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象学揭秘18
韬光的大师：高允
与崔浩同时的高允，也是北魏著名星象家。史称他“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学。”他十分好学，史称“担笈负书，千里就业。”终于“博通经史、天文、术数。”
魏世祖曾命他与崔浩一起修撰北魏的历史《国纪》。此外，崔浩又负责召集诸术士，考校西汉到当时的星象变异，如日月薄食五星行度之类，并指出前代关于星象记载的失误，然后重新撰成一部《魏历》。
完成之后，崔浩拿这部《魏历》及对前代星象记载的考订结果，让高允过目。高允便对崔浩说：
天文历数不能空论。我听说，善于谈论遥远的事情的人，必须先就时代近的事进行考验。汉高祖元年冬十月，历来的记载都说当时出现了五星会聚于井宿的星象，这其实是由历术的不精密引起的误会。现在我们讥笑汉代的历史记载，而不知觉这种谬误，我怕后人讥笑我们，就像我们讥笑古人一样。
崔浩问：
你说的谬误指什么？
高允回答道：
根据《星传》，金星和水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时，日当在尾宿箕宿，黄昏时沉没于申方即西方，而这时井宿刚从寅方即北方出现。金星水星为何会背日而行？这表明当时根本没有冬十月而五星聚井的星象，而是后来的史官企图把汉王刘邦进占秦都的事情神秘化，才附会说有这种星象的，而根本不考虑星象的实际情况了。
崔浩听了不以为然，反驳说：
这正是星象的变异啊！有什奇怪的。君偏偏不疑其他土火木三星聚于东井，而只怀疑金水二星会来到井宿吗？
高允说：
这事光凭你我二人空口白话是讲不清的，争也无益，宜重新仔细考察。
当时在坐者听了他们二人的争论都很奇怪，不相信高允的话。只有太子少傅游雅说：
高君长于历数，其言当不虚也。
表示相信高允的意见。此后过了一年多，崔浩又来找高允，说：
那次我们争论的事，本来我是不同意你的，但后来我又重新考察研究，结果正如你所说的。实际上是在十月之前的七月五星聚于东井，而不是在十月。
崔浩事后对游雅说：
高允的星象水平，确实高妙。
众人于是都叹服高允了。
崔浩是当时最高水平的星象大师，多才多艺，自视甚高，他能对高允如此赞赏，足证高允的星象水平之高。
高允虽然精通历数星象，但他态度十分慎重，并不用来推测计算，更不随便对人讲星象之事。游雅十分佩服高允的学问，多次前来向高允请教星象灾异的预占之事。高允不但不对他讲这些事，反而规劝游雅不要对此过分爱好，他说：
古人有言：知之甚难。这星象预测之事要想真正弄通弄懂，并正确应用，准确预占，是极端困难的事，搞不好就会自误误人。就算真正精通了，也不能乱讲乱用，因为这还要担心泄漏天机的严重后果。所以说还不如不懂不知为好。天下的妙理多得是，何必急急忙忙问这些事呢？
游雅这才停止了追问。
高允的这番话，非深通星象奥迷的人不能说出。星象学确有奥妙，故非其人不可学，非要硬学也学不成，甚至走火入魔，步入邪路。这既败坏了星象学的名声，也对其本人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星象学因牵涉天机，不可随便乱说，否则亦会带来灾祸。象崔浩确属高水平星象大师，才华全面，但过于自负，犯了古人所谓露才扬己的毛病，所以虽然他对星象精通深知，但最后却被太武帝（世祖）杀死，并诛灭三族。遭此灭门之祸，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过分露才抑人，确是祸根之一。他当年驳斥张渊的话最终在他自己身上应验：既有其术，为何不能预知自身的祸福呢？一个人若过分自负自己的才能，不管其才能有多高，也不能帮助自己免除灾祸。
高允的慎重与崔浩的狂傲形成鲜明对比。二人同为星象大师，但崔浩多次在帝王将相之前充分表现，虽亦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不能保全自己。高允星象水平不在崔浩之下，但他决不在人前显示，即便在与崔浩争论时，也只是说不要空谈，要深算。也许他本人早已对此推算清楚，所以才能肯定地指出前人之误。但他从不以自己的成就和才能作为傲人压人的资本，并不在人前讲自己的推算，而只让别人去重新深算而已。所以，同处一朝，同受世祖等人重用，但崔浩死于非命，而高允却寿终正寝活了九十八岁。史称高允在法制严厉、朝士多被杖罚的北魏初年，历事五代皇帝，出入中书三省，历任多种官职，前后一共50余年，但他从未受过斥责和咎怪，真可称是一项奇迹。这不能不与他处事谨慎小心有关。依他如此高的才能，仍能抑制常人所难免的表现欲，诚属难能可贵。这是中国古代土大夫最可宝贵的性格之一。
高允曾有一份上表，表述了他对星象学的看法，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谨慎谦逊精神。他说：
往年皇帝敕令臣编集历史上的天文灾异，按事类分别编集，以便简明可观。臣听说当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人之道而形成了《洪范》一篇，孔子编述历史而《春秋》得以著成。这都是用来揭明天人大法，探测皇天之道的著作。因此先要把人事的善恶是非区分清楚，然后再以上天显示的灾异加以检验，根据星象的得失，再用事后的祸福加以效验。天人相隔实在是很远，但报应却很迅速，其间关系如响随声，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不可忽视。
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尊崇天人之道，而仔细考察其中的法数，据此来修饬自己的政治，其后就由史官记载这些过程和内容，作为后世的鉴诚。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看到汉王朝危在旦夕，大权被外威窃持，便多次向皇帝陈述灾异，希望皇帝有所警悟，政治有所改进，但皇帝并不听取刘向的意见。于是刘向根据《洪范》和《春秋》之中的灾异报应的事例和义理，写成《洪范五行传》，希望以此感悟皇帝，但最终也无效果，汉王朝终于灭亡。这难道不是十分悲哀的事吗？
臣见陛下神武则天，钦顺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无不究鉴，这正是以前的帝王赶不上的。臣学不广博，识见也很寡薄，害怕不能胜任皇帝交给的任务，以辅助陛下增广圣听，报答陛下的圣明旨意。现在谨依《洪范传》、《天文志》的记载和体例，集中历史上的灾异事例，省略其中繁琐的文辞，一共为八篇。
这明显是高允成书后的上书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叙述《洪范》和《春秋》时，指明了二者的共同主旨：章明列辟，景测皇天。即阐明天人大法，观测上天的星象之变。天人之际是存在着根本性的法则的，而这要通过星象的观察来具体应用和掌握。
在关于善恶与灾异，星象与祸福的关系上，高允把人世的善恶即道德摆在前，而灾异只是验证人事道德的手段。祸福则是一个结果，用来核验星象上的得失，这里并未把星象灾异放在首位，加以神化，而是以人事本身为主，这反映了高允在人事与星象（天意）关系上的清醒态度。
又说“天人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这是说天人之事远而难知，虽然如此，但相互关系却很密切，其报应非常之快，所以对天人之事、星象灾异之变，不可忽视，而应抱着敬惧的心情来认真对待，否则将会遭受天罚，毫无情面可言，所以甚为可惧。
接着讲历来的帝王均重视其事，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其事，为后世留鉴戒，这都是中国古代一直延续不变的制度，从中反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又以刘向为例，说明星象灾异之学的实际政治效用。最后说自己学不堪任，体现了高允谨慎谦逊的风度。
根据高允的行事与言论，可以看出他超出一般星象家的高明之处。一般星象家对自己的专业技术和才能都很骄傲和自负，这往往引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弊病。相比之下，高允在星象学上要高深超众，同时他对星象学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也远远高出一般星象家。加上他的谨慎谦逊，这一切就成就了他的卓越超凡，堪称中国星象学史上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