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从唐太宗用箭到文学阅读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朕从年轻时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良弓，于是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他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询问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良弓。从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经够多了，但尚且不懂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很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国的要领呢？”

像唐太宗这样弓箭如此纯熟的人，对弓箭尚且有偏失。对于小说的阅读，我们真的会读吗？

很多人喜欢看小说，经常炫耀自己看了多少部，几百万字，了解多少作者等等。事实上你看的小说有多少是值得看的？

举个例子吧，狄更斯是有名的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是发表在杂志或报纸上的。且是连载的那种，由于局限版面，又要满足读着，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小说章回的结束要吊起读着的欲望或胃口。又要凑足版面的字数。经常就认为的把情节拉长。我们都知道，一篇文章的结构是有限制的，你认为的拉长，无形中就破坏了结构的完美。让作品读起来显得空泛，而不是精美。

相反，那些事先写好的小说，登载在报纸或杂志上，读起来是另外的感觉。

若我们的文学素养比较高，就会发现，很多作品是没法看的。同样是翻译，有的翻译让人觉得不知道作者再说什么。同样的原文，那些诗人翻译的作品，充满韵律感。例如查良铮翻译的作品读起来没有违和感。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这样写：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 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