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湘谈百年“大仰韶”：历经五时期发展新发现仍然可期
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1921年发现发掘及研究命名为发端，中国考古学2021年迎来诞辰百年。
为纪念仰韶文化和中国考古百年辉煌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学术新著《大仰韶：黄土高原的文化根脉》最近已出版发行。他指出，经历百年探索和仰韶文化研究五个时期发展，考古学中的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中华文化的根脉越来越清晰，大仰韶新的考古发现仍然可以期待。
仰韶文化研究发展经历五个时期
王仁湘研究员近日接受记者专访介绍说，1921年10至12月，瑞典地质学家、中国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共发掘17个地点，获得大批珍贵文化遗物。
此后，中国考古学家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劳作，开展许多次大范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显影响的遗址发现数以千计，其分布以陕西、河南、山西为中心，文化影响远达青海、湖北、河北和内蒙古边缘地区。
他表示，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百年仰韶文化研究发展经历初创、深入、成熟、提高、升华四个时期。
初创期为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开始发现与初步研究阶段，以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为标志，主要工作由安特生和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完成，主要成果是确认中国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命名仰韶文化。
深入期为20世纪30至40年代，仰韶文化深入认知的研究阶段。前期以1931年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重要标志，主要工作由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完成。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彩陶、黑陶、灰陶所代表的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小屯、龙山与仰韶》重要论文。后来尹达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非常明确地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另一体系文化。这时期主要成就是在田野发掘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由认知龙山文化而进一步了解仰韶文化，并确认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确立它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文化体系。
成熟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仰韶文化进行大规模发掘和全面研究的阶段，以西安半坡和陕县庙底沟等一系列大型遗址的发掘为重要标志。半坡和庙底沟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更加明确仰韶文化的面貌。这一时期调查和发掘遗址数量大大增加，仰韶文化的地区与时代特征渐渐分明，类型和分期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课题。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认，找到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证据。苏秉琦先生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从类型、分期、年代、分区、文化关系、社会发展阶段各方面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
提高期为20世纪70至90年代，仰韶文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探源研究成果显著。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临潼姜寨和郑州大河村等，为探索仰韶文化渊源而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武安磁山和新郑裴李岗等，此外还有宝鸡北首岭的补充发掘。1985年，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文集的出版，是仰韶文化研究重要的阶段性总结。
在提高期这一研究阶段，中国考古学获得大批碳-14年代数据，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现实。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促进考古研究深入发展，专题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主要有聚落形态、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制陶工艺、彩陶、埋葬制度、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源流等，通过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研究，仰韶文化在分区、分期、类型、源流、年代、农耕、彩陶、墓葬制度、聚落形态、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体质形态和文化关系方面，都取得非常重要成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仰韶文化发现时间最早、发现遗址最多，研究最深入、影响也最广泛。
升华期为进入21世纪至今，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沉寂多年后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也引发研究者不少新思考，新的学术动向又吸引广泛关注，并收获仰韶文化丰富的最新考古成果。
仰韶文化最新考古成果非常丰富
王仁湘说，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表现在对豫晋陕交界三门峡地区新石器遗址开展全面调查，也进行一些重点发掘，收获非常丰富。
其中，河南黄河南岸与渑池相邻的灵宝一带，地处豫陕晋交接带，被认为是中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近数百处，聚落分布密集，文化内涵丰富。既发现有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以及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可分为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呈现为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
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100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而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小型简陋房址则与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分析认为当时社会已分化出平民、显贵与首领甚至王的等级，进入到了复杂社会发展阶段。
作为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重要的分布区，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大型中心性聚落呈集群式分布，聚落规模庞大，一般达数十万平方米，有二三周环壕，是中原出现的最早一批城址，包括郑州大河村遗址、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等。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确认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遗址带有三重环壕，核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宫城性质的居住区，附近是深厚夯土筑成的属于国家层面的大型广场。
此外，郑州青台遗址发现环壕4条，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划分明确。陕西高陵杨官寨发现面积80余万平方米仰韶中晚期聚落，有大型环壕和大片墓地和制陶作坊区。对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华县泉护村遗址以及晋南临汾桃园等遗址的新发掘中，又出土大批庙底沟时期的彩陶，进一步丰富了考古界对仰韶彩陶文化的认识。
仰韶文化考古新发现仍然可期
王仁湘表示，依据现在所获得的考古资料判断，研究者认为在仰韶中晚期出现社会复杂化现象，而出现社会复杂化的中原地区，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活动舞台，因此，考古学者认为是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步伐。
仰韶文化研究已走过百年时光，持续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界已有的认知。有研究者将距今5500年至5000年这一阶段，称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双槐树遗址就是黄帝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这个时期“河洛古国”的都邑遗址。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仰韶文化考古研究新的发现，仍然可以期待。”王仁湘认为，目前在许多地点已经发现诸多庙底沟文化大房址，平面为五边形的大房址，面积可以大到200多甚至500多平方米，但至今却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大型墓葬。“这样的墓葬一定会有，只是暂时还没有线索。设想一当发现了这样的墓葬，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相信与大房址相对应的大墓葬，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一定存在的，我们要耐心等待它面世的时刻”。
谈及仰韶情结，王仁湘指出，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开始的时日可能还会晚一些，在中国最先发现的史前文化一定不是以“仰韶”命名的文化。“但是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在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能没有仰韶村，也不能没有仰韶文化”。
这位考古学家认为，仰韶文化命名伊始，就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一面大旗，许多的学者都由这旗下走过，成就了他们的伟业。
现在命名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将它们统领在“仰韶”这面旗帜下，这就是“大仰韶”。“我们可以预言，在未来的世纪，仰韶与仰韶文化，同龙山和龙山时代这样的词汇一样，还将继续是中国考古学中辉煌的名字，还将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永恒话题。”王仁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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