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4000年罪名的大禹之父,有一发明开创中国历史,可惜鲜为人知

公元前2000年左右,帝尧时代,中华大地上爆发一次大洪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百姓陷在愁苦之中。为了治理大水,群臣推荐了大禹之父鲧(gun),尧说:“鲧是个违背上命、败坏同族的人,不可用。”四岳说:“这一辈人员中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了,希望陛下试试。”于是尧采纳了四岳的意见,用鲧治水。

《史记·夏本纪》:(鲧)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

然而,鲧治水九年不仅无功,而且舜帝在巡行中发现鲧治水太不像话,就在羽山海边诛杀了鲧,此后启用了鲧之子大禹治水。在司马迁的笔下,鲧是一个罪臣,前有“违背上命、败坏同族”,后有“九年无功,乃至瞎搞”,所以鲧死有余辜,罪该应得。

作为大禹之父,四岳口中“这一辈人员中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了”的鲧,是否该背负罪臣之名4000余年?

欲探究此事,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鲧的另一项开创中国历史的重大发明。

文明与野蛮的其中一个区别在于“城市”。但根据史料记载,鲧大约是最早发明筑城技术的专家。

《世本》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鲧作城郭”,并非指在整个中国鲧第一个筑城,而是可能存在这三种情况:一,在华夏联盟区域,鲧是城池开创者,毕竟考古发现仅长江流域的最古老城市距今超6000年;二,鲧未必是开创,而是犹如仓颉作书、蔡伦造纸一般,属于改良或对造城有着重大贡献,或整理推广了造城技术;三,鲧未必是个人名字,而是一个部落名称,这个部落开创建城历史,流传到公元前2000年时,鲧遇到了大洪水。

考古发现,中国史前古城主要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份,这说明“鲧作城郭”不是空穴来风,鲧即便不是筑城第一人,也应该是有重大贡献,或集大成者。我们熟知的尧帝、大禹等,都出自龙山文化。

“鲧作城郭”还有一个证据,即大禹治水传说中隐藏的细节。我们都知道,上古的真实历史,经过漫长岁月的神化,被古人不断增添内容,加之古今语境变迁,最终形成了神话传说,如今我们就需要拨开神话的外衣,露出里面真实的历史。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使用的是“堵”的办法,就是我们熟知的筑堤拦洪的方法治水。鲧使用这一办法,说明他懂得一定土木技术,那么“鲧作城郭”的传说也就有了技术基础。也就是说,鲧开创了筑城技术,所以在面对大洪水时,自然就想到这一种办法治水。可见,鲧有功于华夏,至少是阶段性的功臣,可惜鲜为人知!

以如今眼光来看,鲧治水办法并不差,只是由于史前生产力太差,或洪水势大,筑堤拦洪的办法难以奏效,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于是鲧就被舜杀掉了。

大禹接手治水重任之后,吸取鲧治水的经验,而采用“敷土”治水办法,即“禹敷下土方”,演变为后世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传说。《国语》云“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挖掘沟渠、清理水道,将低地沼泽中自然形成的小水道挖掘得更加宽深,加速水的下泻,由此而治水。

现代学者怀疑,帝尧时代未必发生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大洪水,可能只是一般性的洪水,由于华夏先民需要从高地来到低地居住,以便临近种植农业,满足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但哪怕下很少的一些雨水,低地也容易面临洪涝,所以才有“鲧作城郭”防洪,城郭只是保护居住地,却不能保护农田,接下来才有“鲧九年无功”和大禹治水传说。不然,加上大禹治水13年,即持续22年的大洪水,可能性还真不大。

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司马迁治史态度严谨,但也不免偶尔夹带私活,字里行间偶尔也会跳动着个人好恶,最典型的是李广与卫霍差别,大禹与鲧大抵也是如此吧。

值得一提的是,鲧与禹两种治水思路,或许对中华文明影响甚远,鲧代表改造自然,禹代表顺应自然,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或让中华文明走上了顺应自然的道路,并因此诞生道家思想。如果鲧治水成功,那么中华文明会不会如西方一样走上改造自然的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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