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婴：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以俞樾函札整理为中心

俞樾像

一、利用日记为俞札系年

2006年起，笔者开始关注俞樾函札的整理与系年，2009年起兼而从事《俞樾年谱长编》的编纂。在这两项工作进程中，常常苦恼于可见俞樾本人日记资料不多，有关考证难以精细化。2018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的《俞樾全集》出版，其中第27册系《春在堂日记》，整理公布了现藏于杭州俞曲园纪念馆（归口岳庙管理处管理）的俞樾日记，利用这些新见日记资料可以为此前笔者所做俞氏手札系年提供更为精准的时间定位。

（一）利用俞樾本人日记为俞札系年

《春在堂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手稿两册，完整记录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年（1876）间曲园老人的日常行事、行迹居处、友朋往互等信息，是了解这十年间老人人生细节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那些收入《春在堂尺牍》各卷的没有落款时间的俞樾函札，《日记》提供了直接的系年依据。试举几例。

《春在堂尺牍》（以下简称“《尺牍》”）卷三“与马谷山制府”一篇曰：

顷杨石泉方伯交到前、后《汉书》各一部，传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余，不啻邺骑到而宝玦来也。昔人云，“写得一部《汉书》，便是贫儿暴富”，今班、范两家，双双俱至，寒窗坐拥，富可知矣。所惜年来精力就衰，著述都懒，春蚕食叶，未必再吐新丝，虽感持赠之情，益增荒落之惧。略一展玩，其字体工整，格式大方，洵为海内善本。即函告浙局诸同人，新、旧《唐书》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艺苑之巨观也。惟得陇望蜀，食熊思鱼，人之常情。将来《史记》《三国》诸书告成，窃更有发棠之请，公其许我否？（叶五）

俞氏此札的背景是，同光间金陵、江苏、浙江、湖北官书局（后又增加淮南书局）合刻《二十四史》的重要事件，这是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试图重建文化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俞樾时任浙江书局总办，在此事经理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而本札恰好谈到在多局分任刻书的情况下如何使成书规格保持统一的问题，因此对于本札确切写作时间的认定，实关系于此。笔者曾据金陵书局所刻《汉书》有牌记题“同治八年（1869）九月金陵书局刊”、《后汉书》有牌记题“同治八年（1869）九月金陵书局校刊”，将本札系于同治八年九月之后而无法再确切。《日记》载，同治八年十一月“丁酉……得杨石泉方伯书……又得马谷山制府寄赠前后《汉书》各一部”（第125页）；十二月“庚子……与马谷山制府书”（第125页）。与札中自称是在收到杨昌濬转致的前后《汉书》各一部之后给马新贻复信完全吻合，则本札当作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庚子；由此看来，马新贻在两《汉书》刻成之后不久就赠送俞樾各一部，从而使浙局任刻诸史得以与之统一。而至同治九年六月“丁巳……马谷翁制府寄余《史记》一部，由涂观察寄杭州刘听襄前辈处，先记于此，拟属孟兰艇往取也”（第147页）。可知后来马新贻如俞樾所请赠送了《史记》。

《尺牍》卷三“与丁雨生中丞”一篇曰：

日前承存问，草草就名纸作数行奉复，定照入矣。病中偶思得一事，辄以闻诸左右。王兰泉先生《金石萃编》版见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观察曾印一部见赠，止缺一百七八十叶耳。此书虽不免有错误处，要是国朝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无存。阁下何不移置书局中，觅初印善本，将所缺叶翻刻补全，计其费不及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观矣，亦苏局之光也，阁下其有意乎？（叶十四）

青浦人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以著录历代碑刻为主（兼及少量铜器铭文）。碑文按时代为序编次，详载行款形制存藏等信息；碑文后附存散见于各种金石书、文集中的相关题跋；最后为编者的考释案语。是我国古代此类著录书籍中体例较为完备的一种。该书嘉庆十年（1805）初刻完成，版存上海道署（据本札）；又有同治十一年（1872）补修本。笔者曾据本札言该书“缺一百七八十叶”并建议丁日昌在江苏书局“将所缺叶翻刻补全”，系本札于同治十一年补版完成之前。《日记》载同治九年七月“丙寅。与丁禹生中丞书，议以上海道署所存《金石萃编》版归之书局，补刻完全”（第148页）。据此可知，本札作于同治九年七月初二日丙寅。嗣后，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先因协办天津教案事北上，又于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日起丁母忧，直到同治十三年夏服阙除制，则补刻之事实未能在丁日昌主持下完成。仅“一百七十八叶”的缺版，从起议到补成跨越三年时间（同治九年至十一年），可见清末文化事业之落实已非易事，这在未对该札做出确切系年之时则是无法探知的。

《尺牍》卷五“与日本儒官竹添井井”一篇曰：

鹤望方殷，鱼书忽贲，始知归帆安稳，吟席清闲，遥企东瀛，良用欣慰。惟尊处发书于十月十日，而敝处得书亦十月十日，中东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几日也。来书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龄，湖海豪情，为之小减。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迹，当在明年春夏间矣。承寄赠安井先生《论语集说》，采择精详，传作也。拙著各书，想贵国具有之，谨寄奉新刻之《曲园杂纂》五十卷，伏希鉴入。（叶七至八）

这封写给日本人竹添光鸿的函札，是《尺牍》一书中所收录的唯一一通写给外国人的书信，可知俞樾对与此人交谊的重视。笔者曾据札中提及新刻成《曲园杂纂》五十卷一事，将本札系于光绪二年（1876）。然而遍检《日记》光绪二年各条，未见有与竹添光鸿鱼雁往还的记载。实则光绪三年四月，俞樾曾为竹添氏的中国游记《栈云峡雨日记》作序曰：“井井重意气，喜交游，在海外知余之名，及至中土，访余于杭州诂经精舍，不值。又至吴下寓庐春在草堂，始得修相见礼，而以此问序焉。”是俞樾光绪三年才与竹添氏初见，知晓其有“游禹迹”之事，则这封盼望他“再游”的信札不会作于光绪二年。而《春在堂词录》卷三【采绿吟】一阕序曰：“日本人竹添井井航海至中华，访余于春在堂。及归国后，又寓余书，并以彼国安井仲平所著《论语集说》见赠。书中历言病妻稚女，消耗壮怀，重游禹迹，未知何日。余得书以光绪三年十月十日，而其发书也，在彼国为明治十年，而亦是十月十日。中东之宪不同，不知彼国十月十日，当中国何日也？漫书此词，于其书尾。”（叶十二）更明言是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十日收到那封明治十年10月10日发出的东瀛来函。前之考证，实属失察。

有了俞氏日记的佐证，从前仅能大体系年的俞氏手札，有不少已能找到确切的写作时间；曾经误作系年的信札，亦有确切证据可资订正。而这些内容详实、情真意切的手札，与日记纲举目张式的“与某某书”条文一经结合，恰如枝干上长出片片生机盎然的绿叶，这对于还原出俞氏与人交往的细节全貌和相关事件的始末因果（历史学是最讲求时序和因果的），对于深入了解其人其事其情，都是非常必要的文献基础。

（二）利用他人日记为俞札系年

相较于其享寿八十六龄的漫长人生，曲园老人日记的存量还是太少，要考证早于同治六年或晚于光绪二年的时段中俞氏所作信札的具体时间，则需要依据其他资料。幸而晚清士人有记日记习惯者不乏其人，如俞札的收信人有日记存世，则同样可以作为第一手的资料使用。

1．傅云龙日记与俞札

懋元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手书，知博望仙槎，即将发轫，临风怀想，神兴俱驰。合肥相国已有复函，一接风裁，盛有称许，知其倾倒者深矣。东瀛人士知有贱名者固多，而弟则所识甚尟，今亦无可致书。从者到彼，遇彼中学者，如道及贱名，言曾有周旋之雅，虽不足为台端重，或亦声气之引喤乎？日前恽太夫人曾以《落叶》诗索和，率赋四章，颇似为衰朽写照，因索观者众，遂付剞劂，以代胥钞，今寄上廿纸，藉博一粲，彼中人士亦可以此贻之。手此，布颂勋安，顺送吉行，诸惟雅照不宣。

愚弟俞樾顿首。

按，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清廷考试出国游历人员，傅云龙列名第一；七月十日奏派游历，傅氏游历之国为日本国、美利加合众国、秘鲁国及巴西。九月二十六日，由上海乘船出发。札中称“博望仙槎，即将发轫”并提及“东瀛人士”云云，则当指傅氏此次行历，因知本札当作于傅氏出发之前不久，这一时段也与札言赋和《落叶》诗的节候相吻合。据本札可知，当是傅云龙即将赴日游历而请俞樾为之作函引介。俞氏自光绪九年（1883）编成《东瀛诗选》后在日本国声名日著，从《春在堂诗编》来看，亦有不少日本人成为其诗作投赠的对象；但与他真正见面相识者并不多。因此俞樾以近作“《落叶》诗”印本为媒（“彼中人士亦可以此贻之”），也算是合宜的书生人情。

2.江瀚日记与俞樾诗札

叔海先生以诗见赠，次韵奉酬，即希吟正衰翁八十鬓如霜，余今年七十八，计闰则八十矣。惭愧先生属望长。河海鬼难逃世运，无何有或是吾乡。纷纭时局同流水，荏冉年华付电光。造物不须留此老，原诗云：“天为吾徒留此老。”颓龄未足养虞庠。磬圃叟初稿。

按，诗笺署名“磬圃叟”，是俞樾较为少见的别号。诗注称“余今年七十八”，则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年二月初三日，江瀚到苏州，初五日起与俞樾有频繁往还，其中十一日“赋长句呈俞曲园先生”，次日则收到俞樾和诗。江瀚原韵即《赠俞荫甫山长》一首，诗曰：“别来八度易星霜，吴下重逢感喟长。鬼运惊心王裕术，人师延颈郑公乡。欧罗空变风云色，洙泗终悬日月光。天为吾徒留此老，依然弦诵满胶庠。”味江氏诗意，当作于与曲园老人见面后不久，则俞氏此和诗应即为二月十二日江瀚收到者。

3.潘祖荫日记与俞札

《丹泉海岛录》，尊处有全部，乞借一阅。外，樱花诗呈教。手此，敬颂台安。

樾拜上。

郑盦尚书。

按，徐景福著《丹泉海岛录》四卷，有光绪四年（1878）遂昌徐氏刻本，俞樾商借此书必在之后。樱花是最常出现在曲园老人笔端的日本风物，《春在堂诗编》中共有三题专咏樱花，又有六首与樱花有关。其中《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乙丙编）的《咏日本国樱花》七律四首为俞樾首次吟咏；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才再赋樱花诗；此后几年暮春，樱花诗虽都会出现在俞樾笔下，而潘祖荫（卒于1890年）已无缘再见。故本札应即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春的樱花季节。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潘祖荫日记记道：“曲园来借《丹泉海岛录》。”据此可知本札的确切时间。

以上三札落款均无年月日，若无各位收信人日记为参照，则至多只能考察出年份，不可能精细到准确的月日。当然，与俞樾本人的日记相比，收信人日记呈现出的时序对于精确定位俞札时间可能会有一定时差（即至少存在信札投送所需时间），就如上引俞樾致傅云龙札那样，只能推导出一个时段而不是具体的日期，好在这样的结论已经无碍大局。

二、从日记与俞札对读看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

日记这类文献虽然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如前举对书札的系年；但是日记并非每日生活的“全息化”记录，而是经过作者的主观选择与过滤，因此会有遗漏甚至刻意的屏蔽；而且由于作者闻见所限，也可能导致所记信息不够准确。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已是文献学领域（特别是辨伪学）公认的法则。对于有着第一手资料价值的日记资料，同样需要坚持以该准则来审视考辨。以下以相关日记与俞札的对读为例予以揭示。

（一）俞樾日记与俞札的对读

某年元旦，俞樾曾致李瀚章札曰：

小荃大公祖年大人阁下：

揖别武林，瞚又星回岁转矣。遥惟玉帐高搴，冰壶清对。写便宜之表，天语温多；张吉利之旗，军门春满；引瞻辕戟，莫罄轩鼚。令弟少荃相国，想频有信来。闻正月中即赴任武昌，未知果否？樾度岁吴中，一无佳况，腊灯如粟，冻笔不花，仍借故书，以销短晷。前得书局同人书，知《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三国志》，苏局谋开雕《明史》。吾浙《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率尔布及，未知尊意有当否？手肃，敬请台安，虔颂春祺，伏惟惠察不宣。

治年愚小弟俞樾顿首谨上，元旦试笔。

俞氏此札同样事关合刻《二十四史》一事。据札言“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可知，作札之时兹事尚未成定议（则显然早于上引同治八年末写给马新贻的信函）。笔者曾根据札中提到李鸿章正月中赴任武昌，而《清代职官年表》载，李鸿章同治六年正月由江苏巡抚迁湖广总督，未到任，直到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一日方始抵任，将本札系于同治八年正月初一。然核以《日记》，同治八年正月癸酉朔，是日仅记“癸酉，雨”（第89页），初四日“丙子……与李小荃中丞书”（第89页），则直到正月初四日俞氏始作致李瀚章书一通。《日记》既与原札不同，则需要其他资料证明何者为是。恰好本年二月适逢李瀚章之母七十寿辰，俞樾为作楹联、寿序称贺，并于正月“丙申……与李筱泉中丞书”（第91页），信中称：

元旦手肃一笺，奉贺春祺，定已照入矣。二月初吉，为太夫人览揆良辰。洪惟我国家中兴伊始，应五百年名世之期，适当太夫人庞褫延洪，届七十载古稀之候，阁下与少荃相公任兼将相，威镇东南，而哲弟观察、都转诸公又皆凤举鸿轩，同佐熙朝景运，门望甲乎海内，歌颂遍乎人间。虽浙水东西，未得安舆戾止，而慈云一片，覆露无垠。大君子景星福曜所照临，即太夫人冬日春风所煦被。吾浙士女，瞻拜南陔，天竺烧香，不如军门献寿也。樾以小事，句留吴下，不克先期趋赴。歌《白华》三章，为太夫人寿，辄撰楹帖一联以献，词旨浅薄，不足揄扬万一，甚愧甚愧。

两札所言相佐证，可知前一札作于元旦当日无疑。

又如，某年八月二十八日俞樾致应宝时札云：

敏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

昨接手书并志书等，知尊体偶尔违和，甚以为念，未知近已霍然否。贾云翁书读悉，局中诸事猝难齐集，令人闷闷。阁下旌节，容易超迁，即补帆可见。鄙人琴剑，亦殊无定，官场讲舍，彼此萍踪，非如土著诸公可与持久也。随时饬催，得早日蒇事，幸甚。日从事《水道志》，其五年间开吴松江一案已钞得否？从速为荷。稿中夹有一纸，是元二年开吴松江事，未知即此否。又云有俞塘案，亦须查明，务祈转致局中，即行钞示，以便纂录也。王补帆交卸未有日期，渠不航海，如无庸进京，即自浙赴粤矣。小壻即补帆之郎金陵应试，至今未还，亦颇念之。令爱忽得痴疾亦奇，近来此病颇多，何也？二小儿至今末愈，而夏间忽有旬日稍差，鄙人可望抱孙矣，亦一奇也。手此，布请台安。

年小弟樾顿首，八月廿八日。

此札是俞樾主纂《同治上海县志》期间所作，笔者根据札中提及王凯泰由浙江按察使迁广东布政使一事，将本札系于同治六年（1867）。然核以《日记》，同治六年八月辛巳朔，二十八日下仅有“戊申，雨”三字（第29页），二十九日“己酉，晴。与应敏斋书。”（第29页）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写的此信。若将札中“昨接手书并志书等”视作确指（而非泛指前几日），则本月二十七日《日记》仅记：“丁未。与王补帆亲家书，并与长女锦孙书。”（第29页）亦无收到应函的记载。前次记录收到应札，则是本月十六日“丙申……得应敏斋书并志稿，始知王补帆升粤藩矣。与敏斋书、补帆书、子原书。”（第28页）由于俞樾当日就给应宝时写了回信，则本札当不是对八月十六日所收应札的回复；而两者之间十余日的时差，已足够分处苏沪的二人再次鱼雁往还。

综合此例与上引元旦日致李瀚章札之例判断，这两处《日记》所记日期为投递时间的可能性极大，故均稍晚于原札落款时间。

虽然这种日夕之间的时间差距不至于影响到对史实大体的复原，但是史料互有参差还是应当引起重视的；而相应的考察辨析也是必要的史学训练。所以本文特别拈出此类例证，希望大方之家不至于嗔怪笔者琐碎。

（二）他人日记与俞札的对读

同样的，以俞札参核他人日记，也会发现日记不尽全面之处。如俞樾致缪荃孙札曰：

筱珊仁兄世大人阁下：

连日阴雨，弟明日即有杭州之行，未及趋候为歉。附去《自述诗》一本，自道平生，只算预分行述耳，一辴。手此，敬颂台安。

世愚弟俞樾顿首，初九日。

按，光绪十五年五月，俞樾著成《曲园自述诗》一百九十九首。札称“《自述诗》一本，自道平生，只算预分行述耳”即指此书。札云“明日即有杭州之行，未及趋候”，则知缪氏时在苏州。本年缪氏主讲南菁书院，曾于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一过苏州，此行未与曲园老人谋面，且与俞札“初九日”的时次亦不合。又于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五日在苏州逗留半月余，遍访知交；其间九月朔日有“出拜俞荫甫年丈”之举；且据缪荃孙日记，九月三日至九日苏州阴雨连绵，与本札“连日阴雨”之说吻合。而本年九月末俞樾从杭州归苏州，则本札应即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初九日俞氏赴杭授课之前。然而缪氏日记失载收到俞氏札与书一事。

又一札曰：

筱珊仁兄世大人阁下：

昨承赐新刻各书，皆精绝，奉持把玩，欣喜无量。兹附上拙著《茶香室三钞》一部，未知去年曾以呈教否？实则琐琐，不足登大雅之堂也。所刻《经说》十六卷，记已奉览矣。手肃，布请开安。

世愚弟俞樾顿首，二月廿七日。

按，光绪十四年正月，俞樾《茶香室三钞》二十九卷成书；二月，又成《茶香室经说》十六卷，俞氏有序自述此作缘起。本札既提及赠阅两书，则当在之后。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缪荃孙抵苏州，次日晤曲园老人，二十六日“检新刻书，分贻同人”。而俞氏此信恰作于次日（二月二十七日），并称“昨承赐新刻各书”，故可以确定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无疑。据日记，缪氏二月六日收到“印书人送印出朱本《集古录目》白纸四十本、墨本白纸壹百本、竹纸陆拾本。墨本《定海遗爱录》白纸二十本、竹纸五十六本”，两书均收入缪氏辑刻《云自在龛丛书》中，则札称“新刻各书”最有可能是这两部书。惟俞氏谢札与赠书事，缪氏日记亦失载。

通过以上几则日记与俞札的对读可知，日记资料的精确性与完整性都可能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日记这类第一手文献也不是百分百可靠。因此在使用日记文献时，为保证资料的有效性和史实的准确性，仍应尽量为之提供佐证，亦即“孤证不立”的考据学原则同样适用于日记资料。

三、从多位当事人日记之差异看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

既然日记这种文献也需要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等做考辨，以保证使用此类资料的有效性，那么以多位当事人之所记互相考证，或许会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既“能多视角还原日记所记事件的情境”，又“能呈现不同记录者记录的差异”。

以下仅以俞樾《春在堂日记》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所记同治六年（1867）中两人诸次见面之情形为例，以见这种记载上的差异，并尽量还原事件的情境（见表1）：

表1

从表1罗列的记述差异中可以看出，由于记述者身份与关怀之不同，对于共同参与之事件的记述也颇有不同：即如对于六月十一日的游历，俞樾以大量笔墨（表1中划线的文字）记录下赵烈文为他讲述的太平军兴期间清军克复金陵之日的情形，而这些内容对于讲述者赵烈文本人，则显然无需再及。而赵氏日记里不见于俞氏笔下的“晨起，荫甫、子密至，促到太平门候涤师来同游。余时未饭，因请先发”一段，则可借以洞见俞氏对此次出游的兴致之高。至于俞樾日记中失载他与赵氏相见一事多达九次（这其中有4次是俞樾主动往见，另外5次则是赵氏主动前来，可知两人尚属对等交往的关系），个中原因，可再玩味。

此外，对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那场聚会的记载，曾国藩记曰：“午正请俞荫甫便饭，陪者：山长周缦云、倪豹岑二人，书局张啸山等六人，及莫子偲等，凡二席。申初散……是日自午至三四更，大雨不息，深透极矣。唯天气太寒，又虞水潦为灾，亦殊虑之。”莫友芝记曰：“雨竟日，答伯雅、荫甫，遂赴湘乡公午饮之招，以荫甫来，大集诸名士也。”张文虎记曰：“雨，骤凉。节相招饮，同集：俞荫甫太史、周缦老、倪豹臣、汪梅老、莫偲老、刘伯山、叔俯、唐端甫、钱子密、赵惠甫、李壬叔、刘开生十三人。申刻返。”对于六月十一日的泛游，曾国藩记曰：“是日请幕友至玄武湖看荷花 。辰刻，余出门，先拜将军。巳初至太平门与诸幕客相会。同坐小船，每船约受三人，长约八九尺穿行于荷花之中。自太平门外行三里许，登麟洲一望，旋复下船。麟洲之西北为趾洲，为老洲；其西南为长洲，为新洲。洲上向有百余家，乱后复还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许，至神策门登岸进城。凡行荷中八里许。天气阴而微雨，既不湿衣，亦无烈日，宾主乐之。自神策门行至妙香庵，约十里许。午末置酒，申初散。送俞荫甫、彭丽生自此赴上海……三更后大雨入注，直至次日辰刻，曾少停。深虑淫霖为灾，焦灼曷已！”这两日的大雨在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曾国藩心中引起的振荡（事关民生），显然不是仅为幕僚或山长的众人所能比拟的。其中意味，当可深究。

不同当事人对共同参与或相关的事件记载不同，这是常有且属常情的现象。那么揭示造成差异的原因，则应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同时也可能是难点。

同治七年八月二十日莫友芝日记载：“俞荫甫来访，即往访之，并不相直。”而同日的俞樾《日记》曰：“甲子。李雨亭方伯、庞省三、王晓莲、桂芗亭三观察来。戴子高来。赵惠甫来。出拜客，见曾师相、钱子密、周缦云前辈、刘治卿太守。又至书局，见张啸山、唐端甫、戴子高。”（第71页）友朋往还稠密，却并未见莫氏。同治八年正月丙申，俞樾《日记》载“出拜客，见潘季王、朱朴山” （第91页）；而同日赵烈文的日记则记曰：“俞荫甫来答候，不晤。”其实俞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书例”：“凡客来，不见则不书”（同治六年正月丙辰，第2页）、“是日，出拜客，见汪柳门庶常暨姚松泉舅氏。其余不见，不见则不书”（同治六年正月己未，第2页）、“得马谷山抚部书、杜小舫观察书，不书月日，书无月日也”（同治六年正月丁卯，第3页）、“许星尗鸿胪来，未见。往拜，亦未见，而书，以自远来也。凡四方君子自远而来，虽未见，书焉”（同治六年正月辛未，第3页）。可知《日记》中没有记载他和莫氏的往还与他去拜访赵烈文一事，乃书例（“不见则不书”）使然。这样看来，对一个人生活全景全貌的重现，亦不是仅凭其一人之日记可以完成，而需要更为多种多样的文献一同去拼合复原。

罗志田曾从“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等角度，说明历史学研究所使用的资料的特性与使用之方法。由此说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日记（也包括函札）这种“碎片化”特征明显的史料的价值问题，而是如何通过不断“扩充”、尽量拼合、相互参验等手段，用这些历史“碎片”准确还原出事件发生之时的历史现场，以期最大限度呈现其价值。

四、结语

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这段话从治乱存亡的角度，对积累日夕之小事的意义给出至高至大的评价。而日记恰好是一种由当事人亲自经历的小事逐日积累起来所形成的微观史料。虽然如上文所言，存在一些有效性方面的问题；但是透过日记，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努力奋斗，一个家庭的生存景况，一个家族的繁衍升降，一个时代的兴衰治乱。他们的人生，未尝不会是我们的人生；他们的困厄，未尝不会是我们的困厄；他们的解决之道，未尝不会给我们以启示。这些被前人记录在案的生命痕迹和微观史实，和其他史料一起，共同构成历史图景的全貌，也是观照今日、展望（并镜鉴）未来的另一种视角。

此文原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