经分开过了。我上有两个姐姐，全家五口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使有口吃的，也只是那种可照见人影的稀粥汤。就是在这么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妈妈也没舍得把自己悄悄收藏的那块银元，拿出来贴补家用。妈妈可能是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十几年，没给孩子们留下任何一点值钱的东西。这块银元，就当是祖上留给她儿子我的一份“薄产”吧。苦撑到一九六一年，我的父亲不幸病故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四人艰难度日。那些年遭遇的苦难，无论用什么悲戚的语言来形容，都不会为过。但是，不管日子怎么难熬，妈妈始终都没有把那块银元拿出来。我想，对妈妈来说，此时的这块银元，不仅仅是祖上留下来的“薄产”，还是爸爸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吧，更不能随随便便用出去了。爸爸去世五十三年之后，妈妈也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四岁。到今年五月份，妈妈已和我们分离七周年了。七年里，每当想起妈妈在世时的一些往事，总忍不住涕泗涌流，沾湿衣襟。敬爱的妈妈，您的儿女想您呀！

孙小头图片

那块袁大头，是祖上遗留下来的；而这块孙小头，则是我自己无意之中捡到的。在我头十岁的时候，常和小伙伴们到湖边的泥滩上、乱石间，捡些废铜烂铁换糖吃。捡到不值钱的破玩意儿，就找货郎担老头敲块麦芽糖，大伙分而食之；捡到铜板铜钱或稍大件的东西，就去街上收购站卖钱，然后到新华书店买小画书来看。那些年，我们捡到的铜板铜钱，恐怕能装满几菜篮子。收购站门市，和县城唯一的百货公司对门，处在最繁华的闹市区。我感觉，门市部收购废旧的那两个店员特别好玩。一个负责分辨物类，称出重量；一个则负责开票，支付钱款。那时，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个负责称秤的白发老店员的声音了：“杂铜——一斤四两！”“紫铜——六两五钱！”“生铁——五斤九两！”“麻绳——二斤半！”对面的另一位店员，记好物名、斤两之后，接下来就是一阵噼里啪啦拨算盘的声音。然后，付钱，走人。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湖边的泥滩上专注地搜寻。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不太大的圆铁片，我上前捡了起来，洗掉满身的烂泥，样子像是一个大铜板，却有点银光，跟以前捡到的铜板不大一样。回到家里，我把刚捡的这块“白铜板”递给妈妈看，她一下就认出了是一块大洋。再仔细看看，妈妈告诉我，这个不是袁大头，应该是孙小头，没有袁大头值钱。说完，她转身走到破木箱子跟前，掀开箱子盖向里面摸索。少时，摸出了一个旧布包，打开后是一块银亮闪闪的大洋，和我捡到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头像不一样，比我捡的大洋也新多了。妈妈说，这个就是袁大头，在她手里都收了十几年了。然后，妈妈就把这块袁大头的来历，给我细细讲述了一遍。

从此，妈妈的小旧布包里，就有了两块银元：一块袁大头，一块孙小头。这两块银元，放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即使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大破“四旧”、疯狂抄家、打砸抢分子横行无忌的日子里，这两块银元也一直安然无恙。原因何在？我想起了一句俗语，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娘儿四个平时生活得那么艰苦，哪个脑残吃饱了撑的，会“惦记”上我们这个可怜的贫寒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