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嵇康故里

二十五史之《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祖）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县）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嵇康生活的时代为“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上也有记载。三国时魏地谯郡（今安徽亳州）辖有铚县，治今之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南北朝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铚县改置为临涣郡（郡界临涣水【今浍水】），铚县开始使用“临涣”的称谓。但作为本地的文史工作者、考古工作者，虽有言之凿凿的史料为佐，却从未听说过“嵇山”在何处？更别说找到嵇康故里，难道“嵇山”偌大一个地方，从铚县蒸发了吗？

春秋时的古铚邑，秦朝置铚县，南北朝时改为临涣县，元代的至元年间（公元1265年）废除临涣县，地入宿州；直到解放后1950年，新中国才又重置了濉溪县。其间，县域的区划发生了多次变更，历史也在变更与中断中发生了扭曲和遗失。整理方志、重续中断685年的历史，寻找嵇康故里、以正本清源，也就成了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一、典籍考古中觅蛛丝马迹

嵇康的父亲嵇昭，史载曾任御史台（相当于现今的国家监察部）的“治书侍御史”官职；嵇康兄嵇喜，“有当世才”，历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职；嵇康，官至六百石的“中散大夫”，是个京官闲差，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被魏宗室曹氏选为长乐亭公主婿，后居山阳（今河南修武），以锻铁为生；嵇康的儿子嵇绍，在嵇康辞世后由山涛栽培，官至侍中。从可查的文献来看，嵇康家族至少已有上下三代，离开铚县的嵇山为官了。而史上一直把他记为“谯郡铚人”，可知其祖上必是在铚县嵇山居住过数代的，否则就成了“会稽上虞人”了。

其父嵇昭的名气不大。记载其家为铚县嵇山人，当是因嵇康而留名青史的；又据《嵇氏谱》：其父嵇昭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又据《晋书.嵇康传》，“（嵇）康早孤”；综观以上三点，我认为嵇康的出生地应是在铚县嵇山。嵇康生于魏文帝曹丕称帝的第四年（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其父嵇昭正在“督军粮的治书侍御史”任上。黄初四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刚刚形成，魏蜀吴混战未休，其父督军粮，随军转战，居无定所。“早孤”，说明其父辞世又早，童年的嵇康只能在苞水边、嵇山下，随祖辈成长；是苞、涣的水土养育了嵇康，是古睢水的文明和乡俗赋予了他“人之初”的秉性。

现称有“嵇康故里”的地方，有安徽的宿州市、蒙城县、涡阳县、濉溪县，河南省的永城市。关于嵇康故里的记载，典籍考古中钩沉出的史料有：《水经注。淮水》“涣水又东，苞水注之。水出谯城（今亳州市）北自汀陂，陂水东流，迳酂县南，又东，迳郸县故城南。汉景帝中元年，封‘周应’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单城也。音多。又东迳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会稽人也。先人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为姓，盖志本也。《嵇氏谱》曰：谯有嵇山，家于其侧，遂以为氏。县，魏‘黄初’中，文帝以酂、城父、山桑、铚置谯郡，故隶谯焉。苞水又东流入涣。”由此段可见：嵇山在郸城以下，临涣以上的苞河边；进一步缩小了范围。

《隋书。地理下》临涣郡 “临涣后魏置临涣郡，又别置丹城县。东魏析置白椫县，后齐郡废。开皇元年丹城省，大业初白椫又省，并入焉。有嵇山、龙冈。

《元和郡县图志》临涣县：“嵇山，在县西三十里，晋嵇康家于铚嵇山之下，因改姓嵇氏。”

《太平环宇纪》宿州 临涣县：“嵇山，在县西北三十五里。《晋书》“铚县有嵇山，嵇康本姓奚，会稽人，迁于铚，家于嵇山之侧，逐氏焉。嵇康墓，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嵇山东一里。嵇康仕晋，至中散大夫。”

上述四本文献成书较早，一般来说，可信度较高，它们所提供的主要线索是：1、嵇康故里在譙郡铚县的嵇山，不是其它地方的嵇山；2、嵇山的方位与苞水的流经路线有联系；3、嵇山在临涣故城（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西北三十里或三十五里；4、嵇康墓在嵇山东一里。

依据以上文献，在寻找嵇山时，以临涣故城为中心，趋西北方向35里找到与苞水的交汇点，此点为安徽省涡阳县的神桥村范围内。然而现场查勘，除田野、村落、河流外，难觅“山”的踪迹，最终一无所获。典籍记载已然如此详尽，嵇山与嵇康墓却难觅踪迹。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00九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实地查勘阶段，安徽省濉溪县文物管理所的普查队，在对隋唐大运河沿线进行文物普查实勘时，在隋唐大运河濉溪段、柳孜遗址西北的濉溪县铁佛镇道口行政村朱庄自然村，发现了一块由汉代画像石铣平后改刻的残碑（见照片一、二、三），该残碑现藏于安徽淮北市的“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中。上半段缺（斜断），左高右低，残碑上残存三行纵列文字：右“……保定驿六里”、中“……州新兴驿廿四里”、左“……大嵇康墓南去河卅五里”。

对这段残碑上的三段文字进行分析后可知：1、根据发现此碑刻的地点推算，西趋六里为现今铁佛镇，东趋六里为今柳孜遗址，都有可能是当年设立“保定驿站”的地方。2、沿隋唐大运河故道西去二十四里无集镇村落，而东去二十四里为古村落“茶庵”，当年可能设有“新兴驿站”。3、嵇康墓的方位大致为、由隋唐大运河此点向南卅五里。这行文字对寻找嵇康墓以及嵇山十分重要。因为，隋唐大运河自隋代开通以后，其北堤就修成了“御道”，运河和御道同是隋唐宋时期的中国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在这一要道上设置的路碑标识，显属官路标识，残碑保存了原始状况，属田野考古中发现的运河文化遗存，可靠性强。原仅凭《水经注》与《太平环宇记》的记载，与现苞水走向，按临涣“故城西北三十五里”的线索，实地查勘无果。现据此碑，又从正北方向提供了一个坐标点。根据从隋唐大运河边、朱庄残碑的坐标点向南延伸卅五里，和从临涣故城向西北延伸三十里和卅五里，又确定了两个交汇点，处于濉溪县与涡阳县交界处的濉溪县铁佛镇大王庄行政村境内。但据我们以往掌握的情况，这一带亦未听说过有“山”，只有南距此地五公里有石弓山和郭土山。根据我们以往查找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地名的经验，以上两文献，著者都比较严谨，曲曲卅五里，误差不致达到十里，因此，石弓山和郭土山是可以排除的。

于是笔者只能带着疑惑，赴大王庄现场，试图寻找最后的线索。时值年末岁尾，朔风凛冽，我们驱车直奔边界。在近午时才到达大王庄。放眼望去，一马平川，连个突兀的“骨堆”都没有见到。在走访了几位村民后，了解到由此处南去二里，有一小山“齐山孜”。乍一听怅然若失，尔后一转念，迷离顿悟。从浙江会稽（绍兴）来的嵇氏先人，是难以分辨“齐山”与“嵇山”的语音区别的。奚姓家族既然是避怨而来，一定会躲开市井繁华地，寻找边野乡村而居。齐山孜的交通闭塞带来的语言不通、文墨不懂，使祖居浙东，原本“齐、稽、奚”不分的嵇康先人，无法与本地村民语言上道个明白，误把“齐山”当“嵇山”。尤其是，奚氏家族只是要将其姓氏中奚姓的“奚”字和祖籍会稽的“稽”字隐喻在山名中。所谓隐喻，也不会太直白，“稽”字亦非“嵇”字也，仍仅是音同；在浙东方言中“齐、嵇”与“稽、奚”都是同音。同样可达到隐喻越语中的“稽、奚”之用意。

三、苞、涣之间的齐山孜。

根据《水经注》与《太平环宇记》的记载，我曾遍查“嵇山”。结果，安徽省只有池州市有一座嵇山，浙江的绍兴有一座嵇山、江苏南京有一座嵇山、湖南的长沙有两座嵇山，均与《水经注》、《太平环宇记》中的苞水、涣水、铚城无关。

在广袤无垠的黄淮平原上，分布有一些低山残丘，淮北市的山主要集中在与徐州市接壤的东北部。而地处淮北市西南部的两省三县交界的苞、涣水之间，则一马平川。这一带屈指可数的有：石弓山、郭土山、柏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嵇山”，也没有听说过有“齐山孜”；难道会是象濉河边上的“石山孜”一样，仅是高出地面几米的露头岩石吗？在老乡所说仅距两里之遥的大王庄，向“山”的方向看去，只见一片村落，而不见山形。为了看个究竟，我们继续驱车来到了坐落在涡阳县石弓镇齐山村后的“齐山孜”边，果然只是一处露头岩石。顺手拍摄了几张齐山孜的照片，以与读者共览（见照片四、五、六）。

齐山孜紧贴涡、濉、永三地的边界。西北可见河南永城市界内，齐山孜北连濉溪县的大片农田。如今的齐山孜已被村民开采石料炸成了“山塘子”，想来过去也不过是与“石山孜”相类的露头岩石。齐山孜的石质较差，纹理结构不直，难以解为板块石料，因而才得以保留此残丘余脉，否则，早已踪迹无觅了。

当百度地图放大到5000：1时，图上终于出现了“齐山孜”的山名，齐山孜居于苞、浍二水的正中间，趋现今的苞河与浍河（古称涣水）各五公里。测量齐山孜与临涣故城的距离，恰好三十里，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完全相符。但与《水经注》中记载的：“苞水又东迳嵇山北”略有差异；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苞、涣水是否经历几次改道？想来势在必然。古来郡、县常以天然河道为界，如将现在濉溪县与涡阳县曲折的边界，设为古代苞水的河道，则正好符合“苞水又东迳嵇山北”的《水经注》叙述。而现今濉、涡边界的齐山孜北侧，也确是一带旷野洼地，透着几分苍凉寂落。若是废河滩被岁月逐渐夷平，也大致是这般摸样，故笔者认为：之所以“嵇山遗失”，亦源于“苞水改道”。

中国有很多同样的地名，部分是古代先民迁徙后，在新居住地继续沿用原居住地的地名。会稽有嵇山，奚氏家族迁到齐山后，将齐山兀自称为嵇山，以致纪念，而齐山孜周边的百姓也依旧沿用着“齐山”的称谓。嵇氏因发达而进城了，“嵇山”也因嵇康的清誉而名扬四海，而灰头土脸的“齐山孜”，却淡定地独处在荒野中，这也可能是嵇山遗失难觅的又一个原因。因方言的发音差异、与苞水的变迁改道，遗失了千年的“嵇山”，终于又浮出了水面，但是它又是怎么从铚（临涣）县，跑到涡阳县的呢？

现今涡阳县的东北一带，两汉时的沛郡（治今淮北市相城）置有郸县（治今涡阳县丹城集），齐山村其地属郸县；三国时魏文帝撤除郸县，地入铚县。南北朝东魏后，曾一度复置，名“丹城县”，齐山一带又归属丹城县管辖；隋开皇三年的郡、县大撤并，郸城县省除，地又入临涣（铚）县；唐宋时期，临涣县脱离了亳州（谯郡）划归宿州，但仍管辖着齐山一带。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卒于北魏公元527年。而恢复郸城县（从铚县划走齐山）是东魏（公元534—550年）。郦道元生前在《水经注》中将嵇山记为铚县地，没有讹错。

而宋太平兴国时期成书的《太平环宇记》，依据宋代的区划属地（齐山一带仍归临涣县），把嵇山记为临涣县城北三十五里，也是它真实记述地名的合理划分办法。据涡阳县志（民国版）：丹城集是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由宿州析入涡阳县的。这与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元代的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临涣县被撤除，连同丹城、齐山一带并入了宿州。直到清同治年间，新设涡阳县，丹城、齐山一带才划给涡阳；一九五0年析宿县西部再建濉溪县（原临涣县），齐山一带仍归涡阳县管辖，没有划回濉溪县。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天地尚且如此，何况区划地名乎？

四、扑朔迷离的嵇康墓

嵇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上善若水、与世无争，俊逸潇洒、伟岸有节；是为“竹林七贤”领袖，是为“清流”楷模；受司马氏集团迫害，刚届不惑之年，便从容就义。临刑前，回肠荡气的琴曲“广陵散”，成为绝唱。他用短暂而磊落无暇的一生，把不可一世的司马氏订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嵇康为古今万众敬仰，咏叹嵇康的诗词歌赋、散文挽联，汗牛充栋。咏吊嵇康的愿望，便使寻找嵇康墓成了文人墨客的关注焦点，网上为嵇康设立了纪念堂，悼念者如云。

嵇康墓之所以一直未被找到的原因很多。由于朝代更替、区划变迁，越语方言都使线索模糊，寻找嵇康墓的关键就是寻找嵇山。有人把安徽涡阳县的 “石弓山”当做“嵇山”，还找了个石洞充嵇康墓，照片挂的网上都是，也承认说“是个空墓”。其实现在的苞水是流经石弓山西侧，但南北走向，与《水经注》“东迳嵇山北”的描述是不符合的。另外，石弓山东距临涣镇26里，北距隋唐大运河40里，分别与《太平环宇记》的记载相差25·7%，与大运河上发现的石碑记载差14.3%，误差率过大。而据以上两个记载所找到的“齐山孜”，则仅差不到一里，误差率不超过3%。“石弓山”虽不算大山，却是地方有名的山，是见诸于方志记载的山，更名换姓是要在地方志上留痕迹的。不象“齐山孜”、“石山孜”这些只在附近村落才称为“山”的名字，地方志书上都查不到。这也是“嵇山”借嵇康之光，虽那么有名，而按史书“索骥”，却找不到它的原因。也是万众瞩目的嵇康墓，一直扑朔迷离的原因所在。

确定了嵇山，嵇康墓也就好排查了。《太平环宇记》：“嵇康墓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嵇山东一里”而且从“环宇记”的这条信息中还可以看出，到宋初，离嵇康辞世已七百多年，嵇康墓的方位还是明确的。那么，嵇康墓不可能不在地表留有痕迹。

但是，在两省三县交界的边野乡村，嵇康墓是否要现在找到？找到了谁又来保护？谁又能保护好？为了让先贤的尸骨能入土为安，我认为现在还是不要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发掘的好，待保护条件成熟后，留给后人发掘吧。不要让宁愿锻铁，不愿在朝为官的嵇康又不得安宁，向曹操的高陵那样，闹的满世界风雨。

古代记述地标的方向感比较笼统，未按360 度去划分。隋唐大运河残碑记载的“南去河卅五里”，其实偏西南方有60度。“嵇山东一里”，绝非正东，从现场观测，如偏北15度以上，应该又进入了濉溪县的边界之内。这恰与隋堤残碑上的“南去河卅五里”的濉溪县铁佛镇的“大王庄”坐标相吻合了。从缅怀先贤、纪念先烈的角度，在边界的地表之上设一享祠，勒碑以志纪念，都未尝不可。这仅是后人寄托哀思的方式而已。

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护，最反对开发炒作，远离铜臭，只追求历史的真实。我们应先将嵇康故里的地望“嵇山”和苞水故道，在田野考古中确定下来，以纪念苞、涣之水养育成长的共同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