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保定张说书院：燕公微时，集贤之肇（上）
邓洪波在其专著《中国书院史》中谈及从各种地方志中查得41所建于唐代的书院，其中河北省有两所，其一则为张说书院。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十《祠庙》中称：“相公堂，在郡城西五十里，属满城县。唐燕国公张说布衣时，此地山水清奇，尘嚣屏绝，率其徒若干人卜居讲道，后拜相。乡人思之，因广其制，构屋三间，周以桓墙，崇以台阶，塑像于中而奉祀焉。”
《初学记》三十卷 嘉靖十三年晋府虚益堂刻本，卷首
由此可知，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位于河北满城县。唐代燕国公未发达时来到此地，他看到该处环境甚佳，于是率领弟子于此建讲堂，而后在这里读书讲学。后来张说官居丞相，当地乡人就在其讲学之处建起几间房屋，并在里面塑张说之像祭祀。
张说在此讲堂讲堂的具体情形，未见史料记载，然此书院的创建意义重大，邓洪波在其专著中说：“30余年之后，张说能总领朝廷丽正、集贤书院，与唐玄宗及其他大臣一起极尽‘开学’、问政、唱酬之盛，或许正与他年轻时在花阳山中的那段读书藏修的书院经历有关。”
《初学记》三十卷 明杨鑨九洲书屋刻重修本
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乃是官办书院之始，张说为创办官修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其书院观想来是酝酿于他在满城县办讲堂之时。从这个角度来论，满城的张说书院堪称唐代官办书院的肇基。
张说在满城开办讲堂的原因，跟其籍贯有关，张说为其父张骘所撰碑志《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中称：“府君讳骘，字成骘，范阳方城人也。”故张说也自称是范阳人，比如他在《与凤阁舍人书》的落款为“范阳张说谨上”。
《初学记》三十卷 明嘉靖十三年晉府虛益堂刻本
范阳原属幽州，本属涿郡，天宝元年改称范阳，而范阳就是今河北一带。但也有的文献上说，张说家族后来迁居到了洛阳，《旧唐书·张说传》就持这种说法：“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新唐书》亦称：“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
余外，关于张说的祖籍还有河东说，然总体而言，以范阳说居多。况且张说本人自署其为范阳人。关于他的家世，他在为其父所作的《府君墓志铭》中说：
府君讳骘，字成骘，姓张氏，其先晋人也。晋分，家世相韩；韩灭，留侯为汉谋主。至宇，为范阳太守，因居其郡；及华，博物亚圣，为晋司空。府君司空十二代孙也。曾祖讳俊，河东从事；大父讳弋，字嵩之，通道馆学士；考讳恪，未仕即世。
张说自称其乃汉张良之后，到张宇时，其做了范阳太守，其家族定居范阳，故称为范阳张氏。此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晋代张华。
《大唐六典》三十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书牌
张说乃唐初时期重要的文臣，汪篯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中指出唐开元时期朝廷有以姚崇为代表的“吏治派”和与张说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派斗争激烈。姚崇乃是由狄仁杰提拔起来的重要人物，此人长于吏治，颇受武则天的欣赏。姚崇把张柬之推荐给武则天时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刘昫《旧唐书·狄仁杰传》）
可见姚崇极其看不起文人，虽然在武则天时期李峤和苏味道官至宰相，但其主要作为是草诏应制、监修国史，难有实质性的决定国策。中宗时期，上官婉儿渐渐左右朝政，其重视文士，《旧唐书》本传中说她：“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由此而形成中宗朝推崇文学之臣的风气，而张说正是受到了上官婉儿的提拔。
《大唐六典》三十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卷首
睿宗景云元年，张说被任命为太子李隆基的侍读，转年，张说立排太平公主之党，坚请太子监国，而后协助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后得以入相。《大唐新语》中载有此事：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丁酉年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卷首
可见，正是张说向睿宗谏言，请太子监国，当时姚崇亦赞同此事。太平公主闻讯后，立即罢张说的知政事，命其分司东都。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决意谋反。先天二年，时在东都洛阳的张说派使者送佩刀给玄宗，暗示其尽早决断，于是玄宗下定决心，一举诛灭太平公主一党。
但是，玄宗掌权后，又起用姚崇再度为相，尽管张说对李隆基忠心耿耿，但因其与睿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张说被外放。姚崇倒台后，张说再回朝中，之后又得以复相。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丁酉年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序言
张说在任上的所作以及为人，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然而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后世无异议。比如清蔡世远在《古文雅正》中说：“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为巨手。未能去排偶之习，然典重矜贵，有两汉之风味，而无六朝之绮靡，擅名一代，不虚也。”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而在此之前，天下写文章的第一高手乃是张说，《新唐书·苏颋传》中则称：“（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
张说撰《张燕公集》二十五卷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
张说一生三次监修国史，并且主持和参编了多部重要之书，例如《三教珠英》《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等。《初学记》的编纂乃是缘于玄宗对于皇子教育的重视，玄宗跟张说谈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刘肃《大唐新语·著述第十八》）
抱阳山山门
玄宗说他的儿子想学文体，但《御览》等书部头太大，并且检索不方便，所以他命张说跟几位学士要撰写一部部头不大并便于检索之书。于是张说就带徐坚、韦述等学士来编纂该书，编纂完成后，署名权却给了徐坚。其实张说才是主抓人，因此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明确地说：“《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初，张说类集事要以教诸王，开元中诏坚与韦述等分门撰次。”
沿小径前行
张说对于书院的贡献，主要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官办书院——丽正书院。丽正书院又称集贤殿书院，其前身乃是开元五年建立的乾元修书院。唐玄宗儒道并崇，他广征天下之书，同时派人抄写稀见之书。李林甫在《唐六典·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中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
起初，乾元修书院规模不大。开元六年，玄宗到东都洛阳时，将该书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同时“置校理二十人”。开元十年，张说出任修书使。开元十三年，丽正修书院更名为丽正书院，由张说总其事。后来，丽正书院的学士被玄宗召至集仙殿设宴款待，诏令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同时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
路遇小庙
张说在集贤殿任上起到重大作用，《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载：“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
池水
此处称中书舍人徐坚认为集贤院内的学士大多徒有虚名，但是朝廷给他们的待遇却很丰厚，故其认为朝廷不应当花这种冤枉钱。然张说听到后，却坚决反对这种观念，他说很多帝王功成名就后都变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而今上却崇儒重道，不但与文臣探究学问，还搜集图书予以校正，当今的丽正书院正是国家崇尚文治的重要体现。丽正书院的花费，对国家来说乃是小钱，但它起到的文化作用却很巨大，徐子的所言太过狭隘了。后来玄宗听闻此事后，也对徐坚有了看法。可见，玄宗皇帝认为张说所言在理，继续支持丽正书院。
奇特的石质
然而徐坚在开元十三年，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前，做过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并未做过中书舍人。《唐会要》中载：“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
可见，中书舍人乃是陆坚而非徐坚，然无论是哪一位，张说都不允许他们诋毁丽正书院对国家的重要作用。
前方带路
以上这些说明了张说对书院作用看的何等之重，这正如邓洪波先生所言，他对书院的看重应当是本自他在满城讲学之时。对于他当年所办讲堂的旧址情况，《全宋文》中收有《保州抱阳圣教院重修相公堂记》：
相公者，唐之张燕公也。燕公开元贤相，布衣时肄业寓此山，今宝教寺之东岩书院，乃其所也。院有石室三，南而下者曰五经堂，上者曰进士堂，北而又上者，其名不传。石室与山同生，皆非人力之所能为也。燕公贵，念生平为学之所依，思有以传其贵，重其报，遂自山叠石为岸，以广寺地。就山镌室，贮泉为石。寺之上构宇，引流以为上方；寺之下七曲，石磴以便登降。书院之上，因山南北，廊百步，廊下又得三泉，皆镌石堂以蓄之。石堂之东，别构一堂，造白石像以为堂之庄严，仪像之美，宛然生动。时人德公，思欲旦夕奉之，乃塑公像于此堂。此堂所由名也。
带刺的树枝
对于该文的作者及文本情况，《全宋文》的小注中先说明该记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并称该文有节略，该文的作者则标明为元丰间乡贡进士张纬。可见在宋代时，已经重修了位于保定抱阳山的相公堂，此堂位于宝教寺附近。并详列出该书堂处在宝教寺下方的山崖，那里还有储水的池塘，同时那里有一间屋内供奉着张说的塑像。
民国版的《满城县志略》中载：“旧志在抱阳山东岩下深一丈五尺上篆书大唐张燕公读书处，谨按此篆刻今追寻不见，惟寺后东岩下西北隅下有一堂，内有石床，岩上有横嵌石碑处，疑石在此，今不见矣。”
找到了小亭
看来到民国时，抱阳山东崖下所刻的篆书“大唐张燕公读书处”的字样不见了，但是那时还有一个房子内有一石床。
对于该书院如今的情况，吴洪成，刘园园等所著的《河北书院史》中称：“现今去抱阳山可见其八景之一的读书堂，为天然石洞，即为‘滴水堂’的一部分，堂前荆盘藤绕，岚气升腾，壁间刻有‘大唐张燕公读书处’8个篆书大字，由此可见，读书堂即为张说书院的所在地。”如此说来，原来石壁上刻的篆书又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