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编织津门的胡同 | 记录故乡（2）·天津市小刘庄

“记录故乡”征文大赛参赛作品——今天刊发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家乡天津市小刘庄近几十年变迁的描述。作者通过对家乡从农业村庄进化到工业城镇社区、大杂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到危房改造后的上楼居住等的描述，展现了一个小胡同发展、消失的过程。在一座座高楼被建起的同时，那些发生在城市大杂院里的故事，最后只能变成回忆。

记忆里编织津门的胡同

文|钱寅

在我的脑海里，家乡只是一条胡同。

我想华北平原的城市应该差不多，最初都是靠胡同编织起来的。天津也不例外。我出生的那条胡同叫吉祥北里，在一个叫做小刘庄的地方。据说本地是过去有个士绅叫刘宝芝，因此得名为小刘庄。有史可考的，是当地在明代就已经聚集成为村落，由于坐落在海河边，随着河运发展，逐渐演变为水旱码头。早些时候，小刘庄的青萝卜誉满津门，甚至远销日本和东南亚。野史记载称，明代严嵩的儿子为了让自己的姬妾吃到新鲜的荔枝，便将荔枝树连根带叶一起北运，船进入海河后停在小刘庄码头，再将荔枝土倒在河湾上，久之，在荔枝土里长出的青萝卜就香脆清甜。

清末以来的开埠通商，使天津早早开启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1917年，裕元纱厂在小刘庄设立。周围的农民渐渐流向工厂，农业经济一点点地被工业经济取代，曾经以农业为主导的社区也逐渐转换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社区。史料记载，工厂设立之后，围绕工厂逐渐出现了脚行、理发店、照相馆、说书馆、茶楼、杂货铺、粮店、饭馆、鱼市、金银首饰店、当铺等行业，并且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刘庄大街，裕厚里、厚德里、恩德里等里巷也相继建成。今天，通过孙犁先生的笔触，我们还能知道当时的刘庄大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写着“刘庄大街”，字是本地书法家李学曾的墨宝。

围绕工厂居住的，自然多以工厂的职工为主。可以见得，在20世纪上半叶，这里已经形成了业缘社区。大约在1936年，裕元纱厂被日本人吞并，随即开始了扩建，职工人数和业缘社区也随之扩大。共产党的群工运动也逐渐深入到小刘庄居住区内，当时彭真、邓颖超等先辈，都曾在小刘庄开展革命活动。我生活在这里的时候，小刘庄仍然还是一片业缘社区。发生改变的是，裕元纱厂变成了国营的棉纺二厂。这里生活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棉纺二厂的职工。同样改变的是，一度象征本地繁华的牌坊被推倒了。从农业村庄进化到工业城镇社区，这是家乡第一次变迁。我没有赶上这次变迁，但赶上了另一次。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看到过刘庄大街上的粮店、煤场、副食品店、杂货店等，现在这样的店铺早已不存在于这座城市中。旧时的家在一个二层楼的小院里，摇摇晃晃的木门后边是一个中式天井，围着天井的一边是单层的平房，另外三面被小二楼围成。这样的院子是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我的家在上到二楼后的第一户，二楼依次还有三户。这间房子是妈妈单位供给的，属于公产房。邻近的几条胡同，有很多这样的公产房。这里很多居民不仅是邻居，也是在同一工厂上班的同事。我的父母都不在棉纺二厂上班，但我经常看到成群的棉纺二厂职工一起走过刘庄大街，走进厂区。棉纺二厂大门上的红五角星，我依然记忆深刻。

像我们这样拥有小楼的院落在旧胡同里还是少见的，我想在过去它可能是戏楼、书场之类的地方。在一片平房的包围中，此处已经是当地的高层了。我记得我养过一只珍珠鸟，某天突然飞走了。我趴在窗口，清楚地看到它落在了哪间房屋的檐脊上。与之相仿，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邻居家的生活。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人们似乎没有什么隐私。谁家熬鱼，谁家炖肉，味道会飘满全院；谁家吵架，谁家生病，消息也会传遍各家。没有隐私的生活自然不符合现代的伦理要求，但却符合中国的人情味。

我的童年是在八、九十年代度过的，那时的玩具并不智能聪颖，因此大杂院的邻居就是最好的玩伴和朋友。有一个深夜，我突然高烧，痛苦地呻吟声惊醒了母亲，也惊醒了邻居大叔。当时爸爸在单位值班，漆黑的夜里年轻的母亲要把我送去医院困难可想而知，此时就多亏了邻居大叔的主动帮忙。我的父母是双职工，年幼的我常被放在奶奶或姥姥家照看，但总还会有自己单独在家的时候。这时需要的就是人情味，而不需要隐私。隔壁的王奶奶会时不时地过来看一下我的情况，该吃饭时会帮我料理。一旦有陌生人进入小院，邻居便都警觉起来，担心我会出现什么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在这样的小院里，一个年幼的儿童独自在家，危险系数是很低的。每当看到如今新闻中报道的儿童丢失事件，我就常常感慨如果中国的社会少一些隐私，多一些人情味，这种悲剧会不会能够少一些呢？当然人情味并不局限于大人对儿童，大人之间也是这样。年轻的父母有时会吵架，邻居会及时出现劝阻，如此家庭就很少能因为琐事而破裂。对比于当前离婚率节节高升的现实，或许多一些善意的干预，有助于家庭和谐吧。

夏天这里的居民最喜欢在街边乘凉，周围所有的小孩都聚集起来。大人们从家里拿出一领席子，铺在路边，手中扇着蒲扇聊着天。这一刻没有高低贫贱的区别，大家都很惬意。那时的空气也很好，那时马路上的车也很少。这种接近于乡下的乘凉景象，在当下的城市里很难再见到，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乘凉，孩子们玩得开心，大人们也毫无顾忌。这别是一种祥和。

小刘庄就在海河边上，河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童年的我们在海河边游戏，有时钓鱼，有时捞小虾，有时捉蜻蜓，有时捕知了，有时也会下河游泳。工业化曾使海河的水变得很脏，但但至少空气还是要干净很多的。当时我们玩的这些东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太文明，不太环保。可是我总是觉得，我们比现在那些连夜间飞舞的萤火虫都没见过的孩子要幸福很多。现在海河两岸要漂亮很多，不仅海河水变清澈了，就连破旧的海河公园也已经改造的更加文艺，更加宜人。

小学一年级，我是在胡同旁边的学校读的。那所小学很简单，两排平房夹住一片空地，就是当时的刘庄小学了。据说这所学校前身是解放前天津地委的李培良、卢绍亭创办的平民学校。平房之间的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操场很简陋，没有篮球架，没有单双杠，甚至没有跑道，跑步的时候需要老师用白粉当场划出跑道来。我们就是在这块简陋的操场上学会了做操，学会了打兵乓球，课余我们在此嬉戏玩耍。与现在现代化的学校相比，当时的小学实在是太简陋了。

危房改造前的刘庄大街胡同

随着城市的发展，天津进入了危改的节奏。小刘庄这片平房区，自然在市政府的规划范围之内。我们家是第一批拆迁户，随后搬入了楼房居住。告别了大杂院的群居生活，过起了一门一户的单独生活。小刘庄分批拆除后，原址上建成了“龙都海河邨”小区。虽然新小区更加漂亮文明，但曾经的平房再也见不到了，我也再也回不去记忆中的家乡，也回不去童年的海河。

不能否认，危房改造是造福市民的工程，暗中也在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裕元纱厂为前身的棉纺二厂随国企改革废弃了，小刘庄的业缘社区也在危改的尘雾中消失了。业缘社区被打乱，重新洗牌成为地缘社区，邻里之间除了住的近之外，就再没有其他联系了。我想可能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隐私被更加重视，人情味渐渐退去。随着居住建筑形式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潜移默化的发展变化。邻里间逐渐消失了信任。无论白天黑夜，每家每户的防盗门都紧紧关闭着，就连窗户也逐渐安上了防盗窗。邻里之间不过见面之际的“点头之交”，隐私被注重，人情味就淡化了。

随着平房一片片的消失，大杂院与胡同成为博物馆的陈列模型，整个城市也在发生着变化。曾经有人说，北方的城市就像一个大规模的农村，这里的人远没有南方城镇居民那般精明理性。然而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城市化加速推进，这里的城市不断向“现代化”靠拢。初期，胡同是这座城市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基础之后，这座城市“脱胎换骨”。光怪陆离的高层建筑，将曾有的人情味一条条割离。城市中人与人的不信任日趋凸显，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热点问题。然而，我们目前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许只有在城市的发展中随着硬件的更新而解决吧。

当夕阳下再也没有炊烟倒挂的景象，当晨曦中再也没有邻里互相问早的声音，当隐私和“安全”被奉若神明，我知道日趋理性的城市人，再也难以找到曾有的人情味，再也难以找到真正的安全。当我们找不到这些曾有的东西，我知道曾经那个故乡就再也无法回去。

（作者简介：钱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