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王铎对王羲之的品鉴与取法

在早年写给董其昌(1555—1636)的一封信中,王铎(1593—1652)曾说:“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而已。”他认为唐宋以后书家皆自二王发源,故终其一生从未停止对王羲之的学习,几部重要的范本如《兰亭序》《圣教序》以及一半为二王书法的《淳化阁帖》,更是寝处与共。

王铎对于《兰亭序》的仙趣最为倾心。1636年,在一件《兰亭序》临作的跋文中,王铎对于唐代以来的各种摹本与临本进行了一番评论:“《兰亭》褚、薛、虞最胜,得其仙气。皆绢本。颍州玉刻大类褚河南笔趣。赵文敏、米元章皆自家居多,文敏缩小《兰亭》,则其优者也。”“仙气”是他对唐模善本的评价,也是他心目中的《兰亭》真面目。跋文中提到的褚摹本,学界认为可能是米芾临本,也可能是黄绢本。虞摹本曾由董其昌收藏,刻入《戏鸿堂帖》卷三。薛稷本则是一件较自由的临本。颍上本董其昌定为米芾临本,它可能与领字从山本有着渊源。王铎曾拥有一件褚摹《兰亭序》的宋拓本,1645至1646年之交,他在友人李化熙那里见到真迹:“山东五弦李君得善书《兰亭》,纸故墨劳,似数百年物,或以为双钩廓填,予观之曰:其不然乎,斯褚登善之为乎?临昭陵原书,世不易有也。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惟此与颍州为第一腕,所书飞越无心,别有仙趣,若一母之子而孪焉,超定武刻、汴中本而上之。”在这则跋文中,他再一次以“仙”来评价《兰亭》。

(明)王铎行书立轴绢本墨笔 安徽省博物馆藏

即使到了晚年,与友人谈论《兰亭》或是二王,王铎仍津津有味。1650年左右,在写给郭一章的信中,王铎写道:“每遇于姜、开吾与足下,俱不嫌仆潦倒老态,谈《兰亭》,商议江右梨园九宫十三调,于姜咸曰,足佐砗磲琖,开笑口。足下何日共评骘,秤其音律锱铢。”邀请友人一起讨论《兰亭》与当日流行的昆曲。而王铎作书,也始终以二王作为参照,不断检点自己的不足,在1647年《临阁帖》册“拟汉张芝帖”标题下,王铎写道:“古人学书,池水毕兹,其劼力亦云劬矣。予此道亦四十年,尚未兹乎汪池,可知书法一难事也。……吾家逸少有迹有室,渊深窥之未能臻,展册以觌,奥窔如何。假如再懃恁三十载,遂能汪乎染翰而升其堂也,然欤?不欤?”书虽小道,殊非易事,王铎相信再济以三十年的勤学,或可升羲之之堂。

在诗作中,王铎常常提起自己对《兰亭序》的临写,如《六月六日便热,为画江上销夏小障子》云:“稧帖微风闲更写,奇门五垒在何方。”又《投一章兵曹》云:“奁中无别物,稧帖仿遗文。”王铎临《兰亭序》传至今日者,有四件作品:1.为杨金通(蜀亭)《临兰亭序并律诗册》,书于天启乙丑(1625)仲冬十三日。跋文中虽有腕中有鬼之恨,但也透露出他强烈的自信。2.为黄元功(伯谦)《临定武兰亭卷》,书于崇祯辛未(1631)十一月初六日。此作清末为裴景福购得,著录于《壮陶阁书画录》。景福亦字伯谦,故裴氏跋有云:“(此作)孟津老人二百年前为余书者。”此卷曾刻入《玉虹鉴真续帖》第十三卷。3.《临褚遂良兰亭序卷》,崇祯九年(1636)八月书。前题云:“王羲之兰亭前序,褚遂良奉敕摹绢本。”临本与宋拓《褚摹兰亭序》合装,墨拓钤白文印章“王铎之印”与“烟潭渔叟”。4.《临薛绍彭摹兰亭卷》,崇祯十年(1637)夏书,绢本。美国观远山庄藏,为《王文安公临晋唐人书法册》中的一件。在题跋中,王铎感叹道:“余酷爱兰亭本,摹之半生,极力揣摩,瞠乎其后。嗟乎!一艺之难精且如此,况竭力于大著作大经济,更有进于此者乎?”

王铎致郭一章纸本墨笔上海图书馆藏

王铎为黄元功临定武兰亭卷(局部)

《圣教序》是另一王铎最为重视的王书范本。自15岁开始,他就开始“钻精学之”。顺治丁亥(1647)八月,王铎在这件拓本的题跋中写道:“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王铎再次题识,云:“冬十月,倏失此,遍搜床褥匦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沦没汭汜,偶一婢持来睹,出煤炕暗地隙也,喜欲舞讴。天下事嗜一艺犹若此,况仁贤为左右手乎?”善本如故友,失而复得的喜悦情见乎词。在另一本二弟王镛收藏的《圣教序》之后,王铎于顺治丙戌(1646)春二月的一则题之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

王铎见到的善本不止于此。日本三井文库所藏《圣教》宋拓本也有王铎的题跋,写于崇祯庚辰(1640)立冬,其时他正在打算前往南礼部任职。这件拓本为他的友人黄培所藏。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这件拓本后来亦归王铎二弟所有,第一页钤盖着他的收藏印。钱谦益、宋之普、高弘图、戴明说等人所藏《圣教序》佳拓,也都有王铎的题跋。戴明说所藏《圣教序》拓本本为内府收藏,在1644年春天的动乱中流出人间。次年三月一日,王铎题跋云:“焚香静坐,观其开阖、转折变化,归之乎藏,藏之道,为诗、为文、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证道矣。”用一个“藏”字,揭橥了《圣教》佳拓开阖、转折的奥妙。在另一则《圣教序》题跋中,王铎也指出:“羲之书如龙,变化深藏,匪夷可测。”可知含蓄乃是王铎透过《圣教》刻本对王羲之书法不测之妙的总结。对于学书者而言,《圣教》是不可多得的范本,在为钱谦益所藏《圣教序》的题跋中,王铎指出从此帖入手,可想见落墨初意,入王羲之之堂。

(明) 王铎为谢启光临圣教序中堂

王铎临《圣教序》今日可知者有三件:1.为韩琳(景圭)《临圣教序册》,天启五年(1625)八月书。2.为谢启光(苎萝)《临圣教序中堂》,绫本,书于天启丙寅(1626)闰六月。3.《临圣教序》扇,金笺本,书于顺治己丑(1649)八月。

《圣教序》立于咸亨三年(672),由沙门怀仁集王书而成,历来被视为经典范本。除《圣教序》之外,王铎对于其他集王字碑也相当留意。如顺治庚寅(1650)九月初一日为程淓临《集王荐福寺碑》;崇祯丁丑(1637)临《集王大圣寺碑》,此碑历来未见他人临学。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非直接临摹集王字碑,却声称运用了集字碑中的字样。如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月为袁恺所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题跋中称“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在另一件癸酉(1633)九月夜为袁枢所书《五言律诗八首册》的跋尾,王铎也明言用《圣教》《兴福》与《绛州夫子碑》三碑之法。

(明)王铎为程淓临集王荐福寺碑

纸本墨笔辽宁省博物馆藏

对于王羲之书法,王铎的学习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据刘荣嗣《题王太史书卷》记载:“丙寅(1626)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 未刻《 圣教帖》也。’余留案头月余,从容晤对,盖神与法相御而行,规矩周折中奔轶之气不减,益信名公事业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阴背水,武穆野战,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刘荣嗣为王铎精深的学古功力所折服,故称其“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而将己作比为“未刻《圣教帖》”,正可视为王铎的自我预期。钱谦益在为王铎志墓时,也曾赞扬他的书学之功:“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在这里,无论是刘荣嗣,还是钱谦益,他们所描述的不过是一种修辞。事实上,王铎的《兰亭序》临作根本谈不上不失毫发,不仅牵丝引带甚少,有强烈的楷书化的倾向,即使是文字字样亦有所改动。前举王铎临习王羲之《兰亭》《圣教》,大多遵照原作大小,但还是可以见出与范本显著的差异。一方面,在王铎看来,《兰亭》与篆隶的关系,正如米芾与董源以上山水画的关系,1649年冬,在为傅叔甘所作《夏景山水图》的跋文中,王铎说:“董源根矩荆关,米家加以散逸,变北宋严密繁重之法,篆隶衍为《兰亭》,亦犹是也。”《兰亭》与篆籀的关系,有如二米与荆关董巨的关系,一散逸一严密。具体到书法而言,王羲之是俗字的推行者,但王铎认为晚明时期字法将亡,必须鼓吹正体,所以他所临摹的《兰亭》,将不少他所认为的俗字一一改正.如“暎”改“映”、“稧”改“禊”、“嵗”改“嵗”、“弦”改“絃”、“由”改“繇”等,避讳字“攬”亦改“覽”。另一方面,王铎学书反对亦步亦趋。《论书札》有云:“书太拟议,便少《兰亭》羽化登仙之意趣,不模拟又易离畔准绳。若棋子,操之纵之,不即不离,若有意又若无意,鹤之在空虚,鱼之在水中,一也。操纵即虚实也。以熟为主,熟之数万遍,不求合自合。”主张临帖在有意无意之间,亦即在操纵中产生虚实,一旦熟中生巧,自可得右军“仙气”。在另一则论述文字中,他再次反对形求,而将“神机”作为目标:“书法皆以羲献为榘,若按形求肖,恐神机不流畅。得其意趣,以神符不以迹。譬诸观马,舍力论德,骊黄之外,非议骥之肥瘠也。”

(明) 王铎论书札纸本墨笔上海图书馆藏

正因为这样的临古观念,米芾成为王铎心目中“解散二王”最成功的典范。王铎有很多机会见到米芾的墨迹,如他曾向李元鼎借观米芾《韩马帖》,在回信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弟昨为米《韩马》墨迹,夜怀不能寐,天明即繇泥泞访年兄,欲一快也。不意年兄今遣苍头持来,谓恐为燕石,弟展观方二行,辄欣喜欢爱,若对海岳,亲见其运腕走毫也。”在米芾《吴江舟中诗》的跋文中,王铎曾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在临《英光堂帖》册跋中又说:“海岳根矩二王,顿挫变化自成一家,宋一代独迈者,世鲜能深知本乎晋也。”跋《天衣禅师碑》又云:“书如飞仙御风,于晋有功,得《兰亭》《圣教》天趣,迈宋一代。……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蜨,玩之令人醉心如此。”米芾的成功在于他既能以二王植根,却又不随其脚踵,而正在“不规规摹拟”中,他获得了王羲之书法的“天趣”。

王铎倾心于米芾的另一原因,是王羲之没有大字作品传世,而米芾却有不少“橘形大字”可供借鉴。崇祯癸未(1643)秋天,王铎寓居辉县时,就在友人郭世栋家中看到米芾大字行书手卷《吴江舟中诗》墨迹。入清以后,他也能从朋友那里借观一些大字刻帖,如《致戴明说札》云:“闻足下得《绍兴帖》米黻橘形大字,足下刻下检发仆,取床头酒咀味观之。”需索迫切,似乎刻不容缓。

(明)王铎米芾《吴江舟中诗》跋文

〔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 王铎临米芾英光堂帖册

纸本墨笔 〔日〕藤井有邻馆藏

王铎虽力学王羲之,但大字创作中,米芾的示范作用似乎更为重要。我们注意到,王铎从未放大临写《兰亭》。《圣教序》放大临写的作品,今天可见的只有前文提到的1625年闰六月一轴,这件临作除字的形态略有收放之外,主要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调节行气。王羲之行书行列齐整,放大之后,在视觉上缺乏紧张感,而视觉性却是立轴观看中的核心旨趣。也许觉得并不成功,总之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王铎再也没有将《兰亭》《圣教》放大临写的尝试。

近代学者王潜刚曾说王铎书法熟于二王,深于《阁帖》,又深于《圣教序》。但他也强调王铎中年以后乃以米芾为本,“而会通古今,极力变化,自成一家。”揭示了二王之外,米芾对于王铎的重要意义。弘光乙酉(1645)二月,黄祜跋王铎临《兰亭序》也指出:“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室也。”除了不少临摹米芾的行书册,王铎还多次放大临写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书法,如顺治庚寅(1650)六月所临米芾《昨日帖》,临米芾《赞谢安帖》,临米芾《跋、赞欧阳询帖》,为袁枢临米友仁《蒙勤帖》等。

米芾字势的奇险,对于王铎高卷大轴的创作启发甚多。崇祯庚辰(1640)九月为刘光旸米芾作品鉴定时,王铎曾经说:“元章书气雄度旷,其佳处若拠泰山,观沧海,涛光漭荡,眼界一拓。”1649年跋米芾帖又说:“米书古雅超迈,不受榘缚。”正是对米字恢廓气度与自由挥洒的肯定。与王羲之相比,米芾的行书跳荡腾挪,欹侧爽利,更具有视觉上的变动感与刺激感,尤其在一件立轴作品中,取势的不断变动往往能够制造更为激烈、紧张的视觉效果。即使是临写其他书家的行书作品时,王铎也总是或多或少将米芾的行书风格植入其中。比如并不起眼的王筠《至节帖》,经过王铎的改造,成了类似米芾的行书,显得神采焕发。

字径的展大,除结构的变动之外,也要求着相对沉着厚重的点画形态与之相适应。小行书中点画的跳荡、起笔与收笔的锋芒,在大件作品中都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造。在小字展大的过程中,王铎从颜真卿那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对于颜体楷书,王铎并不陌生,他的一些大楷作品体势皆在颜柳之间。他曾经在商丘观城外颜真卿《八关斋八面碑》,又于句容茅山观颜真卿《李玄靖碑》。对于颜氏行书名作如《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则更为倾心。1634年,他曾为宋权所藏《争座位帖》三次作跋,称之为“书家龙象”,并说:“如龙戏海,出没变化,莫知所至,观止矣。二王、颜清臣皆升堂入室,后无继者,宇宙内不可易得也。”1636年,王铎任职南京时曾临写《祭侄文稿》,当然这绝非他第一次临写,早在1630年清明,柳寺僧契玄求书,王铎为仿颜真卿《祭侄稿》意书《秋日居拟山园用回文体》,就声称“笔乃羊毫,便仿颜鲁公《祭侄帖》意”。在这里,他以羊毫这样的工具(相对柔软)匹配颜字的厚重宽博,这样的经验或许在早年为陈仁锡所书立轴诗作《内柳》中已经开始积累。除《祭侄稿》可能的影响之外,颜真卿的一些行书尺牍王铎也曾多次临为大轴,如1639年临《刘中使帖》轴,1645年、1647年临《鹿脯帖》《一行帖》等。

(明)王铎为宋权所藏《争座位帖》作跋

〔日〕藤井有邻馆藏

(明)王铎临祭侄文稿纸本墨笔〔美〕观远山庄藏

至于草书与行草的小字拓大,王铎还深受张芝、王献 之与唐名家的影响。顺治丙戌(1646)三月王铎行草《杜甫诗卷》题跋云:“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在另一件草书《杜甫诗卷》的题跋中,他再一次声称:“吾学献之、伯英、诚悬,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诼矣。”这两件大卷的创作,王铎丝毫没有提到他对王羲之的学习,或许并非一时的疏忽。王羲之的草书极少大段落的连绵,而张芝、王献之“一笔书”却能帮助王铎提升书作的气势;柳公权、虞世南非行非草的作品,则启发了王铎对大轴篇章的虚实处理,行草字体的变换,使王铎的书作获得了独特的节奏变化。

本文从论述王铎对王羲之《兰亭序》与集王《圣教序》的品鉴与临摹入手,指出他小卷册临摹从未如钱谦益所说的“如灯取影”,不仅字形有相当程度的楷化,而且对范本的字样有所改动。王铎认为《兰亭》的仙气,需要不即不离、若有意若无意才能获得,而王羲之即使字有姿态,但篆籀之学阙如,因此需要用篆籀古体对其字样加以改造,从而去俗从正。在后代书家中,王铎认为米芾取法《兰亭》最为成功,不仅解散二王,亦且气象闳阔,米芾的实践方式及其书作恰恰成为王铎小字展大最重要的启示。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颜真卿的行书,张芝、王献之的草书,虞世南、柳公权的行草对于王铎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唯独王羲之,却是缺席的。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史系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史、尺牍文献。

撰文|薛龙春    編輯 | 象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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