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辩证法的开创者
东方既白 著
老子的《道德经》是人类历史上除《易经》以外首先提出和运用综合辩证逻辑思维的书籍，在《道德经》上篇关于人类如何综合辩证地看待世间万物关系的言论，比比皆是。比如：
（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十四章）“……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第三十四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等等皆以综合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阐释说明了其所言“有无”之“道”的特性及其对立统一的转化关系。
其中尤以第二十五章和第三十七章的更为综合全面，其不但揭示了“混沌无极”之“道”的综合特性，更独创性地提出了“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的经典论断，为老子在讲述完上篇“道篇”关于“有无”的综合辩证关系后，再转而向下讲述“德篇”关于“有为无为”的综合辩证关系，起到了承上启下，起承转合的作用，且毫无违和感。因此，能否做到“无为而治”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的问题，更需要施治者具备混沌无极，物我两忘，无我无私，道法自然的至高境界。在《道德经》中，老子首次在上篇总结出宇宙事物发展的最高法则是“道法自然”；接着又在下篇重点论述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理想“无为而治”，他在《道德经》中首创性地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概念。
要我们效法“自然”什么呢？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抽象的自然一一”本来如此”。这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不经雕饰的客观事物本身的本质及发展规律，实质上就是“道”。二是具象角度的自然，《道德经》首先告诉我们：人类在自我和社会管理方面，应向天地学习。我们看：天生万物，地载万物。但天地什么时候说，这些都是我催生、我承载的，我要拥有它、支配它？没有。天地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就是说，我生出了万物，却不想去占有它们；我为它们做了许多事，做了也就做了，不恃功自得；事情完成了就完成了，也不去沉溺其中而居功自傲。正因为天地有这样的品德和气度、胸怀，反而没有谁能将其福荫天下的至大功劳夺走，没有人能挑战天地的地位和权威一一”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因此老子在下篇开篇就提出了关于人类“德治”的最高思想准则“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所谓“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说白了就是要求人们在综合理解掌握了上篇关于“有无”的综合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再怎么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的问题，到底如何落实呢？当然还是离不开“道”的综合统领作用，而且这种统合引领作用也贯穿了下篇的始终，于是老子在第四十章又提出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经典论断，这句话的出现让我们对《道德经》关于”道人合一“以及”道生万物，生生不息”闭环路线图“的概念更加的形象直观，同时也具备了在人类社会中实现其核心思想的现实基础。通过以上关于“有无“综合辩证关系的解读，我们很好理解”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那到底该如何正确理解“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呢？
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实就是在讲“物极必反”的具体演进过程，“反者道之动”，说的是“物极必反”发展过程中的总体趋势，“弱者道之用”，说的是“物极必反”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具体方法，什么方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物极”之后怎么“必反”呢？“损有余而补不足”，要么“损有余”，要么“补不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按照世间万物皆遵循波浪式前进过程中的螺旋式上升模型前进发展的路径来看，“补不足”的概率性会更大一些，因此老子才说“弱者道之用”，世间万物都是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支配下不断地自我矫正、自我否定，并一步一步螺旋上升，前进发展的，“物极”是“必反”，但并不是按原路返回，而是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实现了“迭代精进”。
道法自然与螺旋式上升关系图
老子当年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但当时的具体断句方式我们实不可知，那就给我们多了N种断句的可能性，其实以我对古文的研究和所存的“一丢丢”造诣来看，我们宁愿尝试着用这样一种断句方式来解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用今天的白话文解释就是：相反的地方，才是道扬帆起航的方向；弱小的地方，才是道发挥作用的主战场”。他们之间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体”与“用”关系，先有前面的“反者，道之动”，才有后面的“弱者，道之用”，没有前面的“道动”，自然就没有后面的“道用”，因此“反者，道之动”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的“本体”, 是第一性的；“弱者，道之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是道的作用，是从生的，第二性的。说的更直白形象一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情形正如一个人爬楼梯上楼的过程，走完一层，一个方向的楼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要掉头折返更上一层楼，这就是“反者道之动”的大方向、大趋势问题，属于“道”的层级。但大凡天下之学问，万事成败，皆不出道与术这两大范畴。道是思想，是方向，术是方法，是谋略，道术合二为一，才是正道。《系辞》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就是非具体的，抽象的，某种程度上无法准确描述只能意会的“道”。形而下谓之器，“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术”，“术“就是具体的技巧和方法。
老子所言“弱者道之用”就是这个爬楼梯的“术数”方法，即我们到底该如何具体迈步上楼的问题。比如左脚已经迈步上了一个台阶，接下来就是要把已经落后的右脚，也就相对较弱的那只脚抬上来，迈开大步上到更高的一个台阶，超过曾经领先的左脚，如此这样轮换交替，才能保持整个身体的协调平衡和整体上升，进而带动整个身体逐阶上升，否则不但会因身体失衡问题而摔倒，更加严重的是永远达不到那个预订的目标楼层。总之，决定人体最终高度是最下边那只脚的高度，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的是最低那块木板的高度，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努力攻坚的全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和坚持人民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全体人民生命安全的抗役救险，都是循道而行，得道多助的最佳诠释和最完美践行。
你的道决定你走什么路，你的术会让你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拾阶而上”方能“更上一层楼”
纵观风起云涌的国际格局形势，当前西方社会整体的心智水平就如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莽撞冒失而又自以为是，作为经过两千多年文化积淀的我们更像是他们已经心智成熟的家长，既不能割裂对抗，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也不能一味纵容，投其所好，任其自由发展，所要做的就是要耐心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以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合理地引导辅助他们脱离幼稚，走向成熟，这也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真正内涵和当代启示。其实我们一直就是这样想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限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创新和舆论宣传没有协调推进，跟上步伐而已，反而让他们站在狭隘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立场上认为我们居心叵测，别有所图，甚至来个恶人先告状，碰瓷抵赖。这就给我们后面的传统文化创新和哲学思想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不但要好好的做，更要好好地宣传，让他们知其然更其所以然，否则就如全球抗役一样，大家不妨按自己的方法比试比试，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做，但最终大家都要接受天道层面“阴阳太极，顺生逆亡”规律的统一评判结果，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员。
比如在中华文化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自然规律性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诸侯征伐不断，法家思想讲究的是霸权，强国，正好符合诸侯王的要求，于是法家趁势崛起，并助力强秦一统天下。儒家虽振臂疾呼，四处游说亦不得重用，相对较弱，但恰恰是儒家这个时候的弱才孕育积累了“反者道之动”的源动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终于在汉朝董仲舒的推荐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弱者道之用”的应用实践，为什么汉朝开始要杂糅百家之精要而推行儒家呢？就是因为儒家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甚至是极度贫瘠的状况，于是就开始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自我矫正过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不断加强，其他家要么归儒，要么沉寂另寻他路，于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开关再次开启，既然你不让其他家公开发表意见和建议，那就只能在心里独自思索。于是注重内心修行的佛教开始逐渐有了市场，既然不被儒家正统所接纳，就只能默默从内心寻求解脱，魏晋一些很有风骨的名士皆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及至官方也开始公开礼佛尊佛，甚至大肆修建佛像寺院，开凿石窟的时候，信佛之风更堂而皇之，但直至惠能禅师一朝顿悟，才真正开启佛教心经真正融入中华的时代，并在唐朝的时候高调崛起，甚至达到了“佛先于儒”，“佛先于道”的至尊地位。因此“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势需要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的发展不会因某一个事物的强势发展而一路狂奔或者停滞不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融合之道亦是如此。及至宋明程朱理学的出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再次发挥了作用，按现代人熟知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讲，宋明程朱理学终于在儒释道前期强劲发展的“肯定”阶段，进入了继承发展后的自我“否定”阶段，而阳明心学的横空出世，更使佛教心经在中国三教合一的历史发展中达到顶峰，促使儒释道三教合一最终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终极蜕变，成一家之言。因此纵观阳明心学，则兼有儒释道的影子在里面，当然也会包括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在里面，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更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历史体现。
但法家、儒家和佛教虽然都能在某个时期内独当一面，法家和儒家也都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现实社会的实践检验，佛教心学更是在经历了几百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进化后，最终达到了明清时期阳明心学“否定之否定”的终极发展阶段（汉唐时期为佛教发展的“肯定”阶段、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为佛教发展的“否定”阶段），进而使得中国人自古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人”及“心”这一领域有了一种现实实现的可能性，但这种实现仍然需要一种全新的、超宏观的、大视野的文化架构体系进行解读和支撑，即中华文化体系整体发展历程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创新成果。因此就整个文化架构体系来看，他们都还不足以融各家之所长，一统天下，唯道家思想架构体系中“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格局架构可堪此大任，其思想体系具有整体的适合性和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是当前优秀传统文化改良创新、推陈出新最合适的土壤和温床。中华文化的总体发展过程亦到了推陈出新，大一统的关键窗口期，这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然需求和必须过程，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就整个中华文化体系发展的大历史角度看，中华文化在经历了春秋战国及其以前时期的“肯定”发展阶段和汉末至民国时期的“否定”发展阶段后，正好来到了当下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关键突破窗口期，我们怎么样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兼收并蕴各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推成出新，创造出一个不但适合中国整体状况，更适应当前整个国际状况的、新的文化思想架构体系，成为了当前时期最最迫切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使命，而道家文化中“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哲学思想及其完整无缺的宇宙大循环体系正好有这个先天的优势，是最适合的改造重塑对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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