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于韧——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会上表示，虽然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疫情以来，这种表现似乎有所升级，但是这种逆全球化的表现是短期的，是主潮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些逆流更明显的表现。他坚信，短期的逆流的表现，最终仍然将被主潮流压倒。 他认为，全球共享产业链是在冷战结束后已长期形成的，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已经深度融入了这个产业链，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更是早就在这个产业链里形成了自己的相对优势的布局，形成了一套规则。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上看，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当然需要和规则体系、价值体系结合在一起，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不会被一些短期的矛盾、冲突、摩擦，被少数领导人（如特朗普）的偏好所根本上加以改变。”他表示，全球化是大的潮流，是生产力层面决定的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经济生活中所谓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通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决定着整个人类文明提升的主潮流是会寻求共赢。 虽然在疫情冲击之下共同体里出现了矛盾、摩擦、断裂甚至局部的脱钩，但贾康表示，同时也看到了另外很多力量，在发挥共同体里共助、共荣、全球共同抗击疫情这的积极力量的作用。“这个主流在中长期更会体现出它的重要性。” 他的基本看法是，不要被一些短期的明显逆全球化的表现，动摇对于长期全球化发展的信心。中国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要义无反顾地继续拥抱全球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我们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巨大成长空间，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和全球化主潮流未变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趋势合为一股。”（新浪财经刘丽丽） “功成于韧——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会上表示，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现在需要在宏、微观两个层次上作努力扩大内需。微观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怎么样使企业焕发活力。 他表示，现在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使我们有基本的信心，经济增长前低转入后高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间会有更多的亮点表现出来。 “打造新的动能，要在扩大内需过程中，以有效制度供给、制度创新，进一步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扩大内需是要使中国从短期到中长期立足于国内市场，并继续拥抱全球化，追求中长期由世界工厂升级为中国升级版的智慧创造的中国智造状态。”他认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一个中间地位向上的提升。 贾康认为，实现中国整个经济的成长，需要进一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微观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怎么样使企业焕发活力。他表示，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现在已经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推广到在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还要打造海南这个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等，这个推进的过程中间，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念的表述已经非常明显。 “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让企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所有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而政府方面就必须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责任清单，要有实现责任约束的问责制，有政府行为全面的的绩效考核”。贾康说，“这是非常好的理念。”（新浪财经刘丽丽） “功成于韧——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会上表示，科技创新要实现，一定离不开中国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已经认清的必然选择。” 他认为，“在改革的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中不断体现出来。” 贾康认为，“制度创新要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更多注意力应紧紧抓住新技术革命中“新经济”的成长上，也就是当下所强调的为新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又结合新型城镇化，又结合交通水利等传统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两新一重’，合在一起，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安排。” 他表示，中国的数字经济、新经济已经有了在全球都足以被人称道的长足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形成的一些头部企业令人印象深刻，在抗击疫情中也有独特贡献。而且在线上、线下结合方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各种市场主体，会越来越认同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疫情的冲击倒逼我们进一步把信息化、把信息技术的应用做到极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企业在疫情压力下，进一步发展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共享员工、共享场地、共享资源，更高效率的供需对接。”贾康认为，在进一步打造升级版发展过程中，新动能和新基建支撑的新经济发展，以及新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体系、整个社会发展融为一体，一定会使中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他也提到，要正视一些短板问题。“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很多亮点，但我们要承认，很多原创技术、高端和前沿的供给能力仍然在硅谷、在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我们在总体发展中的短板还是相明显，有学者可以一口气列出几十个中国核心技术‘技不如人’方面的短板。” 贾康认为，“在追赶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通过不懈努力越来越多消除短板，越来越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去接近我们也有原创能力的境界。”（新浪财经刘丽丽）
“功成于韧——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会上表示，有充分理由说明疫情冲击在中国本土是短期现象，一季度中国绝大部分区域实际上已经控制和收敛了疫情的冲击。中国有可能给全球提供大的经济体抗击疫情后恢复增长一个表现最好的案例。
从指标来看，他介绍，在中国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的主要构成因素里，1月到2月表现为最主要的经济下行区间，到了3月，经济下行的量值已经收缩到只有负的0.8%。从二季度开始，前低转入后高的趋势就非常明显地展开了。4月8号以后武汉解封，武汉和湖北的情况也在明显好转。 贾康表示，虽然中国本土现在还不可掉以轻心，要继续防范输入型疫情和所谓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带来的疫情反弹，但总体来说已经有相当大的把握由经济运行“前低”后展开“后高”过程。“所以，在短期的概念上，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年度概念上，我们会形成2020年中国抗击疫情决定性的成绩，在二季度，很可能会实现复工复产以后中国经济基本恢复正常。如果处理得好，二季度所带来的同比增长可以把一季度的负6.8%大部分冲掉甚至基本冲掉。” 对于第三季度的情况，他预计，如果中国经济能恢复到6%或6%以上高一点的区间（因为有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中国经济的表现很可能是今年能达到3%以上的增长速度。“考虑到特别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和适当提高赤字率等措施，加上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在宽松方面的定向降准，可能出手的降息等，以这些措施的组合，我们今年年度的增长速度可能比3%还要再高一点。” 他表示，今年两会上虽然没有明确给出经济增速的目标，但有另外一个指标“今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达到900万个”，按照自己本土的过去经验测算，与之匹配的经济增速支撑应该是4%或者4%稍出头。 “这就隐含着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经济今年前低后高之后，有可能给全球提供一个大的经济体抗击疫情后恢复增长表现最好的案例。当然这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继续努力才能达到。”（新浪财经刘丽丽） 贾康：今天很高兴以研究者的定位和各位来做一个交流。在大概不超过20分钟的时间段里，我和各位交流两个视角上的认识。 首先谈一谈怎么样认识在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化发展的取向相关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前面几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有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概念实际上综合在一起，对前面一段时间发展得很有声势的全球化，形成了反动和逆流。特别是在疫情到来之后，这种逆全球化的表现似乎又升级了，疫情造成很多供应链的按下暂停键、卡顿甚至是失联，有一些观察者认为，它会带来全球化的瓦解。 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居领导地位的人物，比如说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前不久甚至发出了要和中国完全脱钩的威胁。脱钩似乎就意味着否定全球化。但是我们把这些表面的现象做一番考察分析以后，我的基本看法是，这种逆全球化的表现是短期的，是在主潮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些逆流有了更明显的表现。短期的逆流的表现，最终仍然将被主潮流压倒。 因为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村，在前面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结束之后，很明显形成了一个全球共享的产业链。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这个产业链里已经深度融入，美国等等发达经济体更是，早就在这个全球产业链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相对优势主导的布局，还有他们在打造这种全球产业链，形成WTO等国际协调机制、多边机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规则。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地球村，接受了WTO所代表的一些规则，并在加入WTO以后，开始逐步有了一些新规则形成和建立过程中的参与者身份。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中间，现在于逆全球化方面加上一些特别影响因素的，是中美关系。这两个大国之间，被称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的新演变，在疫情暴发之前，已经发生了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直观形式上中美贸易战是使原来比较紧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甚至一直推进到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所谓要脱钩或者完全脱钩的威胁。但是客观地讲，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还是认为，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上的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是很有道理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当然需要和价值体系还有规则体系结合在一起，保持它继续发展的势头。 在这里面，中国于规则体系方面，我们是非常明确的：跟国际化对标的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自己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接受了原来已经形成的WTO所代表的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的相关方面，虽然有摩擦，虽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现实表明，在很多实际经济活动领域里边，完全可以淡化贴标签的意识形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访美时就专门说到，中国为什么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因为前面几十年看过去，和美国关系处得好的经济体都发展起来了，都富裕起来了。我们非常认同这种务实的和美国这个头号强国，以及它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处好关系、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所以，经济体系，在物质利益驱动的生产力方面要继续发展、要寻求人类社会物质利益继续实现这个层面上来讲，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不会被一些短期的矛盾、冲突、摩擦，和被少数领导人（如特朗普）的偏好，在根本上加以改变。 全球化是一个大的潮流，是生产力层面决定的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经济生活中间的所谓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利益层上面通过投资和贸易越来越便利化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决定着整个人类文明提升的主潮流，是会寻求共赢。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这个共赢的发展取向，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疫情冲击之下看到这个共同体里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断裂甚至局部的脱钩，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很多的力量，在发挥这个共同体里面的互助、共荣、全球共同抗击疫情这样的积极力量的作用。这个主流在中长期更会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主导性。 我愿比较直率地回到中美关系来说，在逆全球化中间，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美国作为“老大”，想实现对中国“老二”这个经济体全面遏制的意图，而且这不会是美国少数政客煽动起来的，现在看起来，其朝野还相当一致地有了这种意愿与预期。但这又不是仅以意愿和预期所能决定的。 在经济生活展开之后，看得很清楚，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可能归零，虽会受到一些挫折、影响，会出现一些减少、下滑等等特征，但是决定贸易关系的是什么呢？是美中两个巨大市场的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产能，还是有常规意义上“比较优势”的互补性。 中美在处理现在复杂关系的过程中间，实际上美国并不是要退出全球化，美国的意图是要遏制中国，保持它掌控的全球化中“老大”稳固的地位。全球化中间去中国化的这个意图，实现出来是想把中国边缘化、挤出去。但这可不是它单边的意愿所能实现的。中国在对美国继续保持着所谓“有理、有利、有节”的关系处理过程中，争取“斗而不破”的关系权衡中，我们还可以积极地和欧洲、日本、东南亚、美洲，和全球其它的经济体，考虑怎么样更好地发展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等关系，这样的一种多边关系，会反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总之，在全球化方向上，我观察下来，基本的看法是，我们不要被一些短期的明显的逆全球化的表现动摇对于长期全球化发展的信心。我们要认清人类社会文明提升的主潮流是继续按照全球化的方向，克服逆全球化的逆流带来的摩擦、困难，应对挑战而在寻求共同发展、共赢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推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认准了我们是要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实现中国逐步的追赶而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过程。我们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发展中的特征在人均指标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达到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是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了，但是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还非常明显，美国是一个3亿多人口的大国，它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在是6万多美元，据说一些小体量的经济体，像挪威、卢森堡，可以摸高到11万、12万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 不久前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还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看到中国现在还有相当大比重的社会成员，他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一方面表现着我们还有非常值得努力的提升自己现代化水平的过程，才能够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另外一方面，它又证明了往前看中国自己的成长性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有了前面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信息化，以及我们政治文明追求方面的法治化、民主化合成的发展基础，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要义无反顾地继续拥抱全球化，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巨大的成长空间，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与我前面肯定的全球化主潮流未变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趋势合为一股——中国的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和全球化的主潮流合在一起，仍然是一个向前我们经过努力奋斗可实现的和平崛起过程。这样从全球化的视角，引到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第二个视角，就是面对着中国在疫情冲击之下考虑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目标，怎么认识中国发展的态势，怎么样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在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上，已经看到，2010年我们成功地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重新站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2010年接近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的决策层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就是意识到虽然有前面总结下来改革开放到2010年的30年间年均增长速度9.8%，是超常规增长，但是“黄金发展”特征没有消退的同时，我们的矛盾凸显特征不容忽视，高速度必须有意识地往下调整，完成一个软着陆，而寻求中高速的更高质量的发展。否则，矛盾凸显不能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问题。“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方针指导之下，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完成经济阶段合乎逻辑的转变，而达到中高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境界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000美元，稳稳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阵营之内。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人均水平来看，也就意味着和其它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类似，要经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其后所说的高速转为中高速、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完成这个阶段的转换，追求以结构优化支撑的质量更高、更可持续的发展。实际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两年的时间段内，年度经济增速比较快地滑落到了8%以下。主观、客观因素综合在一起，继续使中国经济增速相对缓慢地在其后三年中滑到下行7%以下——2016年年度的6.9%。再往后，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速度是6.7%到6.9%很窄区间之内的波动，实际上开始出现L型转换中L型的尾巴拉出来的一个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有12个季度之久了。但是很遗憾，随之而来的贸易战打破了这样一个平台状态，增长速度继续下行，到了2019年全年，落到了6.1%。在疫情发生之后，曲线出现急剧下滑，2020年的第一季度是负6.8%。 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考虑到底怎么认识和应对这种疫情的冲击。我的基本看法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疫情的冲击在中国本土是短期现象，我们在一季度，已经实际上在国内绝大部分区域控制和收敛了疫情的冲击。 从指标来看，中国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的主要构成因素里，1月到2月表现为最主要的经济下行期间。到了3月份，从当月来看，经济下行的量值已经收缩到只有负的0.8%。二季度开始，“前低”转入“后高”非常明显地展开了。4月8号以后武汉解封，武汉和湖北中心疫情的情况，也在明显地好转。 所以，中国本土上现在虽然还不可掉以轻心，要继续防范输入型的疫情和所谓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带来的疫情反弹，但总体来说我们有相当大的把握继续展开经济运行的“后高”。所以，在短期的概念上，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年度概念上，我们会形成2020年中国抗击疫情决定性的成绩，在二季度，很可能会实现复工复产以后中国经济基本恢复正常。 如果处理得好，二季度所带来的同比增长可以把一季度的负6.8%大部分冲掉甚至基本冲掉。到了三季度，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恢复到6%或者比6%以上高一点的区间——因为我们有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中国经济的表现，很可能今年全年就能达到3%以上的增长速度。考虑到特别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加上适当提高赤字率等这样一些措施，加上我们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在宽松方面的定向降准，可能出手的降息等等，以这些措施的组合，我们今年年度的增长速度可能比3%还要再高一点。 今年两会上虽然没有明确地给出经济增长速度的引导性目标，因为外部的不确定性太大。但是另外一个指标，今年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要达到900万个。从我们自己本土的经验来看，与此匹配的经济增速的支撑，应该是在4%或者是4%稍出头。这就隐含着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经济今年前低后高之后，有可能给全球提供一个大的经济体抗击疫情以后恢复增长表现最好的案例。当然这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继续努力才能达到。 在这样一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讨论怎么样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和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前面已经强调了中国发展可观的成长性、韧性和潜力空间，以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后阶段。虽然还有种种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使我们有基本的信心，经济增长前低转入后高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会有更多的亮点表现出来。 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话，我们现在需要在中国的宏、微观两个层次上作努力扩大内需，打造新的动能。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类似有效制度供给、制度创新，进一步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扩大内需是要使中国从短期到中长期立足于国内市场，并继续拥抱全球化，追求中长期由世界工厂升级为中国升级版的“智慧创造”的“中国智造”状态。 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一个中间水平地位向上的提升。实现这样一个整个中国经济的成长，需要进一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我们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 微观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怎么样使企业焕发活力。我们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现在多轮复制，并已经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推广到在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还要打造海南这个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等。这种推进过程中间，我们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念表述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让企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所有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而政府方面就必须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责任清单，要有实现责任约束的问责制，有政府行为全面的绩效考核。这是非常好的理念。再加上我们非常之时有非常之策，可以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 新的动力机制，就是在供给侧的各个要素中间，形成优化组合。我国虽然从劳动力来看，成本在抬高（其实这也是人民群众收入提高的一个必然表现）；也有综合开发成本的提高，即中国国土开发的综合成本，不动产形成中的综合成本，也合乎逻辑地在抬高；另外资本的边际收益在常规情况下递减。但这些下行因素，要得到技术创新的对冲，所谓“科技第一生产力”是乘数和放大效应，对冲这些传统要素支撑力下行的影响之后，能够使中国有一个中高速、更高质量的升级发展。而科技创新的实现，一定离不开中国制度创新，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这是我们已经认清的必然选择。在改革的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中不断体现出来。 当下“六稳”、“六保”和各种措施合在一起，货币政策需更为灵活，实际上是以适度宽松和财政政策的三箭齐发（包括特别国债的非常之策，地方专项债有规模地来实施有效投融资）合在一起，给经济升温。这样综合的效应，会使中国在现代化推进的轨道上面，更好地化解各种矛盾因素，实现“六保”、“六稳”基础之上，推进我们行稳致远的进一步的升级版现代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全面小康之后，我们还要有15年的时间达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按我作为研究者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经受一次历史性的考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我愿特别强调一下，制度创新要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更多注意力应紧紧抓住新技术革命中“新经济”的成长上，也就是当下所强调的为新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又结合着新型城镇化，又结合着交通水利等传统重点基础设的“两新一重”施建设，合在一起，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我们中国的数字经济、新经济，前些年已经有了在全球都足以被人称道的长足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形成的一些头部企业，如BAT加上京东、苏宁、美团、顺丰等等，大家印象深刻，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间，它们也非常独特的贡献。 而且在线上、线下结合这方面，其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大家会越来越认同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疫情的冲击倒逼我们一步地把信息化、把信息技术的应用，做到极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企业在疫情压力之下，进一步发展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共享员工、共享场地、共享资源，致力于更高效率的供需对接。我们在一步地打造升级版发展过程中间，新的动能和新基建支撑的新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体系、和整个社会发展融为一体，一定会使中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正视一些自己的短板问题，虽然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很多的亮点，但我们要承认，很多原创的技术、高端和前沿的供给能力，仍然在硅谷、在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我们在总体发展中的短板还相当明显，有学者可以一口气列出几十个中国核心“技术技不如人”方面的短板。那么，我们在追赶和现代化过程中间，应该通过不懈努力，越来越多地消除短板，越来越多地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去接近我们也有原创能力的境界。这是个从短期衔接中长期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在抗击疫情之下，创新新动力、拉动经济增长，一定要以拥抱全球化为前提，以立足于扩大内需的一揽子计划，来实现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发展目标，这也就是我们提高发展质量，以供给侧改革为龙头，进一步打开中国成长潜力空间的现代化进程。让我们在这个发展道路上共同努力！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