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农村封匠掌墨师

我家门前，一栋在建高楼正拔地而起。建设者是一群外地民工，日出而作，日入不息，还要挑灯夜战好久。为首的是一个年长者，带着这群人干活，这个角色过去乡村里叫“掌墨”。（ 即工程建造的负责人，司职设计规划、组织施工和检验质量。）看到他，我打心底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因为我父亲生前也是泥工行当里的“掌墨”。

当年，我父亲在故乡一带远近闻名，很受人尊重。每到秋冬季节，田里的农活完了，很多农民要造新屋，冬腊月是高峰期。印象中，父亲从不出去揽活，都是主顾上门邀请。

这时节昼短夜长，天黑透了父亲才做活归来，而来邀请他的主顾已经等候多时了。踏进门的父亲来不及拂去满身寒霜，便和来人开始攀谈，先要问清所造房屋的样式大小，再筹划造房所需的材料、工时、费用，总要处处为别人当家，尽量精打细算。“掌墨”不是随便哪个匠人就能做的，不仅手艺要好，还要人品可靠，才能赢得人们的信赖。

故乡的房子多是土砖砌墙，黑瓦盖顶，屋中设天井，屋顶呈坡形，便于排走江汉平原上众多的雨水。有“三合头”、“四井口”、“连三层”等样式，其中“连三层”最为宏大，前后间距上百步，里面有三个天井，厢房、正房几十间，过去只有大户人家才有钱建造。1949年后，这类房屋全部易主，住进去出身好的贫下中农。为防土匪，“连三层”建造时不安装窗户，只在屋顶镶嵌亮瓦采光，因此在白天也显得黑暗阴森，小时侯，我不太敢到那些住家去玩，深恐老人们所讲的鬼神出现。

“掌墨”须略知风水，会看阴阳五行，会择定房屋坐落朝向地势，会择定动土的“黄道吉日”，以便替主顾挑下造屋的吉地、吉向、吉时，助人后代昌盛，家业兴旺。过去乡村人都信这个。

动土日期的确定，称为“许日子”，是“掌墨”许给主顾。在江汉平原，答应不叫答应，叫“许”，许诺的意思。许了人，那是轻易不能变动的，后来的主顾，无论贵贱，也得延期。“许”，这个当地方言中继承的古汉语，准确地折射出“掌墨”们的职业信誉。

到期后，父亲召集人手赴主顾家破土动工。“掌墨”和手下的匠人是一种随意的劳动联盟，不存在管理关系。合作的基础在于对相互手艺和人品的信任，偷懒耍滑的匠人，没有“掌墨”愿意要。同样，信誉不好的“掌墨”，接不到活路，也没有匠人愿意跟随。这是个双向选择的关系。

“掌墨”和匠人们同工同酬，只是活路轻省些，做多做少，比较随意。劳作中，掌墨可以随时停下来，悠闲地四处转转，看看活计的好坏，指点新手，间或与主家交换意见，以便更好地照主人的意图建造新居。

“掌墨”也有些特殊的好处。成名的“掌墨”，会有徒弟拜入门下，在出师以前，徒弟是不拿工资的，按规矩该师傅所得。有句老话是“师徒如父子”，手艺人极看重师徒关系，逢年过节，徒弟还要给师傅送一份不算微薄的“节礼”：香烟、白酒、猪肉之类，用乡村里常见的竹篮盛着，一篮子提到师傅家。

在故乡，新居上大梁是比较隆重的仪式，主人会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届时，喜气洋洋的主人用托盘盛了香烟、糖果、糕点，还有红封筒（里面有少许钱），呈给“掌墨”分发，按规矩“掌墨”可以拿双份。小时侯，父亲在外做活，很晚才回来。睡眼朦胧中，感觉父亲一双冰冷的手连同糖果伸进被子，我赶紧剥一颗糖塞进嘴里，那香甜的滋味，回想起来，宛在舌间。

在工分不值钱的年月，农民盖屋不易，要积攒好多年。有的农民劳动一生，能够留给后人一栋遮风避雨的陋屋，临死也足以安息闭眼。盖房，绝对是农民一生中仅次于死亡的头等大事。因此，他们对上门来帮自己完成终生大愿的匠人极端恭谨，一日三餐，全用办红白事的酒席款待。新房落成后，主家即刻按商定的价格，支付工钱。手艺人挣的是辛苦钱，断不能短缺拖欠的。

故乡待客的席面兴蒸菜，不管荤素，全切成块状裹上大米粉，佐以生姜、大蒜、酱油、食醋等，上笼用劈材火猛蒸，将熟之际，香气四溢，使人馋诞欲滴。至于席面是否精美，五味是否调和，都无伤大雅。倒有一个忌讳：入菜的鸡鸭鹅，一定要去掉屁股部位，否则就是对客人极大的不恭。

善良淳朴的乡村人对匠人的尊重，还有重要原因。据说泥瓦匠行当中，有专门记载各种符咒的的“秘籍”，师徒代代相传。如果被怠慢了，有道行的匠人会画神秘而不为外人知的符咒，藏在隐秘的角落，魇镇住家。被作过法的新屋，轻则夜晚有异声作响，扰的人睡眠不安，疑神疑鬼。重则让住家死人发火，流年不利，端的十分厉害。还传说，滥施法术者，伤了阴鸷，也会妨害自身。

家乡一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掌墨”是兰林师傅，传说他手上就有秘籍。他是我父亲的师爷，为人苛刻，他到人家做活，主家安置不周，他就会安放符咒，因此遭了造化所忌，一辈子无儿无女，孤老终身。乡村人观念里，没有什么比“无后”更悲惨的了，邻里吵架，“孤老”为最恶毒的诅咒。

兰林师傅好酒，有活路时在主顾家喝，不干路时一个人在家里喝。寡饮无趣，他会想办法：在房梁上系根绳子垂下，吊一把酒壶，举杯碰壶，“吱溜”一声喝干，酒壶推开去又荡回来，他伸手挡住：“还要喝啊，真个喝不得了。”接着再斟酒……在这种虚拟的劝酒场面中，兰林师傅一顿酒要喝个把时辰，颇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意味。

他的传说很多。说某年腊月，兰龄师傅到人家做活，东家一时疏忽，端上来的一碗蒸鸡子忘了剁掉鸡屁股，巧的是刚好给兰林师傅一筷子夹起，他当时就脸色大变，但隐忍没有发作。东家得知后惶恐万分，又不好马上赔礼道歉，琢磨着过后怎么弥补。新屋落成，兰“掌墨”告别回家，东家拿出了几只腊鸡送给他。（农村人的油盐钱全指望母鸡下蛋，这在当时是极贵重的礼物了。）

“兰师傅，这段时间您老受累了，这点年货不成敬意，您老带回去过年……”

“哪有这样的道理哟，您把过我工钱的，我不能再要这金贵的东西哟。”

推让一番后，兰林师傅收下了礼物，心中大为感动，红着脸对东家说：“哎呀，有个东西忘在你家了，我去取来。”

他慌忙火急搬来木梯，上房在屋瓦间摸出一个物件揣进怀里，讪笑着告辞。东家这才吐了一口长气：这老家伙，果然在我的房子上作了手脚啊。

据说他把秘籍传给我父亲了。兰林师傅一生只收了一个徒弟，叫旺青，是父亲的师傅。他临终时，着人去喊旺青，不知是因为路远还是因为师徒情分甚薄，久不见人来。垂死的兰林老头等不及了，拿出秘籍要焚毁，这时父亲刚好来探师爷的病，老头长叹了一声：“传不了徒子，传徒孙也罢，伢，你有缘啦！”

这以后许多年，传说的主角成了父亲。人们绘声绘色的演绎着，说父亲学会了法术，但宅心仁厚，从来没有使用过。后来忍不住，在为大队造碾米房时用过一次。为着公家的房屋，没有人定居，有些古怪也不会伤人。没想到还是应验了：几年后，两个碾米师傅都遭遇了不幸，一个是老婆上吊死了，另一个是生了个“豁嘴”（兔唇）儿子。

两个碾米师傅都是本村的人，他们的遭遇，我小时侯耳闻目睹，确实属实。那个兔唇孩子，还是我小学同学，说话瓮声瓮气的。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乡野杂谈，乡村里有些古怪的事情，大多是巧合吧，可以看作是迷信愚昧的表现，也是人言附会的结果。这些近于谣言的传说，因为对手艺人有利，他们也就不澄清，越发助长了谣言。所谓假做真时假亦真吧。

父亲上过小学，在解放初期是很难得的学历了。早年做过会计，算术精准，在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三十出头才学泥瓦手艺，几年间就做到了“掌墨”。父亲婚后一连生了七个女儿，才生我一个儿子。乡村人的观念，是非要儿子不可的，没有儿子也基本等于“无后”。父亲为子女所累，终于积劳成疾，几次高血压中风，在四十四岁上死于脑溢血，死时正在人家做活。父亲聪明能干，却蹉跎于穷乡僻壤之中，他似蓬蒿般度过了短促的一生，每一想起，我心里会有无限的感伤。

父亲虽穷困，却不潦倒，他很注意仪表，总是穿着体面的到人家做活。做“掌墨”时，对手下的匠人也很公正，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喜欢他，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他死后，来送行的同门很多，屋子里坐不下，人们都在门前的禾场里，垫着稻草就坐。那时农村已经实行火葬，父亲最后化作一撮骨灰回来。他的一个麻脸师兄，抚摩着这些骨灰，痛惜道：“昨天还是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我清楚的记得，说这话时，有两行泪水爬过他脸上的浅坑。二十年过去了，麻脸伯伯，如今你可安好？

父亲收过两个徒弟，大徒弟叫严劲，小徒弟叫安法。

严劲的母亲是我们的本家，比我父亲低一辈，严劲就称我父亲为“爹”（爷爷），称我母亲为“婆”。严劲聪明伶俐，很得我父亲的喜爱，父亲后来生病时，就由他代替做“掌墨”。

小徒弟性格粗豪，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不为父亲所喜。他和自己的师爷——旺青却很投缘，两人常在一起搭班做活。旺青很为安法抱屈，多次拿出师傅的身份责骂父亲，父亲也只能赔笑解释。

我听母亲说过，严劲竟然真的相信父亲有秘籍。父亲去世后，他来央求母亲：“婆呀，爹的书该传给我的，未必您老还不相信我啊……”哪里有什么“书”哟，母亲当然拿不出来

父亲有个收藏重要物品的小木箱，放在阁楼上，我因为好奇经常翻看，有他做会计时的帐本，有布票、粮票等，最古老的是政府发的土改证，并没有看到什么“秘籍”，我确信父亲没有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

大徒弟没有要到“书”，再也不登我家的门。倒是小徒弟安法，每年正月里会来我家拜年，先在门外燃一挂鞭炮，再把香烛火纸放在外面才进来，这是祭祀我父亲的，不能带进屋子。过了父亲的三周年，他按乡俗尽到了作徒弟的礼节，也就不再来了。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每当想起父亲的两个徒弟，母亲会唏嘘不已，她对我说：“别人都说你父亲精明，我看还是糊涂，他不会看人呀。”

时光流淌，乡村的形势飞快的变化。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家庭人口减少，不需要建造式样复杂的大房子了，土砖也被机制砖所淘汰。乡村人造屋，不再讲究风水地势，“掌墨”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城市建筑业中，“掌墨”被形形色色的包工头所代替，而泥瓦匠，大多数是进城的乡村人，则沦落成利益链条中最底端的部分，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报纸上三天两头就会出现建筑工人讨要工资的新闻，他们或者爬塔吊，或者登高楼，以死相争，争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就在前几天，我上班时经过门前正在建造的高楼，看到那个年长的外地民工被人打倒在地，痛苦地哀号：“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活，你们不给钱，还打人，这是哪家的王法啊！”打人的是一个凸肚男人，象是承包方经理，围观的人个个满脸漠然，没人表示义愤和同情。地上虫蚁般躺着的人，是那么的可怜、卑微和无助……

我心里一阵悲哀：手艺人受尊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看来，“掌墨”这个过去乡村里特有的名词，连同它所包涵的尊严、信誉和成就感，已经彻底地湮没在滚滚而来的经济浪潮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