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关于中国的“二次入世”和激发新动力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新型开放大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选择”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19.9.10）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刚才听了几位专家发言，我有很多产生共鸣之处，特别是刚才老常说到，总书记讲“开放会越开越大”，这个门将越开越大——我从一个新近的概念来谈谈体会。
前一段时间大家感觉形势严峻、下行压力沉重的时候，讨论中得知黄奇帆同志说，现在我们这个应对之策，要进一步开放，可以理解为“二次入世”，而且他还明确提出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那就是把开放推到极致。关于“二次入世”我是完全赞成的，因为第一次入世的时候，杜润生同志就说，入世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清理文件柜”，那就是以入世来做变法，变法就是创新图强，这就是通过开放，实际上完成一个逼着我们把改革升级这样的“上台阶”的大动作。现在的形势下，应该趁着现在有压力的情况“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可把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理解为可以按照进一步“清理文件柜”的方式二次入世。对“三零”我也完全赞成，听说有商榷意见，而关于“三零”我的理解是不能理解为绝对归零，但它是一个导向——在越开越大地开门进一步全面开放这方面，最极端的是什么？就是中央下决心把海南岛不再局限于什么“国际旅游岛”了，要打造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按照这个自由贸易港区的制度规则来说，那就是最大限度地逼近“三零”。香港叫做“准自由港”，它也不是绝对的“三零”，但你可以理解为它的框架就是已经高度接近“三零”了，海南至少跟它要有一比吧！跟着它来的，现在叫做深圳要冲在最前沿，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先行示范概念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内在逻辑是要香港的规则往深圳这边靠还是深圳的规则往香港这边靠？毗连在一起的区域，它后面叫“粤港澳大湾区”，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和深圳，要把香港拉到自己这边的规则上来，还是你必须义无反顾地把规则往香港那样的相当稳定清晰的保护产权、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去对标？我觉得中央给出这个战略部署，内在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别无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先行示范区，必须是对外对标。这当然就是在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文件柜，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去对接“三零”状态。而且上海这边又升格了，扩大自贸区，而且要在扩大它范围的同时，规则要上台阶，它的导向仍然是在全国内陆自贸区概念里领着头儿向“三零”跟进。它跟海南、跟深圳，可能会表现为梯度推移的态势，得承认他们的区别，但是趋向上仍然是“三零”趋向。现在重现了一开始克强总理要求的上海自贸区“想明白”:不是强调要政策，就是要改革，而且这个改革要可复制——现在全国已经三轮复制，又加上第四轮了，现在算在一起十多个自贸区，其实都是按这个“三零”的导向形成梯队在推进，这个态势是我的理解。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就不要太计较那个表述上的绝对的“三零”。它这个趋向后面，跟着的就是我们这次讨论单元主题说的，要“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清理文件柜，倒逼之中，新的动力从哪儿来？那就是必须通过对标最高标准的、国际上已经有广泛影响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按我们研究了若干年的新供给经济学的说法，术语上可以说，就是“放松供给约束，挖掘供给潜力”，我们要把这些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供给这方面的潜力活力释放出来，就必须自我革命，形成有效制度供给，带出整个供给侧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那么我觉得至少如下这几点是不可忽视的：一开始，自贸区讲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现在落实得怎么样？负面清单就是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后面紧跟着明白了：对政府正好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你能做什么事情？要有全面的事权清单，而且“有权必有责”，基于全面绩效管理要对政府主体做奖惩。这些是前所未有的高标准。那么在微观层次上的制度规范，就是最确切无疑地保护产权，让企业能真正打开它所有的潜力空间去创新发展。这个企业层面放松供给约束，我在内部听到还是相当高层次的领导说，讲得很好，做起来何其难哪！咱们现在如果从上海、深圳理一理，尽可能把这个负面清单尽量再缩小，能不能做得更漂亮一些？迟院长好像抠过上海的负面清单，多少多少条，与全国别的自贸区只少三项，可以说它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冲在前面”的引领作用，希望咱们深圳和海南自贸区，这回在这方面做得更像样些。
还有一条，就是信息还得更便捷更全面。咱们现在实话实说，信息这方面的控制很多已经做得是莫名其妙了，这些事情违背中央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出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找到新动力源的基本指导精神。
最后一条，创新方面，现在基层是动也不能动，一动就挑毛病，一个人干事儿后面六个人、八个人挑毛病，挑出毛病不是说你改革中犯的错误，说你心术不正，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种沉闷局面显然必须冲一冲！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