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发现黄帝与夏启建国的地理标志荆山，中华文明五千年得以确立
（作者：赵辉）探寻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程，树立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文明史，不仅是当代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使命，更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建立未来世界新格局，以中华文化影响世界文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历史任务。
中国作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传承不断的人类文明，虽然其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证据确凿，但其具体发展历程却因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而受到国内与世界部分学者的质疑或否定，为辉煌悠久的中华文明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通过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实证并确立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中华上古文明史，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古史辩派，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华上古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疑古派古史辩观点的产生，开启了以现代考古学求证中华文明史的历史文化研究。
在“疑古辨伪”为特征古史辩影响下产生的中国考古学，试图以独立的古代地下遗址发现这些古代物质文化遗产为立足点，破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一百年的考古学发展其研究结果却并不乐观。可以说，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辩和以地下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中国考古学，各有其历史学术价值又有其天然缺陷，都无法独立完成建立确立中国典籍记载中的中华文明史。只有各取所长，发挥古史辩“疑古辨伪”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的真与伪，以考古学发现的中华文明遗址加以证实，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难题。
二千年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鸿篇巨著《史记》，完整记录了中华上古历史，也是古史辩派的主要研究对象。辨别《史记》记载中的真与伪，或者区分《史记》记载中产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记载的地理误区，才是我们中华文明史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早产生于何地？在何处形成诞生、发展成熟传播于全中华地区，成为全球华人的文化特征，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虽然有考古学家许宏教授《最早的中国》一书的出现，但其存在的基础是以最早3700年历史的二里头遗址所表现的中原政治中心的形成为研究对象，无法诠释中华文明诞生的原生态，也无法复原《史记》及其他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而以二里头考古遗址为研究对象形成的各类“地方支援中原”“学术臣服利益”学术理论体系，如“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满天星斗说”（苏秉琦），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等等，根本无法诠释五千年中华文明形成的原生性、独特性与传承性。
对于中华上古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论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覈词简，是称实录。”
对于《史记》所载中华文明历程的真实性，我们大可不必怀疑。但要读懂《史记》所录中华历史，“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我们后人只需辨别其中所隐含的重要历史信息，解读出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轨迹自然重现天日。
相较于偶然性发现发掘的考古文化遗址，解读出中国文献典籍中隐含的中华文明诞生的具体地理信息更为重要。“夏之兴也以涂山”文献的真实性，是中国历史研究学者的共识，地理坐标“涂山”是我们破解夏王朝夏文化历史的关键所在。笔者关于夏王朝的建立与淮河“涂山”的论述已有数篇，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夏王朝夏文化产生于淮河涂山地区的密切关联。那么，继续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夏王朝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与淮河有关联吗？答案是肯定的。
司马迁在实录《史记》时重申“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江淮地区是司马迁探访黄帝、尧、舜、禹故迹的重点地区，二十岁起即首先游历江淮，探寻远古历史。对于尧舜禹之前的黄帝历史，司马迁坦言“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即便如此，司马迁所记《史记》还是隐含了关于黄帝活动历史的地理位置。
荆山，是一座屹立在淮河西岸，与“夏之兴也以涂山”的涂山隔淮相望的山脉，地处广大华北平原的南端，也是富饶平坦的淮北平原的南部标志。当地地方志记载“启，禹之子也。旧志云：启居荆山下，后代立庙以祀之”，并在荆山之巅建立“有夏帝启之庙”祭祀至抗日战争时期，与隔淮相望的涂山之巅的“有夏皇祖之庙”大禹庙，共同成为夏王朝“有夏”在中华历史存在的地理标志。
荆山，不仅是夏王朝夏启的出生地、居住地，在《史记》中关于黄帝活动地理为数极少的记载中同样有着确凿记述，《史记·封禅书》与《史记·孝武本纪》两处同样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及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实录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由此可见，黄帝建立“有熊”王国，大禹夏启建立“有夏”王国，铸造宝鼎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礼仪标志。而这两件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标志事件都与淮河荆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大禹治水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事件，《史记·夏本纪》中对大禹治水于荆山同样有着具体记载“道九山：汧及岐至荆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虽然，大禹治水的具体地理位置，通过《史记》中并无法确认，但其记载的大别山、桐柏山、荆山是淮河流域至今沿用的山名，所隐含的中华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所不可忽视的地理坐标。河流可以改变，人可以流动，政权可以变迁，而屹立的大山是永恒不变的标志，这些才是我们追寻中华远古历史文化所依赖的地理坐标。
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同时实录“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让我们清楚远古天下名山有八个，三个位于后世所谓的蛮夷地区，具体是哪三个名山位于蛮夷地区，司马迁没有交代，这也是笔者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分立淮河东西两岸的涂山、荆山，正是位于即可称为南方蛮地，也可称为东方夷地的中国东南地区。对于东周和西汉的史官和现代中国北方的历史学者，你可以区分淮河涂山与荆山是属于蛮地还是属于夷地呢？只能以“蛮夷”来模糊称谓之。显然，《史记》记载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荆山，只能是位于蛮夷地区的淮河荆山，而不会是“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
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沿线以及淮河中游两岸的涂山与荆山，是南方人眼中的北方中原地区，也是北方人眼中的南蛮地区，西方人眼中的东夷地区。在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中，淮河涂山荆山地区，分别为中原的宋国、南蛮的楚国、东南东夷的吴国越国所拥有的领土。因此，在五千年的不同历史时期，淮河涂山、荆山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与称谓，中国地区与蛮夷地区、淮夷地区都可名正言顺加之于身。
综上所述，探寻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启居荆山下” “夏之兴也以涂山” “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按名胜志谓，淮水初从荆山西麓迂回入涡，禹疏二山水乃安流”“断梅谷在荆涂二山间，或曰二山本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乃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山之间有断梅谷，滨淮为胜。”等等的真实性历史性。通过对这些中国文献典籍史料的辩伪存真，无不向我们后人展现以黄帝世系为代表的夏启之父禹，“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在淮河涂山荆山地区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