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用400年做侵华准备，用50年制定作战方案，读完之后不寒而栗
当我们在面对日本人时，绝不能因为他的国土面积，以及他的人种身材而轻蔑地将其成为“小日本”。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那个小小的身躯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也永远不可能以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他们行为举动。
最近研究抗战史，了解到从1592年丰成秀吉提出“直入大民国，使四百州化我俗”，到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日本为入侵中国，竟然筹划了将近400年，而他们入侵中国的作战方案，在50年前就已经制定完毕。
这令我不由地惊叹：这该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民族啊！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一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可以获得中日之间永久的和平。无论何时，警钟必须长鸣！
臭名昭彰的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
丰臣秀吉的终极目标——“直入”大明国
在中国的万历年间，首次完成了日本国家统一的丰臣秀吉便有了一个大胆而狂妄的想法：“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海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你看看人家丰臣秀吉的“格局”，不但要“直入”我大明国，还要让他们的天皇来中国当皇帝，而且是千秋万代的“亿万斯年”。
为了完成这一宿愿，丰臣秀吉开始他的实战准备。1592年，他指挥20万日军进入东亚大陆，在那里烧杀抢掠，最后还令其将领和士兵把朝鲜人的鼻子和耳朵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以此来计算战功。
目前，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就是埋葬这些战利品的“鼻冢”，这些鼻子耳朵，实际大多都是老弱妇孺的，日本人的凶残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天天、一年年被培养了起来。丰臣秀吉为了将自己年幼的儿子培养成冷血杀手，每逢处决人犯的时候，都要让他们在一旁观看，当人犯的头颅被砍下时，还要命令身旁颤颤发抖的儿子将血淋淋的头颅抱到他的面前。或许，这便是在那14年间，我们所见日本兵在面对中国军民时如此凶残的根源。
那个时候，在日本人的概念中没有“侵略”二字，丰臣秀吉将其成为“直入”，这便是日本人入侵他国最初的逻辑。就好像他们具备天生的权力，可以随意进入并抢占别国的地盘和财富，而一旦遇到反抗，就将其视为故意制造摩擦，从而实施“惩罚”，并以此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法，将其彻底占领。这便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的源泉。
丰臣秀吉
冰河天民的梦想——建立大大的日本国
进入17世纪，在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日本人冰河天民在《开江录》中第一次提到了“大日本”的概念，而且将他的扩张方向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加扩大，可以变成大大的日本国。”这里的“唐土”指的就是中国。
可见，日本人的侵略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侵略扩张一直以来就是日本的主要文化。所以，如果企图用中国人的礼仪道德去化解日本人的强盗文化，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对一个强盗去讲什么礼义廉耻岂不是笑话？而实际上，不论是“九一八”事件，还是之后的入侵中原，我政界军界始终保持的是以感化为主的慈爱思想，包括蒋介石、张学良，他们最初的想法都是以德报怨，认为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却万万没想到，日本人的本质就是欲壑难填，他们“直入”中国，根本就不是来中国揩点油就走这么简单，他们要的是整个中国。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补偿论”的鼻祖
在近代中国，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政客谋臣们所提出的方略一般都是“议和”和“议守”，而日本幕府的方略往往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
进入大清咸丰年间，吉田松阴尽然提出了一个让整个国际社会均感到不齿的“补偿论”。其“补偿轮”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
通常来说，人们一旦遇到别人的劫掠，弱者往往选择的是屈服，而强者则选择的是奋起反抗。但日本人则是，不去强者那里讨回损失，也不会到处诉说自己的冤屈期望有人能站出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而是效仿强者去掠夺那些比自己弱的人，并在弱者那里拿回自己之前的损失，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扭曲的性格，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是一个叫人难以理解的被扭曲的文化。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乏会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凡是极度狂妄和偏执者，大多都内心极度自卑；凡是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而自卑与凶狠之间的相互补偿，正是日本人所持的“补偿论”的真谛。
佐藤信渊
佐藤信渊——入侵中国计划的制定者
按照“补偿论”原理，日本首先锁定的掠夺目标就是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容易得手的。
1832年，日本著名学者佐藤信渊就设计好了入侵中国的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同时，日本在这一时期还开始了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按照佐藤信渊的表述：“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奴仆。”日本人，不仅仅是想统治中国，而是想以中国为跳板，进一步实现统治世界，他们要让世界各国的首领都变成日本天皇的奴仆。
这便是在清咸丰年间，日本人入侵中国、称霸世界的作战计划。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共狩共食”理论的提出者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思想家，他在佐藤信渊“补偿论”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创造了一个“共狩共食”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他把中国人称为“野蛮人”，把日本人称为“文明人”他，主张把中国人这样的“野蛮人”当成猎物，而日本“文明人”则是猎人，作为猎人的日本“文明人”可以单独地在这片土地上狩猎，也可以和别人合作，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狩猎。可见，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赤裸裸地将中国人当成了他们侵略的对象。
福泽谕吉还直言：这个世界上任何国际公法以及和平条约，都不如一门大炮和一筐弹药来得实在。他的原话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这些话看似毒辣，却又不得不说十分深刻，即便是现在读来，都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小川又次
小川又次——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
小川又次是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他在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也是“中日连带论”的提出者。
按照小川又次的逻辑：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
为此，小川又次还制定了侵略中国的详细作战方略为：“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
在七年以后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乃至50年以后1937年的中日战争中，小川又次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尽然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日本人的侵华方案竟然在50年前就制定完成，而且在50年后又严格按照此方案执行，可是我们的很多管理者却是“计划不如变化”“计划没有变化块”，照此下去，我们又怎么跟人家斗？跟人家玩呢？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深刻的问题。
德富苏峰
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的倡导者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的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还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的狭窄的国土上，日本人只能人住在人上面了。
同时，《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竟然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把文明之荣注入野蛮社会”，而他们宣战的目的则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而要想获得这种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行的，之所以与大清国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向外扩张。
换句话说，他们的强盗逻辑是：自己家的房子太小人口太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所，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却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就是侵害了“我们的正当权利”，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这个惩罚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
或许，也只有日本人能将自己的强盗行为说得如此的理直气壮！
虽说当时的清政府也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国的压力，花重金成立了拥有25艘战舰、吨位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甲午海战中还是全军覆没了。
海战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同时还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当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的时候，据说是他们国家财政官员第一次读到“亿”这个数字，而这种狂喜中的“获得感”更加坚定了日本持续或进一步实施对外扩张的决心。
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中国保全论》的提出者
1898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入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的过于强大，而在于中国内部的腐败倾轧，目前没有那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中国，尤其是作为中国的邻居，而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人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由此，大隈重信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丰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
把侵略说成保护，把霸权当成义务，或许只有日本人才能说得出口这样的话，做得出这样的事，他们根本就是已经把中国看成了自己的附属国了。
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田中奏折》的制定者
1923年，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田中义一开始出任日本新首相。
1927年6月2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认为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必须采取“自卫措施”，并起草了一个奏折呈送天皇，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图谋，这便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明确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基本国策，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同时，对于中国的东北，还要向世界宣布：它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只有地，而非中国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寸进尺”。
《田中奏折》是日本入侵中国的最后一份停留的方案和理论层面的对华文件，并以此全面开启了入侵中国实际行动……
在之前的80篇文章中，主要写的是关于红军时期的故事，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将持续为大家奉献关于抗日战争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赶快关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