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这四十年做过什么?
…文…肖汉
日前，台湾资深文化人詹宏志携新书《旅行与读书》亮相上海书展，并出席了“一段勇敢前行的人生：詹宏志台湾冒险记（1974-2005）”的主题演讲，讲述了自己几十年来亲历的台湾往事：滚石、城邦、台湾电影新浪潮，古龙、金庸、陈映真、痖弦、张大春、罗大佑、杨德昌、侯孝贤……台湾文化四十年，恋恋风尘、如数家珍。
詹宏志， 1956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台大经济系毕业，敏锐于社会趋势，掌握着如何将文化转换成商业力量，不论在什么领域，总能开创新局，引领台湾新文化走向。梁文道曾说过：“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在这次的演讲中，詹宏志第一次对大陆观众现场“坦白”：这四十年，我到底做了什么？
文学：
被古龙灌醉，“绑架”金庸
1975年，詹宏志到当时台湾的知名文艺杂志《幼狮文艺》工作。当时他是一个18岁的杂志社学徒，两个师傅是痖弦和周浩正。《幼狮文艺》是当时“台北文坛的中心”。各种作家，各种他以前读书看到的人都在那个屋子里出现，“而且每一个人都讲黄色笑话”。
詹宏志谦称自己是糊里糊涂进到台北文坛最核心的，“我每天被派去各种作家家里去拿稿子，派来派去，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所有最伟大的名字我都认得。”
1970年代台湾的报纸副刊由于痖弦和高信疆先生两个人的竞争，产生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为获得作者资源，当年还是“小朋友”的詹宏志为邀稿，曾被古龙灌醉；为获得专访，曾被派去“绑架”金庸。
电影：
新浪潮电影幕后推手
詹宏志说，在他做出版的时候，台湾新电影还没起来，1980年代，台湾电影的拍摄环境很难，前提错综复杂。所以他利用自己的经济学背景与对电影界的观察，写了篇《侯孝贤经济学》的文章，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投资侯孝贤比投资成龙安全，拍摄文艺电影不会赚大钱，但是花的钱很少。他说服制片人拍摄《悲情城市》，为了节省成本，吴念真、张大春等众多朋友友情参与电影拍摄，甚至两个人因为同穿一件西装戏服不能同时入镜。詹宏志说，这可苦了片中的职业演员梁朝伟，因为他每次都能够精准走位，“而我们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梁朝伟完全不知道我们每次会在哪里，要一遍遍对戏。”
对于这段电影往事，詹宏志说：“后来我到大陆来，年轻学生常常会问我台湾新电影的故事，一开始我其实有点尴尬，这故事我已经不太讲了，一个原因是，当年我在和杨德昌、侯孝贤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很潦倒。所以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一个想帮忙的朋友，现在他们都已经变成大师，再讲这些话就好像沾光一样，有点尴尬。第二个当时这些工作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事情会很伟大，只是想着这么有才气的朋友，他不可以没有戏拍，他拍戏我们都要帮忙。我们是没有算计的，我们一无所有，也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有这种天真，你才能用那么少的资源做出这些事来。”
音乐：
遇见罗大佑开启演唱会先河
詹宏志进入滚石唱片，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罗大佑。当时的罗大佑看起来不是唱片公司会打造的歌手类型。但是，詹宏志从纽约得到的经验告诉他，要用美国做摇滚的方法来做罗大佑，要把鲍勃·迪伦的演唱会形式搬来台湾。
詹宏志给罗大佑筹办了一场属于摇滚歌手的演唱会——没有群星唱歌，没有魔术表演。他找到可口可乐这样的赞助商，租借了音响设备，联系了电影公司的剧组做舞台。就这样，他办出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开启了台湾的演唱会时代。
出版：
像办律师事务所一样做出版
作为一位资深出版人，詹宏志有着明确的出版理念。他一直在摸索出版的工作方式，希望能把出版社变成像律师事务所一样，背后有一个共通的管理机制，但是出版是一对一独立的，垂直的，都是一个个不同出版人的出版作品。他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机制进行管理，每个出版人都可以自己调节。他把这称之为“花园主义”——自成一个生态，不过内藏秩序，以人为秩序，发挥各自的潜力。
互联网：
认识新力量，尝试新事物
2000年，我意识到每天送货物到达客户手中，所以进入到电商这个领域。我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所以2005年我离开了城邦，退出了出版界，我并没有觉得我是改行，而是行业在一点点地改。我当然认识一些新的力量，走入电子商务也做了很多新的事，也从台湾做网站做到美国、泰国等等。
詹宏志说：“我的人生遭遇比想象更离奇，不是我做了很多努力，是那个社会高速变迁时，它的扭转带动了我们所在的位置。我当时有一个机会见识到1970、1980、1990年代的各种风景。1970年代是大家一无所知到摸索，1980年代看到社会力爆发，1990年代开始向先进社会前进，然后里面有各种幻灭和觉醒，我们要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新一代朋友。”