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谢墉安雅堂：慧眼识英，校刊《荀子》（上）
谢墉字昆城，号东墅，一号金圃，别署听钟居士，嘉善人，他从小熟读经书。乾隆十六年，皇帝南巡时，谢墉以优贡生应诏试获第一，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并奉旨伴驾南巡。乾隆十七年，谢墉考中壬辰科进士，改庶吉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对于他早年的经历，《满汉名臣传》中称：
二十二年，因撰拟原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措词失当。奉旨交部严加议处。部议降二级调用。二十四年九月，逾曰：“原任编修谢墉前因撰文讹错，部议降调，现未得缺。念其事非大咎，时历二年，着加恩准其开复。”十二月，命在尚书房行走。二十六年，充会试同考官。二十八年，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九年十二月，迁侍讲。三十年四月，擢右春坊右庶子，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十一月，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十月，升内阁学士。
谢墉因撰写碑文失当，为此受到了降级处分，两年后官复原职。他多次出任主考官，比如在乾隆三十年做过福州会试主考，此后又出任江西督学。乾隆四十三年主持贡举会试，次年，主管江南乡试。乾隆四十六年，任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官。
《逸周书》十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抱经堂刻本，卷首
有不少大学者都出其门下，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乃是连中三元的钱启，如果把考秀才时夺得的“小三元”加进去的话，那么钱启共计六个第一，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合称“六元”。
要知道从古至今的科举考试，仅出过两位六元，第一位是明朝的黄观，第二位就是钱启。可见连中六元要比殿试状元难度不知大多少倍，以至于乾隆皇帝闻听结果后，十分高兴地写了首《御制三元诗》，他认为这说明了当世“文运风云壮”。直到今日，苏州还有三元坊，这就是为了纪念钱启连中三元而建之坊。虽然此坊已不存，但那个地名仍沿用至今。
除钱启外，还有不少的名士出自谢墉门下，徐珂在《清稗类钞·考试类》中写道：“嘉善谢金圃侍郎墉好甄擢名士，三元钱启，乡、会试皆出其门，殿试亦与读卷。高邮李进士惇，嘉定钱进士塘，山阳汪文端公廷珍，阳湖孙观察星衍，甘泉焦明经循，皆由其识拔以成名。经术文行，表表称江淮间。阮文达公始应童子试，亦极口奖励，召入第读书，卒为巨儒贤相。”
《逸周书》十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抱经堂刻本，谢墉序一
谢墉爱惜人才出了名，嘉定钱塘、阳湖孙星衍、甘泉焦循等大名家均是因谢墉的识拔而成名。当年阮元应童子试，受到了谢墉的看重，他命阮元到自己家中去读书，终使得阮元成为执学术牛耳的大儒。谢墉的确爱才，徐珂在《清稗类钞·考试类》还载有如下故事：
谢金圃督学江南，值乾隆丁酉，方选拔，所拔如汪容甫中、顾文子九苞、陈理堂燮、程中之赞和、郭职民均、江秋史德量、刘又徐玉鳞、宋首端绵初，皆一时通经能文之士。时谤容甫者甚多，金圃违众论，特拔之。容甫恶闻炮，每来谒，则戒司炮者俟其行远而后发声。又尝荐容甫于鹾使者，容甫偶不合，艴然去。金圃为之谢罪。尝语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学，予于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经文誉乃大起。
《逸周书》十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抱经堂刻本，谢墉序二
谢墉在做江南学政期间，选拔出多位有实学者，其中以汪中名气最大。汪中性格孤傲，不愿意与俗人相处，好多人对他有非议，谢墉不受舆论影响，在很多方面回护汪中。汪中最不喜欢听到放炮的声音，他每次来见，谢墉都会吩咐手下等汪中走远后再放炮。后来谢墉把汪中推荐给扬州有权有势的盐官，某次汪中与这位盐官谈话，因其所言稍有不和，他便拂袖而去。谢墉得信后，只好找盐官谢罪。他曾经对别人说：我只是比汪中官大，如果以学问论，汪中早就是我的老师了。经过谢墉的宣传，人们才了解汪中有如此才学。
谢墉的爱才受到了时人的妒忌，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科场对》中载：
谢金圃（墉）、吴（玉纶）、德定圃（保）、沈云椒（初）典试，颇不满于众口，作对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玉纶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云椒衣里藏刀。”双关拆字，巧不可阶。
《逸周书》十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抱经堂刻本，谢墉序三
当时社会风传四位学政均有索贿之嫌，这种说法是用拆字游戏来拆解四位学政的姓名，比如“谢”字把中间的“身”字抽去，就组成了一个“讨”字，“吴”字把上面的“口”放到下面就成了“吞”字。以名字来贬人品，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有人想借此来打击谢墉。乾隆五十三年，与谢墉曾有过节的大学士阿桂就将这流行语写成奏章报告给皇帝，皇帝在七月的上谕中批示了这件事：
“本年三四月间据阿桂奏，外间传有谢墉抽身便讨，吴玉纶倒口即吞之语。朕即以阿桂若仅奏谢墉声誉不好，伊二人前在吏部时原有龃龉，而吴玉纶则并无芥蒂，其言似非无据。学政为抡才所关，既闻有舞弊营私情事，安得置之不办，随降旨令李侍尧、闵鹗元各将谢墉、吴玉纶在任声名究竟如何之处，就近访查，据实具奏。”旋据闵鹗元奏谢墉初任江苏学政声名实属平常，其复任时尚知悔过，颇为谨饬。而李侍尧则称吴玉纶在学政任内声名狼籍，至今闽省士子犹怀忿恨，上年因吴玉纶条奏科场，该省之人无不传为笑柄，以吴玉纶即系作弊之人，如何亦说防弊。但事隔年久，实无凭据等语。适吴玉纶在热河扈从，随面加询问。据称因伊曾条奏西监应行补捐一事，是以为众所怨。昨谢墉带领引见来至热河，亦面加询问，据奏伊因考试过严，未免取怨于人，及诘问以因何有抽身倒口之语，伊二人则皆奏系《寄园寄所寄》小说所载陈言，想系怨之者因而附会等语。（《满汉名臣传》）
皇帝对这件事很认真，他分析说如果阿桂仅是奏报谢墉声誉不好，那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两人在吏部时闹过矛盾，有可能阿桂借传闻来打击谢墉。但是阿桂与吴玉纶并无矛盾，如果传闻将谢、吴二人并提，说明这个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学政的职责是替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有营私舞弊之事必须严办，于是皇帝下旨命李侍尧、闵鹗元等人去落实拆字游戏上的说法。
《寄园寄所寄》十二卷 清康熙三十五年赵氏寄园刻本，凡例
闵鹗元经过调查，向皇帝上报说，谢墉在江苏学政任上没什么大作为，其言外之意也并无传闻中之事。但李侍尧说他调查的结果是吴玉纶在任上名声很差，但又未能查出吴有什么作弊的真凭实据。后来吴玉纶跟随皇帝前往热河行宫，弘历当面问他传闻是怎么回事，按照吴的说法，他提出的一项捐议引起了众怒。谢墉带领引见之人到热河去见皇帝，皇帝同样问他传闻之事，按照谢墉的说法，因为他制定的考试制度太过严格，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抱怨。皇帝又讲到了那句拆字谜，谢、吴二人都说此语出自赵吉士所撰的《寄园寄所寄》，二人认为有可能是那些怨恨他们的人把书中之语附会到他二人头上。
《寄园寄所寄》十二卷 清康熙三十五年赵氏寄园刻本，卷首
皇帝既然已经知道了这是附会，并且派大员分别查证，也未查到两人的违法行为。即使如此，皇帝还是下令给二人降职的处分：
办理科场，本当严密，如果恪遵成法，自矢洁清，士心正当翕服。即或有被遗之人为之散播谣言，亦何至憎滋多口。至吴玉纶条奏捐监系四十六年之事，而其简放福建学政已在四十八年以后，相隔甚久，尤为两不相涉。若云出自《寄园寄所寄》，则古今书籍所载陈言甚多，何以不取而附会他人，独于谢墉、吴玉纶二人曲加附会，不谋而合。但此事既经闵鹗元、李侍尧就近查奏，并非无因，即将伊二人革职交刑部审讯治罪亦不为过，姑念阿桂所奏究系传闻，而李侍尧等亦皆因事隔年久查无确据。朕从来不为已甚，何必遽行大狱。但伊二人俱系大员，朕特简学政乃声名如此平常，朕甚愧焉。谢墉、吴玉纶何以复胜卿贰之任，均着降调为内阁学士。其职不过专司批本，并无应办紧要之件。伊二人学问尚可，是以特予从宽降补。此皆朕格外矜全，伊二人务当痛自愧悔，勉为湔濯。如再不知悛改，必加倍重治其罪。
皇帝说朝廷最重科举考试的清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子们心服口服，按照吴玉纶的说法，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乾隆四十六年之事，而他任福建学政时已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所以福建当地的学子不可能用前几年的事来打击他。如果说那两句流言出自《寄园寄所寄》一书，那么古代书籍中有太多的掌故，为什么不用来附会他人，单独要附会谢墉和吴玉纶呢？虽然查无实据，但必然事出有因，更何况两人在学政任上没有做出成绩，让皇帝都觉得丢脸，似乎他该负领导责任。对于谢、吴二人则均降职为内阁学士，皇帝说正是二人学问不错，所以做了从宽处理，两人应当悔过、痛改前非，如果再犯，必治以重罪。
就这样谢墉被降为了内阁学士，无妄之灾令谢墉很郁闷，故他也没有了积极上进之心，京察之时评分不高，皇帝下旨说“谢墉学问较优，在尚书房行走多年，革职从宽留任。”
在尚书房工作时，谢墉仍然不起劲，由此引起了皇帝的生气：“谢墉在学政任内声名平常，本系获罪之人，前京察议处时吏部议以革职，念其学问尚优，是以从宽留任，仍令在尚书房行走。伊更当知过感奋，乃仍复偷安。七日不到更属有乖职守，着降为编修，不必复在尚书房行走。着在武英殿修书处效力赎罪。”
《荀子》二十卷《校勘补遗》一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谢墉刻本，封面
谢墉有七天没有到任上班，皇帝觉得这不是改过的行为，于是再次把他降职为编修，命他到武英殿修书处去工作。好在谢墉是位好书之人，想来在修书处工作可以读到各种典籍，应不会太过寂寞。此前的几年他刊刻过《荀子》一书，他为该书专写了一卷《校勘补遗》，可见他在校书和刻书方面很有成就。乾隆皇帝耳目众多，他应当知道谢墉有刻书之好，说不定是这个原因，他才把谢墉贬到武英殿修书处去效力。
当年谢墉直尚书房时，曾教过当时还是皇子的嘉庆帝诗文，嘉庆帝颇为赏识谢墉的才学，然其父把谢墉一贬再贬，嘉庆也不敢说话。即便他登基成了皇帝，然其父仍然是太上皇，直到乾隆帝驾崩后的转年，嘉庆帝才给谢墉恢复了名誉。嘉庆五年二月，上谕曰：“原任侍郎谢墉在尚书房行走有年，勤慎供职。朕自幼诵习经文系原任侍郎加太师衔奉宽授读。及长肄业习诗文，蒙皇考特派谢墉讲论，颇资其益。兹因谢墉在学政任内声名平常，是以皇考将伊降为编修。但念谢墉究系内廷旧臣，学问优长，且在尚书房供职时并无过失，着加恩追赠三品卿衔，该部照例给予恤典，以示朕眷念施恩至意。并赐祭葬如例。”
《荀子》二十卷《校勘补遗》一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谢墉刻本，卷首
嘉庆帝说当年父皇派谢墉来给他讲诗文，他受益颇多，虽然谢墉在学政任上没有做出突出成就，但毕竟是朝中旧臣，且在尚书房供职期间并无过错，所以他追赐谢墉三品卿衔。接着嘉庆帝又在嘉庆五年的九月提拔了谢墉之子谢恭铭，谕曰：“本日谢墉之子恭铭前来行在接驾，例应选补国子监正学录及司务等官。但念谢墉在尚书房授读有年，伊子谢恭铭着加恩以内阁中书补用。”嘉庆帝真是位仁皇帝，其念旧情，既恢复了谢墉的名誉，又提拔了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