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4000年罪名的大禹之父，有一发明开创中国历史，可惜鲜为人知

公元前2000年左右，帝尧时代，中华大地上爆发一次大洪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百姓陷在愁苦之中。为了治理大水，群臣推荐了大禹之父鲧（gun），尧说：“鲧是个违背上命、败坏同族的人，不可用。”四岳说：“这一辈人员中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了，希望陛下试试。”于是尧采纳了四岳的意见，用鲧治水。

《史记·夏本纪》：（鲧）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

然而，鲧治水九年不仅无功，而且舜帝在巡行中发现鲧治水太不像话，就在羽山海边诛杀了鲧，此后启用了鲧之子大禹治水。在司马迁的笔下，鲧是一个罪臣，前有“违背上命、败坏同族”，后有“九年无功，乃至瞎搞”，所以鲧死有余辜，罪该应得。

作为大禹之父，四岳口中“这一辈人员中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了”的鲧，是否该背负罪臣之名4000余年？

欲探究此事，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鲧的另一项开创中国历史的重大发明。

文明与野蛮的其中一个区别在于“城市”。但根据史料记载，鲧大约是最早发明筑城技术的专家。

《世本》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鲧作城郭”，并非指在整个中国鲧第一个筑城，而是可能存在这三种情况：一，在华夏联盟区域，鲧是城池开创者，毕竟考古发现仅长江流域的最古老城市距今超6000年；二，鲧未必是开创，而是犹如仓颉作书、蔡伦造纸一般，属于改良或对造城有着重大贡献，或整理推广了造城技术；三，鲧未必是个人名字，而是一个部落名称，这个部落开创建城历史，流传到公元前2000年时，鲧遇到了大洪水。

考古发现，中国史前古城主要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份，这说明“鲧作城郭”不是空穴来风，鲧即便不是筑城第一人，也应该是有重大贡献，或集大成者。我们熟知的尧帝、大禹等，都出自龙山文化。

“鲧作城郭”还有一个证据，即大禹治水传说中隐藏的细节。我们都知道，上古的真实历史，经过漫长岁月的神化，被古人不断增添内容，加之古今语境变迁，最终形成了神话传说，如今我们就需要拨开神话的外衣，露出里面真实的历史。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使用的是“堵”的办法，就是我们熟知的筑堤拦洪的方法治水。鲧使用这一办法，说明他懂得一定土木技术，那么“鲧作城郭”的传说也就有了技术基础。也就是说，鲧开创了筑城技术，所以在面对大洪水时，自然就想到这一种办法治水。可见，鲧有功于华夏，至少是阶段性的功臣，可惜鲜为人知！

以如今眼光来看，鲧治水办法并不差，只是由于史前生产力太差，或洪水势大，筑堤拦洪的办法难以奏效，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于是鲧就被舜杀掉了。

大禹接手治水重任之后，吸取鲧治水的经验，而采用“敷土”治水办法，即“禹敷下土方”，演变为后世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传说。《国语》云“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挖掘沟渠、清理水道，将低地沼泽中自然形成的小水道挖掘得更加宽深，加速水的下泻，由此而治水。

现代学者怀疑，帝尧时代未必发生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大洪水，可能只是一般性的洪水，由于华夏先民需要从高地来到低地居住，以便临近种植农业，满足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但哪怕下很少的一些雨水，低地也容易面临洪涝，所以才有“鲧作城郭”防洪，城郭只是保护居住地，却不能保护农田，接下来才有“鲧九年无功”和大禹治水传说。不然，加上大禹治水13年，即持续22年的大洪水，可能性还真不大。

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司马迁治史态度严谨，但也不免偶尔夹带私活，字里行间偶尔也会跳动着个人好恶，最典型的是李广与卫霍差别，大禹与鲧大抵也是如此吧。

值得一提的是，鲧与禹两种治水思路，或许对中华文明影响甚远，鲧代表改造自然，禹代表顺应自然，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或让中华文明走上了顺应自然的道路，并因此诞生道家思想。如果鲧治水成功，那么中华文明会不会如西方一样走上改造自然的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