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象学揭秘08
8、星命学的成熟（唐至清）
中国古代星象学经长期发展，到唐代发生了重要的质变，这表现为星象学内容的扩大。即在原先单纯的占星术之外，又产生了与算命相结合的星命学。于是，中国古代星象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便全部形成，使星象学的发展达到了顶点。
占星术发展到唐代，已经十分繁杂详备，可以说已经到了尽头。盛极则衰，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占星术也不例外。
占星术在唐代，经过《开元占经》的总结和汇集大成，便基本上走完了自己的生命路程，其后便停止了发展，并逐渐不再受到人们和社会的欢迎，其地位逐渐让给了更适合个人和个体家庭需要的星命学。这表明了中国思想文化在唐代发生的重大质变：宗教神学的天命观的中心已从国家朝廷移向了个人和个体家庭。
占星术一直是为朝廷、帝王服务的工具，它的任务是预测国家、朝廷、帝王及社会、地区的灾变吉凶，而并不关心个人的命运。到了唐代，占星术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已不再流行，占星术为朝廷帝王所提供的服务，已不再如汉代那样受重视，人们不再迷信占星术了。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人类事务，人们逐渐将眼光转向了人类自身，而不是祈求于苍天。
加之占星术的日益繁琐杂碎，也逐渐令人难以接受和使用，其使用价值也大大降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使得占星术走向了衰落和冷落。
反映唐代占星术状况的著作，主要是新旧《唐书》的天文志和《开元占经》。《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其中一百一十卷是讲占星术，是迄唐为止的一千多年占星术的集大成之书。《开元占经》自成书之后，就被视为机密，极少传世。宋以后就已失传，到明代连皇家天文台也无藏本。这充分反映了时代对占星术的态度，反映了占星术的衰落。
与此相反，与算命相结合的星命学在这个时期却发展起来了，为中国古老的星象学増添了一门更复杂的分支。星命学究竟起源于哪一年？由谁发明？这个问题已无法回答。因为今天已无具体详实的资料说明它，但可以大致找出其产生形成的时间。
线索之一，星命学的基础之一：八字算命的产生，不会早于韩愈的时代。
八字推命的始祖，是唐代的李虚中，这是八字测命家的基本常识。但据韩愈为李虚中所作的基志铭，李氏推命只用年月日的干支，而不用时的干支。这说明在韩愈的时代即唐开元天宝年间，尚无八字推命，而只有六字推命。既然如此，星命学似亦不应早于这时。
线索之二，韩愈的《三星行》和杜牧的自作基志铭中，都提到星命之法，可知这时已有星命学，即星命学的产生又不会晚于韩愈的时代。
线索之三，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形成，不会在一个早上突然完成。早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就已提到过用星位谈禄命的事。当然，王充所说与后世的星命学并不相同，但至少说明把星象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很早就已存在。这无疑是星命学得以出现的萌芽和源头。
在韩、李之前无记载以星象与生辰干支配合推命者，到韩、李时始有明文记载。尽管李虚中的推命仅用六字而不用时之干支，但也基本具备了后世八字推命术的构架和理论，后世八字推命家尊他为始祖也不无道理。星象学与这种推命术相结合而产生星命学，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先由简单粗略到复杂细密的。韩、李时期的星命学也是其初成的简略阶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可以说，星命学产生于韩愈、李虚中时期。而李虚中很可能就是星命学的创始人之一。此外，与李同时代还有位奇人，被星命家们推为祖师，这就是唐玄宗时的张果，亦即后世所称的张果老。
张果，世传他生于尧时的丙丁之年，到唐代仍活在人世，且有神妙之术，故时人视之为神人。唐玄宗时曾召见他，当场试验他的神术。据《李憕问答》记载，玄宗让张果喝三杯毒酒，喝完之后，醺然若醉，并说：“这不是好酒。”不一会儿，牙齿全部发黑，他手执铁如意将牙齿全部击落。然后假寐片刻，牙齿又全部重新长出，人亦不中毒。
玄宗于是赐号为“通玄先生”。张果的星命之学传给李憕，其后便流传不断，所以后世谈星命的人，都把张果奉为始祖。今有《张果李憕问答》一书传世，其中记录了张果星命学的先天心法（又称先天口诀）、后天口诀、至宝论、评人生禀赋分金论等。
据李憕自署，为嘉平二年九月记，李憕自称中都石室山人。
星命学自唐时问世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又有发展，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与此相应，星命学著作的内容越来越庞杂，部头越来越大。同时，真正的专家却越来越少，不像隋以前那样，往往一个时代便有几十名著名的专家学者。从唐到清，真正精通星命学的专家只有如下几位：
张果、宋代鲍云龙、元代郑希诚、辽代耶律纯、明代万民英、刘基、杜全。《四库全书》关于星命的著作不下数十种，但有著者姓名者并不多。唐以后书多人少的局面表明，真正的专家日渐罕见，星命学逐步成为绝学。至于江湖术士对星命八字一知半解，便来唬人骗人，真正的星命家对他们是十分鄙薄的，认为这种人根本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星命学。
总之，在唐至清的时期，中国古老的星象学已由单一的占星术发展为包含占星术、星命学两大部分的庞杂体系，其思想原则、推算方法、使用范围、社会文化意义，均比以前的星象学有了质的变化，表明中国星象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
另外还应提到，在中国星象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也先后融入了外来星象学的内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星象学已被译介到中国，但当时并未互相融通。如《隋书·经籍志》中就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天文》三种，这无疑都是来自印度的星象学著作。这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时带来的一个附带物。很明显，印度的星象学刚刚传入中国时，还是以独立的姿态与中国历来固有的星象学对照着存在，二者并未融通为一体。
到唐代，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扎根深入，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也进行到相当程度了。而双方文化在星象学领域，同样进行了交融。著名的《开元占经》，不是由中国人写成，而是由祖孙四代在中国皇家天文机构任职的印度人瞿昙悉达写成，这本身就是中印星象学交融的一个有力象征。瞿昙悉达写《开元占经》时，又将印度的《九执历》翻译并录入该书卷一○四，这又是两国星象学交融的一个证据。
到明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逐步译介到中国，星象学也不例外。当时有一位名叫穆尼阁的传教士，就写了一部名叫《天步真原》的书，详细介绍了当时的西方星象学。当然，中国星象学并没有完全吸收西方星象学的内容，只是有选择地选用了西方星象学中黄道十二宫的内容，将十二宫的星座：宝瓶、摩羯、人马、天蝎、天秤、室女、狮子、巨蟹、双子、金牛、白羊、双鱼，与中国的十二辰、分野、二十八宿、十二次配合起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