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主义是如何诞生的？
在约翰·登森（John Denson）编辑的《战争的代价》（The Costs of War）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隆伯格（Joseph Stromberg）把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称为美帝国的一次“试运行”。这场战争与国防毫无关系，纯粹是美国政府的一次帝国主义行径。战争的结果是，美政府获得了对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19 世纪后期知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耶鲁大学的威廉·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为此撰写了《西班牙征服美国》这一著名篇章，描述了战争如何让美国发生蜕变，从一个宪政共和国，转化成了一个就像它在战争中击败的老牌帝国西班牙那样的帝国主义强权。
萨姆纳还预言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百年后）今天美国的样子：世界警察——在100多个国家有军事存在，无休止地介入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事务。他在《战争随笔》（War and Other Essays）中写道，
有人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加利福尼亚的安全，我们需要夏威夷。下一步，为了保证菲律宾的安全，我们又该占领什么地方呢？（…）为了“保证”我们所控制的领土的安全（…）我们需要占领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当然，这意味着（…）为了保证在地球上任何一部分的安全，我们必须占领整个地球，荒谬就这样暴露无遗。
对于美西战争作为美帝国主义“试运行”的重要性，斯特隆伯格的分析是敏锐的，但实际上早在30年前，也就是斯特隆伯格所说的美国政府对“内部独立国”（即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真正的“试运行”就已经发生了。这场战争为美帝国主义树立了真正的模板：
把印第安人妖魔化为非人之“野兽”；
不分男女老幼、人畜皆灭的大屠杀；
无条件投降的政策。
事实上，甚至还可以说，阻止南方邦联独立的战争，本身就是对大平原印第安人25年战争的“试运行”。
谢尔曼的灭绝战
阻止南方邦联独立的战争一结束，联邦政府就开始对大平原印第安人发动新的战争。1865年7月27日，也就是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月，威廉·谢尔曼将军（General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便被任命为密苏里军区（当时美国五个军区之一）的指挥官。美国政府从未试图对这一事实加以掩饰：展开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首要目的是在间接补贴受政府资助的大陆横贯铁路。铁路公司是共和党的支柱财源。1865至1913年之间，共和党基本上垄断了国家政治。其垄断地位是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著名铁路业律师/掮客的亚伯拉罕·林肯（他的最大主顾之一是伊利诺伊中央铁路）胜选开始。
谢尔曼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一结束，“我的思绪和情感就立即回到了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上（…）我与建设铁路的各方密切交流，亲自拜访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将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和鼓励。”迈克尔·费尔曼（Michael Fellman）在《公民谢尔曼》（Citizen Sherman）一书中，引用了谢尔曼1867年写给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绝不会让几个贼头贼脑、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阻滞我们（铁路）前进的步伐。”
在《听那寂寞的汽笛声》（Hear that Lonesome Whistle Blow）一书中,迪·布朗（Dee Brown）写道，林肯的老友格伦维尔·道奇（Grenville Dodge）被任命为将军，他最初建议，让印第安人当奴隶，强迫他们给爱荷华州到加利福利亚州的铁路挖路基。这个意见没被采纳，政府决心尽可能多地杀害印第安人（包括妇孺），然后将幸存者关进被委婉地称作“保留地”的集中营内。
在格兰特当选总统之后，他把老友谢尔曼任命为美国陆军总司令，并任命另一位“内战”英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General Phillip Sheridan）担任西部的军事指挥官。“因此，联邦内战的三巨头，”费尔曼写道：“制定并实施了对印第安人的军事政策，到19世纪80年代，这一政策达到了谢尔曼有时称之为'印第安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巅峰。”其他一些前联邦军官也加入了这场大屠杀。其中包括约翰·波普（John Pope）、奥利弗·霍华德（O.O. Howard）、纳尔逊·迈尔斯（Nelson Miles）、阿尔弗雷德·特利（Alfred Terry）、爱德华·奥德（E.O.C. Ord）、克里斯托弗·阿古尔（C.C. Augur）、爱德华·坎比（Edward Canby）、乔治·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本杰明·加里森（Benjamin Garrison）和温菲尔德·汉考特（Winfield Scott Hancock）。
《谢尔曼：一名士兵对秩序的激情》（Sherman: A Soldier’s Passion for Order）一书的作者约翰·马扎拉克（John Marzalek）写道：“谢尔曼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与他对战争期间顽抗的南方人，以对战后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前黑奴）的看法一样：一个有序社会合法力量的抵制者。”他接着说：
“美国内战期间，谢尔曼和谢里登对南方实施了毁灭财产的全面战争（…）如今，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这支军队时常扫荡整个村庄（…）谢尔曼坚持认为，对印第安人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全面战争——也就是他用来对付南方邦联的那种战争。”
《谢尔曼：一名士兵的人生》作者李·坎特（Lee Kennett）写道，谢尔曼、谢里登、格兰特和其他“内战英豪”都认为，印第安人低人一等，种族上要劣于白人。这种信念，被用来为其种族灭绝政策“辩护”。谢尔曼还相信，如果不受白人严格控制的话，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将会沦为“野兽”。他还表示：“印第安人清楚地展示了那些从白人控制解脱出来的黑人的命运。”费尔曼写道，谢尔曼寻求“对这片土地的种族清洗”，他还宣称，“全体印第安人必须被杀死，要么作为一个赤贫种族保留下来”。费尔曼用文件证明了，谢尔曼“预先授权谢里登，在他及其下属们袭击印第安人村庄时，如果觉得有必要，就可以像杀戮男性那样，尽情地屠杀妇孺。”
谢尔曼和谢里登的部队对印第安人村庄发起了一千多次袭击，大多数是发生在冬季，一家人团聚之时。他们下令斩尽杀绝、人畜不留，连狗也不放过。他们甚至对美洲野牛也发动了灭绝战，因为美洲野牛是印第安人主食、冬衣和其他物品（印第安人甚至用干燥的野牛骨来制作鱼钩）的主要来源。
“印第安战争”实际上延续了林肯政府在镇压南方独立战争期间启动的灭绝政策。一场最早针对印第安人的袭击，是1864年11月臭名昭著的沙溪大屠杀。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沙溪有一座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的村庄，美国政府曾许诺说这座村庄是安全的。但是，另一位联邦军队“英豪”约翰·奇温顿上校（Colonel John Chivington），执行了政府践踏这一承诺的计划。马歇尔（S.L.A. Marshall）著有30本关于美国军事史的著作，他在《血色草原：印第安战争》（Crimsoned Prairie: The Indian Wars）一书中描述道，奇温顿对他的部队下达的命令是：
“我要你们杀死所有印第安人，剥下头皮，无论老小；（因为）虱子会生出更多虱子。”
马歇尔描述了军队是如何“在奇温顿（…）的旁观与批准下，开始了一整天嗜血、疯狂的屠杀、劫掠和破坏”的。当回到丹佛时，奇温顿“和他的劫掠部队，挥舞着战利品——超过一百张印第安人头皮——绕着丹佛城炫耀。他们被誉为打败敌人的英雄，这也正是他们主要追求的目标。”一家科罗拉多州共和党报纸歌颂道：“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一次载誉而归。”
迪·布朗著名的《葬我心于伤膝河：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史》（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一书，给出了沙溪大屠杀中一段更令人恶心的描述：
“当部队走向（一群印第安妇女），她们跑了出来，让士兵们看清她们是一群妇女，并请求饶恕，但士兵们把她们全部射杀了（…）这是一场对男女老幼无差别的屠杀。（…）印第安妇女没有抵抗。（…）每个人都被剥掉了头皮。”
当谢尔曼“最终解决方案”最后实现时，这种（种族）灭绝战争已经在1865至 1860年间重复了数百次。1868 年，印第安事务局负责人托马斯·墨菲（Thomas Murphy）这样评论乔治·卡斯特对印第安妇孺的屠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耻辱，一场无与伦比的不公，一场恶心至极的国家犯罪，这场屠杀迟早会令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人面临上帝的审判。”（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
卡斯特发现，他下达的“杀死或吊死所有战士”的命令，对他的士兵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把他们（成年男性）和老弱妇孺区分开来”（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所以，他决心杀死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人。马歇尔曾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区的美国政府官方史学家，他把谢里登对卡斯特下的命令称为“对美国部队所下达的最残忍命令”。人们相信“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最早出自谢里登之口，这是谢尔曼和格兰特（御用史学家们最近正在可笑地把他描绘成反种族主义英雄）都赞同的政策。
在内战于阿波马托克斯（南方邦联军投降之处）结束后1/4个世纪里，这些“内战英豪”的野蛮行径，常被用来替美军在1899年和1902年菲律宾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起义中大规模屠杀数十万菲律宾人的行为辩护。为了替这场大屠杀“辩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把菲律宾人称为“野蛮人、杂种、一个未开化和无知的民族。”谢尔曼本人会认为“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