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器高28厘米，由几块破片粘合，口颈部缺失。从断面看，胎色洁白，质地细腻，瓷化程度高。瓶内面施釉，釉色翠青，色泽纯正，釉层较厚，局部附着土蚀锈斑，外壁素烧露胎，主体绘龙纹，隙地点缀朵云纹，其上绘回字纹一周，下绘如意云头纹、变型莲瓣纹及卷草纹三层辅纹。图案用笔细腻，严谨工整，一丝不苟。毋庸置疑，这原是一件明初龙泉官窑梅瓶，官窑龙纹梅瓶。当年我们处州青瓷博物馆曾抢救性征集了大量明初龙泉官窑器残片，并开展归类整理，拼合修复工作，最后修复梅瓶29件，据其腹部弧度比例和圈足的稍有不同分成二式，其中有8件就是与该标本相同的器式类型。此式梅瓶的特点是上腹圆鼓，肩腹部的弧度特别饱满，而胫部束收若细腰枝，整个器式显得特别优雅，特别有艺术感。另一式梅瓶造型类似，只是器式弧度变化相对平缓。而修复器的比例，其实还反映出一个问题：该式梅瓶由于弧度变化较大，成型更不易，成品率非常低。
（注：明初龙泉官窑器很难拍，花纹很难拍清晰，实物釉色远优于图片）明初龙泉官窑梅瓶有素面与刻花两种，高度大都在38~39厘米，带盖通高大都有42~43厘米，刻花款的主题纹为碧桃翠竹。结合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来看，刻花梅瓶的主题图案还有缠枝牡丹、把莲、木樨等其他植物纹。了解了这些再来看这件龙纹梅瓶，其与众不同处一是主题图案为龙纹；第二个，外壁素烧露胎。
自元廷在舆服制度上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等服饰，特定龙纹一度成为元明清帝王的专用纹饰，龙纹器被奉为最高等级的御用品。
有鉴于此，明初龙泉官窑的发现过程中，双角五爪龙纹盘残片是一条重要线索和依据。
最初发现的五爪龙纹盘标本，收入《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大窑枫洞岩窑址经文物考古部门正式挖掘后，数以吨计的官器残片中，龙纹残片比例极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一书中，除数量稍多的洪武龙纹盘外，仅有一例永乐龙纹高足杯。龙纹器的珍贵特殊性不言而喻。当然，明初龙泉官窑龙纹器远不止大盘、高足杯两种。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内壁刻双龙的龙纹碗和外壁饰行龙的龙纹匜式盂两种。龙纹碗除龙纹饰于内壁一种，也见有饰于外壁式样。此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明龙泉窑海水龙纹梅瓶”，亦作环壁的行龙式样。该梅瓶式样不见于大窑枫洞岩窑址所出的官窑梅瓶，其造型风格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梅瓶相一致，而龙头形象则与台北故宫龙纹匜式盂龙纹如出一辙。这几种龙纹器均未见于大窑枫洞岩窑址。以此推知明初龙泉官窑的规模或不止枫洞岩一处窑址。本件龙纹梅瓶，尽管瓶身上的龙纹残缺不全，局部模糊不清，从其一鳞半爪的描绘风格仍可以见出，其与明初龙泉官窑其他龙纹器上的龙纹图案是具有共性的。而且其式样与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梅瓶相一致，基本可以断定是枫洞岩窑址烧制的永乐官物，且系十分珍罕的御用器。再来说说外壁素烧露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外壁尚未上釉，工序未完成吗？在整理明初龙泉官窑瓷片的过程中，笔者也曾发现过数例素烧坯标本，但都是整体未上釉，而非一面有釉，一面无釉。且从该梅瓶的外观来看，内面釉层较丰厚，釉色纯正，已然成品。外壁的图案花纹则由古代颜料工笔描绘而成，并非刻花，若经罩釉烧制，图案花纹根本无法显示。另，胎壁既已烧成瓷化，质地坚脆，如此复杂图案，断无后刻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此梅瓶确实是件尚未完工的作品，但外壁并非上釉，而是上大漆，这原本会是一件奢华的瓷胎漆器龙纹梅瓶。关于瓷胎漆器，笔者曾在本公号发布过一篇文章（龙泉窑中的瓷胎漆器），故不赘述。此件龙纹梅瓶标本则又是瓷胎漆器的一个极佳器例。尤值关注的是，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平脱漆碗，至《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瓷胎漆器制作的相关记载，均说明此种复杂高端工艺为皇家所尚。此件龙纹梅瓶标本亦是官物的明证，且很可能为永乐帝御用之器。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引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