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派人物，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清末科举停废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历程。梁启超开始是废科举、兴学校的开先声者，但科举废除之后民初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失序，新式学堂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背离，使得他返归历史，看到科举制度对秩序、人心的造就。与梁启超的前后反复不同，孙中山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可谓恒定不变，正因为深察欧美政治之弊，他没有趋时附世，而坚持科举制度选贤与能的效用和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承接。从新派先锋人物对科举制改革的反思，可以看到变革的峻急和失策之处，值得后来者警醒。
清末停科举，民初反思停科举。作为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年的这一段思想历程由知识人开先，以知识人为主体。因此，主张停科举的主要人物，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以及十多年之间，先主张停科举，后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都出自知识人。其间，梁启超以其前后反复、孙中山则以恒定不变而引人注目。梁启超自一八九六年主《时务报》笔政，之后由此起家，在世路动荡中执言论界牛耳二十多年。他后来自叙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遂以此开一时之先声。而后这种一时先声借报刊广为传播，则自始即已左右时论而耸动天下之观听，并演化为后来的层层呼应和鼓荡。因此，就停科举的源头而言，显然梁启超的个人影响无出其右。然而停科举之后五年，其“批评秕政”的重心一变而大幅度转向，“畴昔悬帖括楷法以为资格，诚属可笑，然以视并此资格而豁免”，则“苞苴奔竞”以“求优胜”，而“笃学守节之士”唯有“槁死岩穴间”，世路纷杂颠倒，人间无良莠之分，无善恶之界。而后是推倒考试制度之后又不得不重建考试制度：“法当采各国试验文官之制标，举政治、法律、生计诸科学若干种，岁集天下之士而试之于京师。”虽说“政治、法律、生计”之类的名目都在“帖括楷法”之外，但以之前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做对照，则“岁集天下之士而试之于京师”，已不能不算是一种没有科举之名的科举之法。比之《时务报》时代的倡说“废科举”，以及朝野之间曾经懵懵然而信人才出自学校，则这种以试士为当然的主张旨趣大异，显然已是在重新认识科举作为“官吏出身之制度”的可信和可取。因此他自己设问又自己回答说：“问者曰：如子所言，是直议复科举耳，甚矣，子之顽陋也。应之曰：此诚无以异于复科举。若云顽陋，则未之敢承矣。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故吾悍然曰：复科举便。”以“问者曰”为那个时候时论的主流所趋，则梁启超的这些话正比别人更早地表达了对于停科举的反思，同样是在开一时之先声。十四年之间，从先人而倡“废科举”到先人而倡“复科举”，他以这种大变和亟变展示了自己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思考方向。先废科举，是因为深信“诸国竞智”为天下之通理，以此为尺度作衡量，又深信“科举之法”的“愚其民”已为中国之大害。后倡复科举，是因为科举既废，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变化。又以没有了科举之后的种种七颠八倒为反衬和映照，重新看到了科举制度曾长久地维系中国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常态的事实，以及这种由千年历史形成的事实里还有着至今犹存的那一面合理性。然则全盘倒转，正反映了思想改造实际社会的同时，变化中的实际社会也在以其越出预期一路的横决冲击思想和校正思想。随后是观察之所见变，论说的着力点也变，曾被指为“愚其民”的科举制度，因此而被置于一个更宽的广度之中，现出了“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的另一种面目。全盘倒转的背后，其实是已被推倒的科举身后留下的空洞太过巨大，以及那一代人面对这种空洞的无从填补。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来源：padailypo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