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关于《金瓶梅》的珍贵资料，历来为《金瓶梅》研究者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编者沈德符是《金瓶梅》问世前少数读者之一，且有《金瓶梅》传抄本，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信程度远比后人捕风捉影要可靠得多。可是张远芬同志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见该学报1980年4期《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中，对沈德符的这段记载表示怀疑。他根据《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考证出“沈德符的两错误”,并且武断地说，许多《金瓶梅》研究者再以沈德符的错误为根据进行考证，“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事实越来越远”。张远芬同志还十分自信地说，自己发现的这组资料，“对研究《金瓶梅》很有价值”,“不但可以纠正沈德符的两个错误，而且还可以证明朱星先生的许多结论都不能成立，同时，还为我们今后继续查找《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新的线索”。笔者在重新通读了《野获编》，反复推敲了《快雪帖》的四篇题跋后，认为沈德符的记载并没有错，恰恰是张远芬自己搞错了。为了便于澄清问题，我们把张远芬同志所录《快雪帖》后的四篇跋文有关部分，重录如下： ……此帖，卖画者卢生携来吴中。余领橐购得之。欲为儿幼营负郭，新都吴用卿以三百锾，售去。今复为延伯所有。……因延伯命题，并述其流传转辗，若此。余婿于太原故徵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当时极珍重此帖……，后用聊氏。可谓此帖有缘……
吴郡雁门文震亨记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司隶罢官而归，余往视两番欢倍畴昔。余后复偕刘司隶至云间，携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迟海上，而司隶舟行矣，退不得别。余又善病，又不能往楚。越二年，闻司隶仙逝矣！司隶交游虽广，相善者最少，独注念于余。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藏之物，云：为人攫去。又问：《快雪帖》安在？云：存还与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帐，以物偿余前千金值。《快雪帖》亦在其中。复恐为人侵匿，闻于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将军付余。
天启二年望日书于楚舟余清斋主人记
在认真研究以上几篇题跋后，我弄清了张远芬同志没有弄清的几个问题，同时也发现了张在考证中的几个错误。2.《王稚登题跋》中提到的卖画者卢生，是个文物商人,以贩卖字画为生计，经常往来于江浙间。《野获编》卷二十六、《淳化阁帖》一条有这样记载：“有吴人卢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画，用极薄旧纸蝉翼搨之，装以法锦……，竟不能辩其赝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后卢生与同事者争阿堵，事露，次公与公瑕俱赧甚，不复出以示人。”这个擅于以赝品充真迹欺骗士子的文物商卢生，与卖《快雪帖》给王稚登的那个卢生，当是一人，贩卖地点都发生在苏州一带。3.“新都吴用卿”，即《余清斋主人题跋》中的“余清斋主人”,名叫吴廷，理由下申。他生于1535年，卒于1612年，字百谷，明代著名文学家，善书画。祖籍太原，后移居苏州，与文震亨同居一地。“吴中自文征明后，风雅无定属。稚登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林之席者三十余年”(《明史·王稚登传》），说明他与文氏家常有往来。5.张远芬同志据《文震亨题跋》考证出刘承禧是文震亨的女婿的结论是错误的。他在文中明明考证刘承禧约生于1560年，卒于1622年,“活了六十岁。”而据《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和《中国人名大辞典》得知，文展亨生于1585年，卒于1645年，比刘承禧小25岁。王稚登为《快雪帖》题跋时，文才二十四岁。观文跋。知道文的题跋时间是在王死后，因为跋中有“太原故征君”等语。王卒于1612年，其时文也仅有27岁，怎么会有一个及笄的女儿嫁给比他大二十五岁的刘承禧呢？再说，刘家在湖北麻城，距苏州数千里，又怎么会时时出入王稚登家，将其“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呢？我认为，文跋所指之婿，不是别人，正是文震亨自己，他是王稚登的女婿。因为文跋开头就说，“余婿于太原故徵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此处“婿”字应作动词解，即文震享做王稚登的女婿。张远芬同志批评别人捣错了句读，实际上是他自已恰恰在关键字句上点错了句读，把这句话当成“余婿于太原故微君所藏卷轴，无不寓目”。再说，“徵君”一词，是指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者曰“征士”,王稚登在万历中曾被诏修国史，未上而史局罢，文震亨在题跋中称他为“徵君”，正是出于晚辈对长辈的尊称。从另一方面看，两家同居一城，交往较多，文震亨有机会对王家“所藏卷轴，无不寓目”。以“书画擅名”的文震亨在岳父王稚登家见到《快雪帖》时的珍重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人世沧桑，没料想此帖几经转辗，又落到吴用卿手里偶然得见，便自然地发出“可谓与此帖有缘”的慨叹。6.对《余清斋主人题跋》，张远芬同志说：“关于余清斋主人,只知他叫吴廷,其他不详。”我可以稍稍补充一些关于他的资料。这个余清斋主人吴廷，就是《王稚登题跋》中提到的“新都吴用卿”，现有《野获编》卷二十六《小楷墨刻》一条资料为证：近日新安大估吴江村名廷者，刻余清堂帖，人极称之，乃其友扬不器手笔，稍得古人遗意，然小楷亦绝少。这个新安大估名叫昊廷，与《快雪帖》第四篇题跋的人同名，此其一。其所刻帖称之为《余清堂帖》，而《余跋》署名为“余清斋主人”,堂斋号一致，此其二。《王跋》有“新都吴用卿”语，《野获编》谓吴廷是“新安”人，征之史地，盖新都、新安实为一地，故城在今浙江淳安县西。三国时吴置新都郡，晋更名新安，此其三也。执此三端，便可以把《快雪帖》的流传经过大致理清。先是，书画经营商卢生携带《快雪帖》来到苏州，为书画家兼收藏家王稚登购去，后因要为幼子置办房产，又以三百锾价转卖给吴廷，因为吴廷是大文物商，又专门刻卖过法帖，知道《快雪帖》是稀世之宝，于是花重价购买下来。而吴廷和刘承禧又是好友，“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于是此帖又转手到刘的手中。刘曾和吴一同到云间(上海)贩卖过古玩，并且带了吴的近千金值的古玩，吴由于别的事耽搁海上，于是刘携带吴的千金古玩回到了麻城。天启二年，刘死于麻城，临终前开列帐单，以实物抵还欠吴的千金之值,《快雪帖》即为偿还物之一。从沈德符的记载，我们知道刘承禧藏有《金瓶梅》全本。从朱星先生的考证中，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大收藏家，除《快雪帖》外，他还收藏有《元曲》二百种。然而关于他的身世，虽然戴望舒先生专门查考过《麻城县志》,朱星先生查了《明史》和《人名大辞典》,结果都一无所获，刘承禧的妻家到底是文氏还是徐氏，这关系到《金瓶梅》全本抄本来源的一个重要线索。为了便于后面阐明问题，此处有必要再把张远芬同志根据《快雪帖》后四篇跋而考出的沈德符的关于《金瓶梅》那段话的两个错误略提一下：日本《大汉和辞典》，根据这句话把“延白”拆开，中间加点，变成了刘延、白承禧二人。张远芬同志根据《快雪帖》后题跋，考证“刘承禧的字是延伯，而非延白”。于是下结论说，“沈德符错了，日本《大汉和辞典》和朱星先生也跟着错了。”我不知道张远芬同志通读过朱星先生的考证没有，如读过，这种指责显然是断章取义。因为朱星先生这段话说得很明自，“刘承禧字延白。白即伯，又《元曲选藏普叔序》中说：'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今场与本不同。’可证刘延伯是一位大收藏家，并可证延白即延怕。麻城县属黄州府。”再补充一点，古时“白”与“伯”通用，证据颇多，如古彝器铭文“伯”皆作“白”，《康熙字典》“白”亦作“伯”。沈德符未错，朱星先生也未错，错的正是张远芬同志自己。2.沈德符说，“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即刘承禧的岳父是徐文贞。朱星先生考证，“徐文贞公就是嘉靖时宰相徐阶，是江苏松江人，与王世贞同乡，……张远芬同志却根据《文跋》起首“余婿”二字，硬说“刘承禧的岳父根本不是徐阶，而是文震亨”，他断言“沈德符记错了，因而朱星先生也就又考错了”，并声称，“《金瓶梅》的书稿并没有经过徐阶之手，而是刘承禧从文震亨家转抄来的。”为了使自己的立论能够成立，张远芬同志便以一个“大胆”的假设为证据，说什么“由于同音字的关系，沈德符把'延伯’听成了'延白’，把'文震亨’听成了'文贞’……几年之后，沈德符再来追记这段话，'文震享’自然就成了'徐文贞’。”张远芬同志的假设，毫无根据,只能证明自己的论点不可靠。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已考证了刘承禧不是文震亨的女婿。那么刘究竟是不是徐阶的女婿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从《野获编》中，查到有关刘承禧的家世凡六见，兹将这组资料有1.华亭(笔者案：即徐阶，松江华亭人)武荫,盖与分宜（笔者按：即严嵩，江西分宜人）同事，不能独异。然当其在相位时，已与陆武惠(笔者案：即陆炳)、刘太保二缇帅缔女姻。一在荆之景陵，一在黄之麻城。后陆败被籍，高新郑(笔者案：即高拱，河南新郑人)欲以法并籍文贞，赖江陵(笔者案：即张居正，湖北江陵人)而解。麻城之婿，后亦以嫁中产不明，与妻侄辈争搆不休。盖文贞学问杂权术，初欲收二弁以为用，不虞后之贻害也。2.近代远结姻者，如嘉靖间松江徐文贞之结陆、刘二缇帅，皆楚人。
3.今上江陵在世，以同乡麻城刘太傅守有领锦衣，寄以心膂。适台臣傅应桢、刘台等以劾江陵逮问，赖刘调护得全。
夺情事起，五君子先后抗疏，拜杖阕下，亦赖其加意省视……刘后以厂珰张鲸株累罢归，而子孙貴盛不绝。
卷二十一·禁卫·陆·刘二缇帅
4.麻城梅客生国桢大司马,少登公车，高才任侠，其中表刘思云守有，亦大司马天和孙，时领缇骑，与江陵、吴门二相相䁥而好文下士。
5.近日江陵败,言官亦有疏，坐以谋反。……无论缇帅，不能出一语，……时掌锦衣麻城刘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驯至贵显，方惴惴虑株连波及。
卷十八·[刑部]·刘东山
6.迨至今上,宪天法祖，宫府凛凛，而厂卫大抵相倚为重。如已丑锦衣大帅刘宁有一逐，而厂珰张鲸遂继之。
从以上资料可以推定，刘承禧的父亲就是万历时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理由是：1.刘守有与刘承禧都是黄州麻城人,而且又都姓刘，不能说是巧合。2.上述资料第一、第二两条提到刘守有曾与徐阶缔儿女姻。徐阶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右都督陆炳的儿子，一个嫁给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的儿子。再证之以沈德符另一段记载：“今惟麻城刘承禧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问题就更加明显。3.《快雪帖》后的《余清斋主人题跋》说：“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说明刘承禧曾在北京住过很久。因何而住北京？正是因为父亲在京为缇帅近二十年，刘承禧才有机会随父同住京师。4.从《余跋》得知，刘承禧曾做过司隶，这是较低级的武职。由于他的曾祖做过兵部尚书，并“荫一子锦衣千户”。父亲又官居显赫之武职，刘承禧的武职可能也是恩荫获得。5.刘承禧家藏有元曲二百种，他曾告诉臧晋叔，说是“录之御戏监”，一般人做不到，正因为他的父亲刘守有是天子驾前的仪卫大臣，且和厂珰关系至密，刘承禧才有条件借录这些秘本。根据以上五点，我认为，徐文贞的麻城之婿，舍刘承僖而莫属。沈德符从小随祖父、父亲居住京师，直到中年以后，他的祖父、父亲去世，才返回南方，很可能他和刘承禧认识，而且经常有机会见面。因此，他的记载是不容置疑的。朱星先生的考证也极有道理。我们把上述资料归纳如下：刘承禧，湖北麻城人，曾祖刘天和，字养和(《明史》有传)正德三年进上，后以功加太子太保，官至兵部尚书，督团营。父刘守有，字思云，万历初倚附张居正，身居缇帅要职，嘉靖年间与徐阶缔儿女姻。万历十七年(1589年)罢官。从社会关系说，与梅国桢(麻城人，官至兵部右侍郎，《明史》有传)是中表。刘承禧因武荫做过司隶，平时交游很广，可能由于父亲牵累而罢官，万历十七年后返回故乡。此后曾偕吴廷到云间(上海)贩卖过古玩。另外,《快雪帖》后的《余跋》还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资料：“越二年(1622年),闻司隶仙逝矣！……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又问：《快雪帖》安在？云：存还与公。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账，以物偿余前千金值。《快雪帖》后亦在其中。复恐为人侵匿，闻于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将军付余。”跋文中“惟空屋壁立”、“为人攫去”、“侵匿”等字样，颇令人生疑，象刘承禧这样一个世家，而且和同县梅少司马沾亲，有谁想“侵匿”、“攫去”他的藏物呢？对照《野获编》卷五·[世官]一条记载，我解开了这个谜。这条资料说：“华亭武荫，……已与陆武惠、刘太保二缇帅缔儿女姻。……麻城之婿，后亦以嫁中产不明，与妻侄辈争搆不休。”刘承禧的妻侄就是徐阶的孙子徐元春诸人，在嫁产问题上闹得无休止，据此可知，刘承禧的珍藏，大都这些妻侄们“攫去”或“侵匿”了，死后落得“惟空屋壁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知道了刘承禧不是文震亨的女婿，他的《金瓶梅》全抄本也不是录自文震亨处，因此，这条线索可以完全否定。至于王稚登，虽然为刘承禧的《快雪帖》题过跋，现二人并不很熟，张远芬同志所谓“过从甚密”的考证，是从对《文跋》的误考得出的，不足为据。王稚登家藏的《金瓶梅》抄本二帙，不是抄自刘承禧处，可能是抄自王世贞处。谢肇潮《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也说：“唯弇州(即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再说王稚登与王世贞同府，二人极熟，他还出力救过王世贞的爱子。很大可能王稚登的二帙抄本录自世贞家。张远芬同志说，《金瓶梅》最初刻本“是由刘承禧付刻的”。根据有二点：1.刘承禧家有全本，“要印行全本，也惟麻城刘延伯承禧才有可能”。2.刘承禧曾于1609年到过吴中，买下了《快雪帖》，并付刻了《金瓶梅》。笔者认为，《金瓶梅》初刻本付梓人不是刘承禧。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把《金瓶梅》问世前传抄过程弄清楚。据我掌握的资料，传抄主要分为两路，上溯则可归为一。先列表表示，然后说明：另外金坛王太宇、苏州王稚登有散佚抄本；诸城丘充有十五卷，曾让谢肇制借抄过。第二条线索：袁传抄自董，有袁写的《与董思白书》《袁中郎全集》卷21)可证：“《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谢传抄自袁，又有袁给谢的信可证：“《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钟白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卷24)。可能董抄自徐阶家，因为二人都是松江华亭人。其中第一条线索刘承禧抄的是全本，传抄到沈时，缺五回。第二条线索传抄到袁时，只有十三卷。现在再返回来讨论初刻本的付刻人，显然不是刘承禧。因为刘抄本是完整不缺的全本，而吴中初刻本“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他一是去贩卖古玩，二是为嫁产事到妻家争搆。因此，可以排除掉刘承禧。我认为，初刻本的付刻人可能是沈德符和冯梦龙，而冯的可能性最大。兹将理由其下：(1)沈德符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到过北京，时年二十八岁，三年后从袁小修那里见到《金瓶梅》抄本，“因与借抄挈归”，当时是1609年。(2)沈德符和冯梦龙是朋友，冯也是苏州人，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是著名的话本小说“三言”的编纂者。他不但是民间文学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且是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生于1574年。沈德符携《金瓶梅》抄本到苏州时，他三十五岁。当时见了这部抄本，其态度是“惊喜”,而且“怂恿书场以重价购刻”。据鲁迅先生考证，《金瓶梅》初刻本是“庚戌本”(1610年)，这个时间可以和沈德符携至苏州的《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接起来。(4)《金瓶梅》最初刻于苏州，证明原稿就在近旁，而当时沈、冯二人都居住苏州，手头又有这个抄本。(5)初刻本原缺五回，而沈带至苏州的抄本正好缺五回，与付刻本数目相合。沈德符说缺的五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大概补刻者就是他们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冯梦龙之手。至于沈德符说，冯梦龙和马仲良都劝他付刻，而他担心此书“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词以对？……遂固篋之。”这只不过是开脱自己的遁词。另有一种可能是，沈有顾虑不敢刻，是冯梦龙以借抄为名，拿去付刻的。否则沈怎会肯定地说：“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呢。沈虽然明白《金瓶梅》是冯梦龙付刻的，只是佯作不知而已。从沈的行为看，他喜欢《金瓶梅》，也希望尽快印出。不然他不会说“余恨未得见”，而且千方百计抄录来，带回家去。以上是笔者关于《金瓶梅》付刻人诸问题一得之愚，商之于张远芬同志，献其可，去其否可也。
本文选自《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第3期。后收录在《<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